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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想叙述一下由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而在农业中形成（P211）的新社会关系的基本特点，并确定它们的意义。

　　这样大量地移入南方的农业工人，都属于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移入赫尔松省的工人，有7/10是徒步去的，因为他们没有钱买火车票，“沿着铁路和水路，欣赏着火车飞速奔驰、轮船徐徐航行的美丽景色，成百上千俄里地长途跋涉”（捷贾科夫的书第35页）。每个工人平均大约只带两个卢布[注：路费是凑起来的，靠变卖家具乃至什物，抵押份地，典当物品、衣服等等，甚至用服工役的办法“向神父、地主和当地富农”借钱（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55页）。]，有时甚至连买身分证的钱都没有，只好花10戈比弄一张限期一月的临时身分证。旅途要继续10—12天，行路人的两脚由于走路过多（有时要赤足在春天冰冷的泥泞中行走）都浮肿起来，满是茧子和伤口。约有1/10的工人是坐民船（用木板钉的大船，可容纳50—80人，通常挤得水泄不通）走的。官方委员会（兹韦金采夫委员会[72]）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流动方法极端危险：“每年总有一两只或更多超载的民船，连同它们的乘客一起葬身水底。”（同上，第34页）绝大多数工人都有份地，但是数量微乎其微。捷贾科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这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都是无地的农村无产者，现在他们全靠外出做零工为生……土地的被剥夺在飞快进行着，同时，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第77页）新工人即初次找工作的人的数目，是这种迅速增长的明证。这种新工人往往占30％左右。同时，根据这个数字可以判断造成固定的农业工人基干这一过程的速度。

　　工人的大批流动造成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独特雇佣形式。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了许多劳动力市场，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那里，雇主们也会合到那里。这种市场常常同城市、工业中心、商业村和市集结合在一起。中心区所具有的工业性质特别吸引（P212）工人，因为他们也乐于受人雇用去做非农业工作。例如，在基辅省，什波拉镇和斯梅拉镇（甜菜制糖工业的大中心）以及白采尔科维城都成了劳动力市场。在赫尔松省，商业村（新乌克兰卡、比尔祖拉、莫斯托沃耶——在这些地方每逢星期日聚集了9000名以上的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铁路车站（兹纳缅卡、多林斯卡亚等等）、城市（伊丽莎白格勒、博布里涅茨、沃兹涅先斯克、敖德萨等等）都成了劳动力市场。敖德萨的小市民、小工和“纨袴子弟”（当地对游民的称呼）夏天也来找农活做。在敖德萨，雇用农业工人的地方叫作谢列季纳广场（或“科萨尔卡”）。“工人们都不经其他市场而直奔敖德萨，以图在这里得到较高的工资。”（捷贾科夫的书第58页）克里沃罗格镇是雇用农业工人和采矿工人的大市场。在塔夫利达省卡霍夫卡镇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劳动力市场，那里以前聚集过将近4万工人，在90年代有2—3万工人，现在根据一些资料来看更少了。在比萨拉比亚省应该指出的是阿克尔曼城；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和洛佐瓦亚车站；在顿河州是顿河畔罗斯托夫，那里每年来往的工人将近有15万。在北高加索是叶卡捷琳诺达尔和新罗西斯克两城、季霍列茨卡亚车站等。在萨马拉省是波克罗夫斯克镇（在萨拉托夫对岸）、巴拉科沃村等。在萨拉托夫省是赫瓦伦斯克和沃利斯克两城。在辛比尔斯克省是塞兹兰城。这样，资本主义就在各个边疆地区创造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新形式，即农业雇佣劳动和非农业雇佣劳动的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时代，才有可能达到广泛的规模，因为大机器工业破坏了技巧、“手艺”的作用，由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变得容易了，雇佣形式一律化了。（P213）[注：沙霍夫斯科伊先生还指出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成千上万的木筏沿着第聂伯河驶往下游各城市。每个木筏上有15—20个工人（木筏工人），他们大部分是奥廖尔省的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他们在整个航行期间只能得到几个戈比”，主要指望能被人雇用去收割和脱粒。这种指望只有在“丰收”年景才能实现。]

