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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欧俄粮食生产的总的统计资料。收获量的起伏很大，这使个别时期的或个别年份的资料完全不适用。[注：单凭这一个原因来看，尼·—逊先生所用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他根据一个10年中的8年（1871—1878年）的资料，就作出非常大胆的结论。]必须考察几个不同的时期和许多年份的资料。下面是我们掌握的资料：关于60年代，有1864—1866年的资料（《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编，省长报告的资料）；关于70年代，有农业司的整整10年的资料（《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最后，关于19世纪80年代，有1883—1887年5年的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4卷），这5年可以代表整个80年代，因为1880—1889年这10年的平均收获量甚至比1883—（P221）1887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还要高些（见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第132页和第142页）。其次，为了判断90年代朝什么方向演进，我们采用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页）。最后，1905年的资料（《俄罗斯年鉴》1906年版）对于判断当前的情况是完全适用的。1905年的收获量仅略低于1900—1904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

　　我们把所有这些资料作个比较[注：1883—1887年这段时期采用的是1885年的人口数；增长率＝1．2％。大家知道，省长报告的资料和农业司的资料差别不很大。1905年的数字是以普特折成俄石计算出来的。]：

　　我们由此看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都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第一，纯收获量比播种量增加得快（除了某些局部的例外）；第二，必须注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这个时期不断减少，这是由于人口由农业转入商业和工业，同时也由于农民迁离欧俄境外[注：尼·—逊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他断言：“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他们的人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减少，正好相反。”（《论文集》第33页脚注）见第8章第2节。]。有一件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即商业性农业在增长：按每一口人计算的粮食收获（P222）量（扣去种子）增加了，而在这些人口内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工商业人口增加了；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无产阶级；农业本身越来越专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粮食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生产的粮食总量的增长快得多。马铃薯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注：从1864—1866年到1870—1879年，马铃薯的纯收获量，按每一口人计算，在所有欧俄各地区都有增加。从1870—1879年到1883—1887年，11个地区中有7个地区增产（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地区，西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草原地区，下伏尔加地区和伏尔加左岸地区）。

　　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7编（农业部出版）。1871年欧俄50省种植马铃薯790000俄亩，1881年种植1375000俄亩，1895年种植2154000俄亩，也就是说在15年中增加了55％。以1841年马铃薯的收获量为100，以后时期的数字如下：1861年——120；1871年—162；1881年——297；1895年——530。]。马铃薯播种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农业技术的提高（种植块根作物）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酿酒和马铃薯淀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看来，则是生产相对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生活费的下降，人民饮食的恶化）。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进一步表明，1891—1892年的危机曾经大大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夺，这次危机使谷物生产大为减少，使各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降低；但是马铃薯排挤谷物的过程竟顽强地延续着，尽管收获量减少，马铃薯的生产按每一口人计算却增加了。再者，最近5年（1900—1904年）同样说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马铃薯的比重增加）。

　　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大量有关各种粮食生产的笼统资料，只能最一般地说明这个过程（但也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在这里都消失（P223）了。然而改革后俄国农业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不同农业地区的独特化。例如，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就指出了下列农业地区：亚麻业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特别是“牛奶业很发达”的区域；以谷类作物为主的区域，包括三圃制地区和改良了的熟荒地制或多圃草田制地区（草原地带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生产最名贵的所谓上品粮食，主要是为了运销国外”）；甜菜地区；酿酒用马铃薯种植地区。“上述经济地区是不久以前在欧俄境内出现的，并且每年还在不断地发展和独特化。”（上引书第15页）[注：也可参看《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84—88页；这里还增加了烟草地区。在德·谢苗诺夫先生和阿·福尔图纳托夫先生绘制的地图中，按主要大田作物的差别，标明了各个不同的地区，例如普斯科夫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是黑麦—燕麦—亚麻地区，格罗德诺省和莫斯科省是黑麦—燕麦—马铃薯地区，等等。]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研究农业专业化这一过程。我们应当考察各种商业性农业是否有所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正在形成，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我们在前面分析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总的资料时所指出的那些特性。不言而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要研究几个最主要的商业性农业地区就够了。

　　但是在研究各个地区的资料以前，我们要指出以下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总是竭力设法回避一个事实，即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正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自然，他们在这里还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谷物价格的下跌一定会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引起农产品的交换。举例来说，《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这本名著的作者们，都以粮价对于自然经济没有意义这个前提作为出发点，并且无数次地重复这个“真理”。然而他们中（P224）间有一位卡布鲁柯夫先生看出，在商品经济的一般环境中，这个前提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写道：“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与自己农场里种的谷物相比，供应市场的谷物是用较少的生产费用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农场似乎也会有不种谷物而改种其他作物〈或从事其他事业，——我们加上一句〉的兴趣，可见，只要谷物的市场价格同消费农场的生产费用不一致，谷物的市场价格对消费农场就具有意义”。（第1卷第98页脚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考虑这一点”，——他下令说。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1）改种其他农作物“只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卡布鲁柯夫先生就用这种空洞的老生常谈（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若无其事地回避了这个事实：改革后时代在俄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专业化和使人口离开农业的条件……（2）因为“在我国的气候下，不可能找到一种在食粮意义上和谷物相等的产品”。论据非常独特，完全是为了回避问题。既然谈的是出售其他产品和购买廉价粮食，怎么又扯起这些其他产品的食粮意义来了呢？……（3）因为“消费式的谷物农场始终有它存在的合理根据”。换句话说，是因为卡布鲁柯夫先生“和同志们”认为自然经济是“合理的”。请看，论据是不可驳倒的……（P225）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