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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牛奶业对农民状况的影响，我们在著作界对这一问题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常有的矛盾：一方面认为这种经营是进步的，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耕作技术，购买了优良工具；另一方面又说饮食恶化了，形成了许多新的盘剥，农民破产了。看过第2章的叙述以后，这些矛盾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知道，这种互相对立的评论是针对着互相对立的农民类别来说的。为了更正确地判断这个问题，我们且看一下按每户奶牛头数的农户分类资料（P242）[注：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中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这18个县里约有14000户没有按拥有奶牛的头数进行分类，因为这里农户的总数不是289079户，而是303262户。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还引用了黑土地带省份两个县的这样的资料，但是这两个县显然并不典型。在特维尔省11个县中（《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页），无奶牛户在份地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高（9．8％），而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则占21．9％，它们所集中的奶牛占总数的48．4％。无马户的百分比是12．2％；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只占5．1％，它们所拥有的马匹也只占总数的13．9％。顺便指出，马匹集中程度较低的现象（同奶牛集中程度相比），在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里也可以看到。]：

　　由此看来，非黑土地带农民的奶牛分配情况，同黑土地带省份农民的役畜分配情况（见第2章）是很相似的。同时，上述地区的产乳牲畜集中程度高于役畜集中程度。这清楚地说明，农民的分化正是同当地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看来，下面的资料（可惜不够完备）也说明了这种联系。看一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总结资料（见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著作，资料包括21个省122个县），我们就会知道，每户平均有1．2头奶牛。因此，非黑土地带农民拥有的奶牛显然比黑土地带农民多，而彼得堡省农民拥有的奶牛又比整个非黑土地带农民多。另一方面，无牲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占13％，而在我们所引用的18个县中（P243）占17％，在彼得堡省的6个县中占18．8％。这就是说，农民分化（在我们所考察的方面）得最厉害的是彼得堡省，其次是整个非黑土地带。这证明，商业性农业正是农民分化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牛奶业对于一半左右的农户（没有奶牛的农户和有1头奶牛的农户）来说只是有损而无益。有1头奶牛的农户仅仅由于穷困而把牛奶卖掉，因而使自己子女的饮食恶化。相反，将近1/5的农户（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大概把整个牛奶业的一半以上集中在自己手中，因为这类农户的牲畜质量和营业收入都应该比“中等”农户高。[注：在遇到下面这种笼统的评论时，必须注意这些关于相互对立的农民类别的资料“在北部省份的广大地区，每家每年从乳品畜牧业上收入20个卢布到200个卢布；这笔收入不仅仅是扩大和改进畜收业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还影响到大田作业的改善，乃至外出挣外水的现象的减少，因为它使居民可以在家工作——或是照料牲畜，或是复耕从前荒废了的土地。”（《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18页）总的来说，外出做零工的现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即或在个别地区有所减少，那也是由于富裕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或者是由于“家庭劳动”，即为本地农村企业主当雇工的劳动有所发展。]有一份关于牛奶业和整个资本主义都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的资料，是这一结论的一个有趣例证。我们指的是彼得堡县。[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5编第2部。]在该县主要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别墅区，牛奶业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这里最发达的是牧草种植业（占份地耕地23．5％，而全县只占13．7％）、燕麦（占份地耕地52．3％）和马铃薯（占份地耕地10．1％）的种植。这里的农业受圣彼得堡市场的直接影响，因为这个市场需要燕麦、马铃薯、干草、牛奶和马的劳动力（上引书第168页）。从事“牛奶业”的农户占登记户口的46．3％。在奶牛总数中，91％的奶牛的奶是出售的。这种行业的收入为713470卢布（平均每户的收入为203卢布，每头奶牛的收（P244）入为77卢布）。离圣彼得堡越近的地区，那里的牲畜质量和对牲畜的照管越好。牛奶的销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就地卖给包买主，另一种是卖给圣彼得堡的“奶场”等等地方。后一种销售方式赢利要多得多，但是“有一两头或更多一点奶牛的农户，大多数都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运到圣彼得堡”（第240页），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马匹，零星运输会赔本，等等。至于包买主，不但是指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人，而且还包括本身也经营牛奶业的人。下面就是该县两个乡的资料：

　　根据这份资料可以判断，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牛奶业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产乳牲畜的集中程度比这560户中的集中程度还要高。这里要补充的是，圣彼得堡县23．1％的农户都雇用工人（这里和其他任何农业地区一样，雇佣工人中多数是日工）。“如果注意到雇用农业工人的几乎都是农业经营全面的农户〈而这种农户只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0．4％〉，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农户有一半以上是必须使用雇佣劳动的。”（第158页）

　　因此，在俄国的天南地北，在极不相同的地区，如在彼得堡省和塔夫利达省，“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农夫-庄稼汉”（尼·—逊先生用语）不论在哪里都分化为少数的农村（P245）企业主和大批的农村无产阶级。农业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在这一个地区使农业的这一方面受自己支配，在另一个地区又使农业的另一方面受自己支配，所以同样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农业形式和生活形式。

