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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经引用了农学家和农村业主的论证，说明地主田庄的牛奶业引起了农业的合理化。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句，拉斯波平先生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注：而这个问题，拉斯波平先生是用正确的、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观点提出来的（在我国文献中，大概是第一次）。他一开始就指出，“畜牧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牛奶业的发展，在我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的，而且也是资本渗入农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介绍读者到拉斯波平先生的论文中去寻找详细（P235）的资料，这里只引用他的主要结论。“畜牧业、牛奶业的状况同荒废田庄的数量、农场的集约程度之间的依存性是无可争辩的。在乳品畜牧业、牛奶业最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省的），荒废农场的百分比最小，大田作业高度发达的田庄的百分比最大。莫斯科省的耕地规模到处都在缩小，改成草地和牧场，谷物轮作制让位于多圃牧草轮作制。不仅在莫斯科省的农庄中，而且在整个莫斯科省工业区的农庄中，起首要作用的已经是牧草和产乳牲畜，而不是谷物。”（上引著作）

　　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的规模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农业中的彻底改革，农业成了企业性的农业并且不再因循守旧了。资本主义使一种农产品受自己支配，于是农业的其他一切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产品。饲养产乳牲畜就要种牧草，就要把三圃制改为多圃制等等。制造干酪时的剩余物用来喂养供销售的牲畜。不仅牛奶加工成为一项企业，而且全部农业都成为企业。[注：日班科夫博士在他所著的《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1894年斯摩棱斯克版第1编第7页）中说：“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是很少的……辅助工人要多得多，干酪制造厂和经营农业同时都需要他们；这都是些牧人和挤奶女工等等。在所有的[干酪制造]工厂里，这些工人比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要多1倍、2倍、甚至3倍。”顺便指出，按照日班科夫博士的记述，这里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合乎卫生，工作日特别长（16—17小时）等等。由此可见，所谓农民从事田园诗式的劳动的传统观念，对这个商业性农业地区来讲，并不是那么回事。]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影响，并不只限于那些开办这些制造厂的农场，因为牛奶往往是从附近的农民和地主那里收购来的。资本通过收购牛奶的办法也使小农受自己支配（特别是在建立所谓“联合牛奶厂”的情况下），这种“联合牛奶厂”早在70年代就（P236）被确认是普遍存在的了（见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和列维茨基先生的《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这是一种建立在大城市或大城市附近的、把铁路上运来的大量牛奶进行加工的企业。乳脂要立刻从牛奶中提出来，趁新鲜卖出去，而脱脂牛奶则廉价卖给不富裕的购买者。这些企业为了保证自己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有时和供应者订立合同，责成他们遵守饲养奶牛的某些规则。不难看出，这类大企业的作用有多大：一方面它们夺取了大众市场（把没有油脂的牛奶卖给不富裕的市民），另一方面，它们为农村企业主大大扩展了市场。农村企业主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来扩大和改良商业性农业。可以说，大工业督促着他们，要求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把不够“标准”水平的小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把他们送到高利贷者手中）。牛奶的按质定价（如按照牛奶的含脂量定价）也必定起同样的作用，技术竭力为这种办法发挥作用，发明了各种乳比重计等等，而专家们是热烈赞成这种办法的（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9页和第38页）。在这一点上，联合牛奶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和大型谷仓在商业性谷物业中所起的作用相仿。大型谷仓把粮食按质分类，使粮食不再是个体的产品，而是分种类的产品（即民法学家所说的可代替物[75]），这就是说，第一次使粮食完全适合于交换（参看麦·捷林关于北美合众国粮食贸易的论文，《土地占有制和农业》文集第281页及以后各页）。这样，大型谷仓就大大推动了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并且也用实行按质定价的办法促进了商品性粮食生产的技术发展。这种措施一下子就给小生产者两个打击。第一，它把大耕作者质量较高的粮食作为标准，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结果就减低了贫苦农民的质量较差的粮食的价格。第二，它按照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进行粮食分类和粮食保管，这（P237）就使大耕作者降低了这方面的开支，使他们能够简便地出售粮食，结果使那些以宗法式的原始办法推着车子在市场上兜售粮食的小生产者完全落到富农和高利贷者手中。可见，大型谷仓建设在最近的迅速发展，说明在谷物业中资本取得了巨大胜利，小商品生产者受到贬斥，正象资本主义的“联合牛奶厂”的出现和发展所说明的情况一样。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建立了国内市场，首先是生产资料——牛奶加工用的器具、房屋、牲畜的厩舍、从陈旧的三圃制改为多圃轮作制时所用的改良农具等等的国内市场[注：商业性畜牧业的市场，主要是靠工业人口的增长建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谈（第8章第2节）。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我们只作以下说明：在改革后的初期，干酪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但是在90年代，出口几乎和进口相等（在1891—1894年这4年内，每年平均进口41800普特，出口40600普特；在1886—1890年这5年内，出口甚至超过进口）。牛油和羊油的出口总是比进口多得多，这项出口额增长得很快：在1866—1870年，平均每年出口190000普特，而在1891—1894年，则为370000普特。（《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37页）]，其次是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畜牧业比旧的“积肥”畜牧业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牛奶业地区——工业省份和西北部省份——确实吸引了大批农业工人。有很多人到莫斯科省、圣彼得堡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去找农活干；到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去的人少一些，但仍然有相当数量。按照农业司通讯员的报告，在莫斯科省和其他省份，地主的经济甚至主要是靠外来工人经营的。农业工人从农业省份（主要是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有一部分从北部省份）流入工业省份去干农活，以代替离开本地的大批工业工人，这种反常的事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见谢·亚·柯罗（P238）连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上引书）。这种现象比任何计算和推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工业省份相比，要低下和恶劣得多。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农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压迫）。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例如，根本没有人迁离工业省份），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雅罗斯拉夫尔省），“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

