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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斯蒙第从他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三个错误结论是关于危机的学说。从西斯蒙第消费决定积累（生产的增长）的见解中，从他对社会总产品（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实现所作的错误解释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用生产和消费的不适合来解释危机的学说。西斯蒙第完全坚持这种理论。洛贝尔图斯也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说法稍微不同，他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并且他也象亚·斯密那样不正确地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工资和“租金”（按照他的术语，“租金”就是额外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P132）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抹杀这种区别，搅乱问题。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把它看成只和资本主义总生产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些人实际上拥护第一种理论，同时又以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借口来掩护自己，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显然，这些人没有好好想想这两种理论的区别根子是什么，没有真正懂得第二种理论。例如，尼·—逊先生（更不用说瓦·沃·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在我国著作界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已经指出他们是西斯蒙第的（P133）信徒（《工业危机》第477页。对尼·—逊先生则加了“看来”这个奇怪的限语）。但是尼·—逊先生在谈论“国内市场缩小”和“人民消费能力降低”（他的论点的中心）的时候，也提到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显然，这种引证只不过表明这位作者具有善于作不恰当的引证的能力罢了。例如，凡是熟悉他的《论文集》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他的这段“引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论文集》第178页）读者也会记得，尼·—逊先生想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同上，第203页及其他各页）和危机（第298页及其他各页）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我们已经说明，这段话什么也没有证明）时，却把他引证的那个脚注的末尾一句略去了。这段引文是《资本论》第2卷第2篇手稿中的一个注。插入这个注是“准备以后更详细地加以阐述”，而手稿的出版者把它放到了脚注中。在上面那段话之后，这个注还写道：“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扯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的……（P134）

　　艾弗鲁西的文章的另一企图，是援引最新学说来抹杀两种理论的区别和捍卫陈旧的浪漫主义废物。艾弗鲁西在引用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时，指出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俄国财富》第7期第162页）。他说得极其隐晦和矛盾。一方面他重述对立理论的论据，认为国民需求并不以直接消费品为限。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解释“只指出了使国民生产的分配难以适合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因而读者就会认为，危机只有用“分配”才能解释，而西斯蒙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完全指出阻碍这种分配的种种原因！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并未以上述解释为限。在《新原理》第1版中，我们就已看到大有教益的一章，标题是《关于市场的知识》。西斯蒙第在这一章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揭示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的基本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只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能解释得如此清楚。”（同上）艾弗鲁西在引证厂主不能了解市场这几段引文时说，“恩格斯的话几乎和这完全一样。（第163页）——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厂主不能知道需求的引文。然后艾弗鲁西还引证了几段关于“在建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方面的其他障碍”（第164页）的话，他硬说：“这就提供了一种日益成为权威性的对危机的解释！”艾弗鲁西甚至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是那些后来阐发得更彻底更明显的观点的创始人。”（第168页）

　　但是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危机是什么？是生产（P135）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弗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硬说恩格斯说的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西斯蒙第“对危机作了同样的解释”！艾弗鲁西写道：“因此，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竟忽略了西斯蒙第学说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第168页）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忽略[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P136）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决不能以普遍幸福[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竭尽全力来抹杀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的区别。这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适当的，认为它是一条（P137）“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而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十分幼稚地说出的正是这种见解。他说，如果资本积累得慢，这还可以忍耐；如果资本积累得快，这就不能忍受了。相反，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

　　读者看到，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两种“观点”的区别……

　　我国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拾起西欧早已抛弃了的陈旧的废物，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企图使这种废物重新发挥作用，时而公开替西欧浪漫主义者渲染，时而在不恰当的和歪曲的引证的掩饰下偷运浪漫主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不会被揭发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结束对西斯蒙第的基本理论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理论结论的叙述时，应该作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个补充又是与艾弗鲁西有关的。他在另一篇论西斯蒙第（第1篇的继续）的文章中说：“西斯蒙第对各种收入的看法更有意思（与关于资本的收入的学说相比）。”（《俄国财富》第8期第42页）他说，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一样，也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土地和生产工具占有者，另一部分归劳动者。”（同上）接着他又引证了西斯蒙第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西斯蒙第不仅把国民收入而且把整个产品都作了这样的划分：“年生产，（P138）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等等（《新原理》第1卷第105页，转引自《俄国财富》第8期第43页）。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上引各处清楚地证明，西斯蒙第完全领会了〈！〉在最新经济学家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民收入分类法，即国民收入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劳动的收入（arbeitslosesEinkom-men）。虽然一般说来，西斯蒙第对收入问题的观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私人经济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区别。”（第43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上引那一处清楚地证明，艾弗鲁西完全领会了德国教科书的高见，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于个人收入这一问题的理论上的困难。艾弗鲁西说话是很不细心的。我们看到，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把某一学派的理论家叫作“最新经济学家”。读者一定会以为他这一次还是指的那些理论家。事实上作者在这里完全另有所指。现在充当最新经济学家的已经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44]了。作者认为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就是替西斯蒙第辩护。艾弗鲁西的这些“最新”权威人士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

　　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根本不是“最新经济学家”的学说！亚·斯密把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第2篇第2章），使后二者正是作为非劳动的收入而与前者对立起来，称这二者为劳动的扣除（第1篇第8章），并且驳斥了认为利润也就是特种劳动的工资的意见（第1篇第6章）。无论是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或德国教科书的“最新”作者们，都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这一学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亚·斯密意识到他没有完全能够把国（P139）民收入从国民产品中分出来；意识到他陷入了矛盾：他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最新”经济学家们是在重复亚·斯密的错误，只不过使他的学说具有更加堂皇的形式（“国民收入分类法”），而没有意识到亚·斯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也许是学者的方法，但决不是科学的方法。（P140）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