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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过剩人口问题有关的，是机器的作用问题。

　　艾弗鲁西热心地谈论西斯蒙第关于机器的“真知灼见”，认为“把西斯蒙第当作技术革新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第7期第155页），认为“西斯蒙第并不敌视机器和发明”（第156页）。“西斯蒙第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并非机器和发明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有害，它们所以有害，只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第155页）

　　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评价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证明，民粹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浪漫主义者，不了解浪漫主义所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和科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比浪漫主义更高明。但是，如果说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还只限于进行这类粗浅的批评而不了解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就完全不可原谅了。(P149)

　　艾弗鲁西在这一方面（即在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最新理论的区别问题上）[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而是《俄国财富》的那位经济学家，他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在这种制度下的作用。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就会注意到，西斯蒙第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出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理论的不同处，就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艾弗鲁西就会懂得，西斯蒙第用机器“有利”和“有益”的条件问题来代替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P150)问题，自然就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危险性”的学说，呼吁必须“阻止”、“节制”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变成了一个反动者。不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最新理论认为西斯蒙第的学说是反动学说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最新学说（即马克思的学说）是怎样论述机器生产的。我们介绍读者去看一下尼·季别尔的上述著作的第10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第11章《机器生产理论的研讨》[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单位和100个单位之间的区别。”（第495页）]，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P151)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

　　也许读者要问，这样分析西斯蒙第对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的看法，这样概括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同”的新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我们现在就拿自以为严格运用最新理论的最著名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先生为例来看看这种“赞同”吧。大家知道，尼·—逊先生在《论文集》中把研究俄国纺织工业的资本化当作自己的专门任务之一，而这种工业的特征恰好是使用机器最多。试问，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很多方面都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最新理论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由于同样原因，也才没有引证《资本论》而引证了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的季别尔的著作（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看到，最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机器工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事实作了历史分析。尼·—逊先生是否提出过俄国机器工业的产生问题呢？没有。固然，他曾经指出在机器工业之前有过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厂”[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以前那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觉察(P152)到”，按照科学术语不能把以前那个阶段（家庭手工生产或资本家作坊中的手工生产）称为工厂，只能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

　　读者不要以为这个“疏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尼·—逊先生就把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它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机器工业的真正地位。如果尼·—逊先生所持的是这个理论的观点，他还会把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胜利说成是谁也不知道的“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吗？（第2、3、66、198页及其他各页）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斗争。关于这个斗争，尼·—逊先生只字不提，虽然根据他自己引证的话，在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第79页）纺织工业中，正好发生了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这种更替，但是，尼·—逊先生却把它歪曲为“资本主义”更替“人民生产”。事实上，他对机器工业的实际发展问题丝毫无兴趣，并且用“人民生产”的幌子来掩盖完全适合西斯蒙第口味的空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根据欧洲也有过的、政府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事实，来谈论“培植资本主义”吗？（第331、283、323页及其他各页）试问，他是在仿效同样谈论过“培植”的西斯蒙第呢，还是在仿效研究过机器工业如何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最新理论(P153)的代表呢？第三，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在纺织工业中）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忽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手工业”中的存在吗[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真正信奉这个理论，并想对这种也是“人民生产”稍微作些科学分析，那他怎么会把俄国社会经济涂成一幅苏兹达利式的图画[45]呢，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民生产”和脱离“人民生产”而仅仅拥有“一小群”工人的“资本主义”。（第326页及其他各页）

　　概括起来说：从机器工业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区别的第一点来看，尼·—逊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前一种理论的信徒，因为他甚至不了解提出机器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产生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又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他以“人民生产”的空想代替了历史分析。

　　第二点谈的是最新理论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这一问题尼·—逊先生甚至不想去分析。他对资本主义满腹牢骚，因工厂而痛哭不已（完全象西斯蒙第因它而痛哭不已一样），但他对工厂[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以前那些阶段加以对比。新理论把机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这个(P154)观点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也不可能提出，因为这一问题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事实进行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尼·—逊先生却干脆以“人民生产”……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根据尼·—逊先生关于俄国纺织工业资本化的“研究”，提出尼·—逊先生怎样看待机器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已经从西斯蒙第那里知道的东西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尼·—逊先生承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一点还不承认！），这也是西斯蒙第所承认的。尼·—逊先生说，有害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说的。尼·—逊先生认为“我们”在使用机器时忽略了生产应该适合“人民消费能力”，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而已。尼·—逊先生再没有谈出更多的东西。关于最新理论所提出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尼·—逊先生根本不想知道，因为他既不想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更替（即使是用他所举的纺织工业的例子），也不想研究在该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作用。

　　总之，在机器问题这个理论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上，尼·—逊先生也抱着西斯蒙第的观点。尼·—逊先生完全象浪漫主义者一样议论问题，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反复引证。

　　不仅纺织工业一个例子是这样，尼·—逊先生的全部议论也是这样。只要回忆一下上述面粉生产的例子就够了。指出使用机器，只是尼·—(P155)逊先生感伤主义地抱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借口。对机器工业引起的社会制度中的那些改革（它确实在俄国引起了这样一些改革），他根本不想去分析。关于这些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进步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对尼·—逊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更适用于其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因为直到现在，民粹主义在机器问题上还抱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观点，用感伤主义的愿望代替经济分析。(P15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