　　其次，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冬季比夏季需要更多的工人来照料牲畜。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上述地区内对工人的需求量不仅日益增加，而且在全年内和各年间都分配得比较平均。工资资料（如果取好几年的工资资料来看）是判断这个有趣事实的最可靠材料。我们现在就来引用这些资料，但只限于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76]各类省份。鉴于西部省份在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和人为的人口集聚（特许犹太居住区），我们且把这些省份撇开，而我们引证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只是为了说明在最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下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P239）[注：第一类（资本主义谷物业地区）有8个省：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奥伦堡省。第二类（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地区）有12个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第三类（资本主义牛奶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有10个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卡卢加省，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科斯特罗马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和普斯科夫省。工资额的数字是各省的平均数字。资料来源是农业司的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其中主要3栏是用黑体字排印的。第一栏表明夏季工资在全年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愈低，夏季工资愈接近于半年工资，那么对工人的需求量在全年中就分配得愈平均，冬季失业的现象就愈轻微。在这方面最差的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这是一个实行工役制的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注：鲁德涅夫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凡是年工劳动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夏季工人的工资更接近于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西部省份以及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则相反，工人的劳动价格在夏季是很低的。”（上引著作第455页）]在工业省份，在牛奶业地区，对劳动的需求量比较高，冬季失业现象也比较轻微。这里的工资在各年间也最稳定，这从第二栏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栏是表明收割季节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的。最后，播种季节工资和收割季节工资的差别在非黑土地带也最小，这就是说，对工人的需求量在春夏两季分配得比较平均。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在上述一切方面都超出非黑土地带省份，而有外来工人（P240）和收获量波动最大的草原省份，工资最不稳定。所以，有关工资的资料证明，上述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不但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而且使这种需求在全年分配得比较平均。

　　最后，必须再指出上述地区内小农对于大业主的一种依附形式。这就是以购买农民的牲畜来补充地主的畜群。地主们发现，向那些迫于贫困而“亏本”出卖牲畜的农民购买牲畜，要比自己饲养牲畜更为有利；正象我国的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包买主常常宁愿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向手工业者购买成品，而不愿在自己的作坊中制造这种产品一样。这件事实证明小生产者极端屈辱的地位，证明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无限制地降低需求才能维持下去，可是瓦·沃·先生把它当成维护“人民”小生产的论据！……“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大业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独立性……而农民……却显露出较多的真正改良经济的能力。”（《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77页）这种独立性的缺乏表现在：“我国的牛奶业业主……购买农民的〈奶牛〉时，所付的价钱很少抵得上奶牛饲养费的一半，通常不超过这种费用的1/3，甚至常常只有1/4”（同上，第71页）。畜牧业业主的商业资本使小农完全依赖自己，它使小农变成为了低微的工资而替它照料家畜的牧工，把小农的妻子变成自己的挤奶女工。[注：下面是关于一般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两段评述：米·叶·萨尔蒂科夫在《生活琐事》中描写了“善于经营的农夫”……“农夫是什么都需要的，但最需要的……是工作得筋疲力尽、不吝惜自己劳力的本领……善于经营的农夫简直就死在这上面”（工作上面）。“妻子和成年儿女所受的痛苦比服苦役还要厉害。”

　　维·韦列萨耶夫在《利扎尔》这篇文章（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1号）里，叙述了普斯科夫省一个叫利扎尔的农夫如何宣传用滴剂和其他药品“节育人口”。作者说：“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特别是助产士讲，他们常常遇到农村夫妇们提出这一类请求。”“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生活，对各条道路都探索过了，最后碰到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是没有出路的。于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自然而然会拟定出来并且日益成熟。”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境况是没有出路的，并且在村社的俄国也象在小块土地的法国一样，农民的这种境况“自然而然地”会导致用不自然的办法去……延缓小经济的灭亡，而当然不是去“解决问题”。（第2版注释）]看来，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阻止（P241）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赞助小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小生产使生产者的生活水平降到雇农的生活水平以下。但是瓦·沃·先生的论断并不是这样。他赞扬农民在照料牲畜时的“热心”（上引书第73页），赞扬“一生与牛羊为伴”的农妇们“饲养牲畜的成绩”如何“斐然可观”。（第80页）真是了不起的天赐神惠啊！“一生与奶牛为伴”（牛奶倒进了改良的乳脂分离器）；而为了酬谢这样的一生，只要付出这头奶牛的饲养“费用的1/4”就行了！咳，的确，怎么能不赞成“人民小生产”呢！（P24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