　　在判明了上述地区农民分化为对立的阶级这一事实以后，我们就容易弄清楚人们通常对牛奶业的作用所作的那些矛盾的评论了。富裕农民得到动力去发展和改善农业，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推广牧草种植业，因为牧草种植业是商业性畜牧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特维尔省，牧草种植业确实很发达，在最先进的卡申县，已经有1/6的农户种植三叶草（《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171页）。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购买地比份地有更多一部分耕地播种牧草，农民资产阶级自然认为私有土地比村社占有土地更可取。[注：只有在牛奶销售业发展的地区，牛的饲养才有重大的改进（第219页和第224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版第2编）中，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牧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主要也还是在购买地和租地上种植牧草。[注：第39、65、136、150、154、167、170、177页及其他各页。我国改革前的赋税制度在这方面也阻碍着农业的进步。有一个通讯员写道：“由于庄园密集，弄得一乡之内到处都种植牧草，但是出售三叶草是为了完纳欠缴的税款。”（第91页）这一省的赋税有时竟高到这种地步，以致出租土地的业主必须补给新的份地占有者一笔钱。]在这本出版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推广改良工具（如犁、脱粒机、辗压器等等）的材料。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等等在猛烈发展。在诺夫哥罗德省，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指出，与农民的畜牧业普遍恶化和缩减的同时，在某些个别地区，即在牛奶销售业有利可图或早就有了饲养牛犊这种副业的地（P246）区，农民的畜牧业反而有所改善。（贝奇科夫《诺夫哥罗德县3个乡农民经济状况和经营的按户调查试验》1882年诺夫哥罗德版）饲养牛犊也是一种商业性畜牧业，这种副业在诺夫哥罗德省、特维尔省以及一般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相当普遍。（见农业司出版的《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贝奇科夫先生说道：“这种副业，就其实质来说，是那些有很多奶牛的、本来就很富裕的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仅有一头奶牛，有时甚至有两头产奶少的奶牛，饲养牛犊是不可能的。”（上引书第101页）[注：顺便指出，由于当地农民的“副业”种类繁多，贝奇科夫先生把从事副业者按其外水的多少分成两类。结果是，外水不到100卢布的，共3251人（占人口27．4％），他们的外水总额＝102000卢布，平均每人31卢布。外水超过100卢布的共454人（占人口3．8％），他们的外水总额＝107000卢布，平均每人236卢布。前一类包括的主要是各种雇佣工人，后一类包括的是商人、干草业者和木材业者等等。]

　　但是，农民雇用工人这一事实是上述地区农民资产阶级经营成就的最突出的标志。当地的地主感到，他们的竞争者在不断增多，他们在写给农业司的报告中，有时竟把缺少工人的现象归咎于富裕农民抢雇工人。（《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90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圣彼得堡省和诺夫哥罗德省，都有农民雇用工人的现象。（上引书，散见各处）许多这样的材料也散见于《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

　　但是，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成就给大批贫苦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雷宾斯克县科普里诺乡，在“著名（P247）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创始人В．И．布兰多夫”[注：科普里诺乡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列入《工厂一览表》，布兰多夫公司是干酪制造业中最大的一家：1890年它在6个省里拥有25个工厂。]的倡导下，干酪制造厂很普遍。“只有一头奶牛的较贫苦的农民把……牛奶送〈到干酪制造厂〉去，当然会影响自己的饮食”；而殷实农民却在改良自己的牲畜。（第32—33页）到干酪制造厂去做工也是雇佣劳动的一种，在年轻的农民中出现了一批干酪师。波舍霍尼耶县的“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是“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给农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未必抵得上我国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在农民生活中所造成的损失”。农民自己感到，他们经常被迫挨饿，因为自从某个地区开办了干酪制造厂以来，乳制品都被送到这些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去了，因而他们平时就喝掺水的牛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现象也普遍起来了（第43、54、59页及其他各页），因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工厂中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法令没有推行到我国的“人民”小生产中去。[注：下面是老乳脂制造者先生的一段很有特色的评论：“谁要是看到过并了解现代的农村，再回想一下40—50年前的农村，谁就会因二者的不同而感到惊异。在过去的农村里，所有农户的房子，不论外表或内部装饰都是一个式样的；而现在，农村里有茅草屋也有彩画粉饰的大房子，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也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人。从前我们常看到的村庄连一个单身无靠的农民也没有，而现在这样的农民在每个村庄中至少有5个以至10个。老实说，把农村变成这个样子，乳脂制造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30年来，乳脂制造业使许多人发财致富，修饰房屋；有许多农民，即牛奶供应者，在乳脂制造业发达时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添了更多的牲畜，合伙或单独购买了大量土地，但是更多的人变穷了，乡村里出现了单身无靠的农民和乞丐。”（1899年《生活》第8期，转引自1899年《北方边疆区报》[77]第223号）（第2版注释）]

　　这样，直接了解情况的人所发表的评论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大（P248）多数农民从当地农业成就中得到的只是损失。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把他们完全推出农民的行列。我们注意到，在民粹派的著作里曾经指出牛奶业的进步和农民饮食的恶化之间的这种矛盾（第一个指出的好象是恩格尔哈特）。但正是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于在农民中和农业中所发生的那些现象的评价是狭隘的。他们只看到了一种形式的矛盾、一个地区的矛盾，而不了解这种矛盾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处出现的。他们看到一种“有利的副业”的矛盾意义，却极力建议在农民中间“培植”其他一切“地方副业”。他们看到一种农业进步的矛盾意义，却不了解，譬如说，机器在农业中也象在工业中一样，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P249）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