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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P156)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政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政治现象的联系的。

　　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100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100，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440—441页）

　　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政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泛泛地谈论国家，即谈论他认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P157)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笼统的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政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政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政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划出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忽略了，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政策问题所能提供的全部东西，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442—443页）“欧洲各国政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violenceàla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政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quelque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某些(P158)政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政策……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421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379页opulence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456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第1卷第265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P159)“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P159)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就是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

　　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反对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政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P160)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

　　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政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之间（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

　　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P161)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政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当然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另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331、323页和第283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298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P162)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整个生产！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P163)[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