　　的确，这个地区的雇佣形式是十分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部黑土地带常见的一切半宗法式的半盘剥性的雇佣工作形式，这里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只是劳动力买卖的交易。正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下常有的情况一样，工人愿意做日工或周工，因为这种雇佣形式可以使他们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更精确地调整工资。“每个市场地区（周围40俄里）的价格都象数学般精确地确定下来，雇主想要破坏这种价格非常困难，因为外来的农夫与其接受较低的工资，还不如呆在市场上或到别处去。”（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104页）不言而喻，劳动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无数违反合同事件，不过这并不象雇主通常所说的只出于一方，而是出于双方，“罢工的发生是由于双方面的原因：工人商量要多得些工资，雇主商量要少出些工资”（同上，第107页）。[注：“在丰收的农忙季节，工人洋洋得意，要说动他得花很大力气。给他出价，他连睬都不睬，一味重复说：答应我的要价，就算成交。这倒不是因为人手少，而是正象工人所说的：‘我们占着上风’。”（一个乡文书的报道，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125页）

　　有个地主通讯员承认说：“要是收成不好，劳动力的价格跌落，富农雇主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合同期满以前解雇工人，于是工人的大忙时期就在当地寻找工作中或在旅途中逝去。”（同上，第132页）]在这里，在阶级关系中，“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公然支配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老练的雇主非常清楚”，工人只有在吃完他们全部面包的时候才会“屈服”。“一个业主说，他到市场上去雇用工人……他在工人当中走来走去，用手杖敲他们的背包〈原文如此！〉，里面有面包，就不跟这种工人搭话，转身（P214）离开市场”，等到“市场上有了空背包”的时候再说（引自1890年《农村通报》第15期，同上，第107—108页）。

　　正象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样，在这里也可看到，小资本压迫工人特别厉害。单纯的商业性考虑[注：参看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2—382页。——编者注）。]使大雇主放弃微小的压榨，因为这种压榨得益很少，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受到巨大损失。因此，例如大雇主（雇用300—800工人）就尽量不在一周过后便解雇工人，并且他们自己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来规定价格；某些雇主甚至在附近地区劳动价格提高时，实行附加工资制，——一切证据都说明，由于工人很好地工作和不发生冲突，这些附加工资会得到超额的补偿（同上，第130—132页和第104页）。相反，小业主是不择手段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移民雇用的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付给他们的工资高15—20％，但是这些业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要高50％。”（同上，第116页）在这类业主那里做工的“乡下姑娘们”，正如她们自己所说的，不知道“白天和黑夜”。移民们在雇用割草工人时，要自己的子弟轮班紧跟在他们后头工作（即督促工人！），这些轮班的督促者一天三次精力充沛地去换班，督促工人，“所以从疲惫的外貌就容易看出哪些人是在德意志移民那里做工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人一般避免雇用以前在地主农庄里做过活的人。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在我们这里是吃不消的’。”（同上）（P215）[注：人们说库班州的“哥萨克”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哥萨克千方百计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或者用个人的力量，或者用整个村社的力量〈原文如此！可惜，关于‘村社’的这种最新职能，我们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克扣伙食，加班加点，解雇工人时扣留工人的身分证，通过村社决议，责成个别业主不得雇用高于一定工价的工人，否则处以罚款等等。”（A．别洛博罗多夫《库班地区的外来工人》，载于1896年《北方通报》2月号第5页）]

　　大机器工业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起，改革了生产方法，撕毁了掩盖阶级关系的一切传统的、宗法式的屏障和外衣，总是使社会注意力经常转到这种关系上来，引起实行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的尝试。这种现象（在工厂视察中表现特别明显）在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中，即在资本主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已开始表现出来。关于工人卫生状况的问题，在赫尔松省，早在1875年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过，随后到1888年又重新提出，1889年制定了调查工人状况的计划。1889—1890年进行的卫生调查（非常不完全），揭开了掩盖穷乡僻壤劳动条件的帷幕的一角。例如，调查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工人住处，即使有工棚，通常都盖得极不合乎卫生，土窑也“并不特别罕见”，住在里面的是牧羊人，他们深受潮湿、拥挤、寒冷、黑暗和窒闷的痛苦。工人们常常吃不饱。工作日一般长达12．5—15小时，即比大工业中的一般工作日（11—12小时）要长得多。在最炎热的时候打歇也只是一种“例外”，因而患脑病是常有的事情。在机器上干活造成了职业分工和职业病。例如在脱粒机上干活的有“滚筒工”（把麦捆放进滚筒，工作非常危险而且极端困难，因为禾秸上的大量尘土会从滚筒里喷到脸上）、“递捆手”（传递麦捆，活很重，每隔1—2小时就得换班）。妇女们打扫滑秸，小孩子们把它们搬运到一边，再由3—5个工人堆成垛。全省脱粒工人在20万人以上。（捷贾科夫的书第94页）[注：顺便指出，脱粒这个活常常由自由雇佣工人干。因此可以断定，全俄脱粒工人的数目该有多大！]捷贾科夫先生对农活的卫生状况作出这样的结论：“古人说，（P216）农民的劳动是‘最惬意而有益的工作’，这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精神统治着农业领域的现在，一般说来，未必合宜了。随着农业活动中使用机器耕作，农业劳动的卫生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机器耕作引起了农业领域前所未闻的劳动专业化，因而农村居民中的职业病增加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大量发生。”（第94页）

