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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法是不久前颁布的，才颁布了9年。1886年以前，根本没有罚款法，厂主想罚就罚，想罚多少就罚多少。那时厂主勒取的罚款高得惊人，靠罚款获得了大量收入。规定罚款有时全凭“厂主定夺”，无须说明罚款的原因。罚款有时高达工资的一半，工人要从挣得的每一卢布中交给厂主50戈比作为罚款。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除了罚款还规定了违约罚金；例如，离开工厂要罚10户布。每当厂主的买卖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违反契约，降低工资。他命令工头更严格地勒取罚款，剔除废品，结果等于降低了工人的工资。（P17）

　　工人长期忍受着所有这些压迫，但是随着大工厂，特别是纺织工厂的日益发展，随着它们对小作坊和手工织工的排挤，工人反对专横暴虐的怒火也日益强烈了。大约在10年以前，商人和厂主的买卖遇到了挫折即所谓危机：货物卖不出去；厂主受到了损失，便更加穷凶极恶地勒取罚款。工资本来就很少的工人已经不能再忍受新的压榨了，于是1885—1886年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三省开始了工人暴动。忍无可忍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向压迫者进行了狠狠的报复，他们破坏厂房和机器，有时还放火烧掉厂房和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等。

　　在所有的罢工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莫费·萨维奇·莫罗佐夫的著名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上的奥列霍沃车站附近的尼科利斯科耶镇）的罢工。从1882年起，莫罗佐夫开始降低工资，到1884年已经降低过5次。同时罚款也愈来愈厉害了：在全厂，罚款几乎占工资的四分之一（一卢布工资要罚掉24戈比），个别工人的罚款有时达到工资的一半。为了掩盖这种高得不象话的罚款，厂方在发生暴乱的前一年曾经这样做过：强行解雇那些罚款数达工资一半的工人，然后，甚至就在同一天又让这些工人来上工，并发给他们一个新的工资簿。厂方用这种方法来销毁那些记载着巨额罚款的工资簿。旷工1天要扣3天的工资，抽一次烟要罚3个、4个和5个卢布。工人忍无可忍，就在1885年1月7日扔下工作，接连几天捣毁厂主开设的店铺、工头绍林的住宅和其他一些厂房。这次上万工人（人数达11000）的可怕暴动使政府大为震惊：军队、省长、弗拉基米尔的检察长、莫斯科的检察长都立即赶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在和罢工者谈判的时候，工人群众交给这些官员一些“工人自己拟定的条（P18）件”。[21]工人在这些条件中，要求发还自1884年复活节起所扣的罚款，要求今后罚款不超过工资的5％，即在每一卢布的工资中不超过5戈比，要求旷工1天所扣的罚款不超过1卢布。此外，工人还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要求厂主付给工人因厂主的过失而未上班的工资，完全解雇工人要在15天以前通知，验收货物要有工人在场作证等等。

　　这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给予政府很深的印象，它看见当工人一致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一致行动的工人群众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厂主们也感觉到了工人的力量，因而比较谨慎些了。例如《新时报》[22]发自奥列霍沃－祖耶沃的消息中说：“去年的暴乱（即1885年1月莫罗佐夫工厂的暴乱）的意义，在于它立刻改变了奥列霍沃－祖耶沃各工厂和附近各工厂的旧制度。”这就是说，当工人一致要求取消这种丑恶的制度时，不仅莫罗佐夫工厂的厂主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甚至连邻近的厂主也让步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厂里也发生暴乱。该报又说道：“主要的是现在确立了对工人较为人道的态度，而在以前只有少数工厂管理人员才有这种态度。”

　　甚至《莫斯科新闻》[23]（该报总是袒护厂主，把一切过错都推在工人身上）也了解到要保留旧制度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不得不承认任意罚款是“激起极其可恶的违法乱纪行为的祸根”，承认“厂主开设的店铺简直是进行抢劫”，因此必须制定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

　　这次罢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对工人的审判而更加扩大了。有33个工人因罢工期间采取暴力行为和袭击卫兵（一部分工人在罢工期间被捕后被关在一幢房子里，但是他们破门逃走了）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于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城进行。陪审员们宣告所有（P19）被告无罪，因为在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其中也包括厂主季·萨·莫罗佐夫、经理迪阿诺夫和很多织工的证词——说明工人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虐待。这次法院的判决不仅是直接对莫罗佐夫及其管理人员的谴责，也是直接对一切旧工厂制度的谴责。

　　厂主的保护者大吃一惊，并且非常恼怒。同一家《莫斯科新闻》在暴乱发生后曾经承认旧制度太不象话，现在却完全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是最好的工厂之一，工人和工厂之间没有丝毫农奴制的或强制性的关系，工人来到工厂是出于自愿，离开工厂也无人留难。至于罚款，那是工厂中所必需的，如果没有罚款就无法约束工人，工厂就只好关门”。说什么全部罪过在于工人自己“放荡、酗酒、工作马虎”。法院的判决只会“使人民群众堕落”[注：厂主及其保护者一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工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一致反抗老板的胡作非为和压榨，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堕落”而已。当然，工人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不懂得自己的权利，那对老板是更有利的。]。接着《莫斯科新闻》感叹道：“但是同人民群众开玩笑是危险的。工人对于弗拉基米尔法院宣告无罪的判决会怎样想呢？这个判决转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工厂区。在法院刚宣布了判决就立刻离开弗拉基米尔城的本报记者，已经在所有车站上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这一判决了……”

　　这样一来，厂主们就极力恐吓政府：说什么如果在一件事上向工人让步，那么他们明天又会在另一件事上提出要求。

　　但是工人闹得更厉害了，因而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1886年6月公布了新的罚款法，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P20）罚款，确定了罚款的最高限度，并且规定罚款不应当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当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

　　很多工人不知道这个新的罚款法，那些知道新的罚款法的工人也认为减轻罚款是政府的德政，为此应该感谢当局。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管旧的工厂制度多么丑恶，只要工人还没有以暴动来反对它们，只要愤怒的工人还没有捣毁工厂和机器，还没有焚烧货物和原料，还没有殴打管理人员和厂主，当局是根本不会减轻工人负担的。只有工人采取上述行动之后，政府才感到害怕，才作了让步。对于减轻罚款的事情，工人应该感谢的不是当局，而是自己的同伴，因为是他们尽力争取而且争取到了取消那些非人的虐待的。1885年的暴乱的进程向我们表明，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反抗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不过必须注意更自觉地去运用这种力量，不要让它白白地浪费在对个别厂主的报复上，浪费在捣毁某家可恨的工厂上，而要引导这种愤怒和仇恨的力量去反对全体厂主，去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去同他们进行不断的顽强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的一些罚款法。要了解它们，就应该弄清楚下面几个问题：（1）法律准许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根据什么理由课处罚款？（2）法律规定多大的罚款数目？（3）法律规定什么样的课处罚款程序？——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谁能规定罚款？对罚款是否可以提出申诉？应该怎样预先向工人公布罚款表？应该怎样把罚款登记到工资簿里去？（4）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由谁保管？怎样把罚款用在工人的需要上，究竟用在哪些需要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5）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

　　我们一旦弄清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不仅知道罚款是什么，而且（P21）还会知道俄国各种罚款法的一切特别条例和详细规定。工人必须懂得这些，才能自觉地对付每一次不合理的罚款，才能向同伴们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这种或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因为工厂当局违反了法律，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有这些不合理的条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斗争形式去反对压迫。（P2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