　　试图建立医疗膳食站来进行工人登记，监督工人的卫生状况以及供给廉价饭食，这是卫生调查的结果（在荒年和霍乱流行之后）。不论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和成果怎样微小，不论它的存在怎样不稳固[注：在赫尔松省6个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中（捷贾科夫先生叙述了这些会议对组织监督工人卫生状况一事的意见），有4个表示反对这种制度。当地的地主指责省地方自治局，说“它会完全使工人变懒”等等。]，但它总是一个表明农业资本主义趋向的重大历史事实。根据医生收集的资料，有人向赫尔松省全省医生代表大会建议：承认医疗膳食站的重要性和改善它们的卫生条件的必要性，扩大它们的活动，使它们兼有通告劳动价格及其涨落情况的工人职业介绍所的性质，把卫生监督推广到拥有大量人手的一切规模不同的大农场中去——“如同在工业企业中那样”（第155页），颁布使用农业机器和登记工伤事故的强制性法令，提出有关工人生活保障权、改善蒸汽机运输和降低其价格的问题。全俄医生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各有关地方自治机关注意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在组织医疗卫生监督方面的活动。

　　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头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家。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们把工役制理想化了，闭眼不看资本主义比工役制进步（P217）的地方。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一点，他们还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赞成在当地挣“外水”。例如，尼·—逊先生是这样表达这个寻常的民粹派观点的：“农民……外出寻找工作……试问，这在经济方面有多大益处呢？不就个别农民而就全体农民来说，这在国家经济方面有多大益处呢？……我们想要指出，农民每年整个夏天的迁移（天晓得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成了纯经济上的损失，本来在这个时候，手边会有很多工作……”（第23—24页）

　　与民粹派的理论相反，我们断定，工人的“迁移”不仅给工人本身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现象；社会注意力不应当集中在以当地的“手边工作”来代替外出做零工，相反，应当集中在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从各方面来促进外出，使工人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等等。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如下：

　　（1）“迁移”能给工人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工资较高，在那里他们当雇工的境况较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记了，他们总喜欢站到更高的仿佛是“国家经济的”观点来看问题。

　　（2）“迁移”能破坏盘剥性的雇佣形式和工役制。

　　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从前外出还不大通行的时候，南方的地主（以及其他企业主）乐意采用如下的雇佣方法：他们派自己的管家到北方各省，以极苛刻的条件来雇用（通过村长）欠缴税款的人。（P218）[注：上引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98页及以下各页。作者甚至引用了因有利地雇用到农民付给文书和村长的“酬金”价格。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65页。特里罗果夫《村社和赋税》一书中的《国民经济中的盘剥制》一文。]可见，雇主利用了自由竞争，而雇工就不能利用它。上面我们已经引证过这样的例子：农民甚至情愿跑到矿井去，以逃避工役和盘剥。

　　因此，我国大地主同民粹派对“迁移”问题的观点一致，这是不足为奇的。就拿谢·柯罗连科先生来作例子吧。他在自己的书中引证了地主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的许多意见，同时又列举了反对“外出做零工”的许多“论据”：“放荡”，“粗野”，“酗酒”，“不诚实”，“希望离开家庭，以摆脱家庭和父母的监督”，“贪图玩乐和更开心的生活”，等等。而特别值得注意的论据是：“最后，正如谚语所说的，‘石留原地则生苔’，人留原地就一定会置办产业，珍惜产业。”（上引书第84页）确实，这个谚语很明显地说明定居在一个地方会对人发生什么影响。谢·柯罗连科先生特别不满的是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种现象：“过”多的工人从某些省出走，其缺额又得从别的省移入工人来补充。例如谢·柯罗连科先生在指出有关沃罗涅日省的这个事实时，也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赐与份地的农民太多了。“显然，这种农民所处的物质境况比较恶劣，他们并不记挂着自己那点微乎其微的财产，因而常常不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甚至在家乡可以找到足够数量外水的时候，一般也很轻率地跑到外省去。”“这种农民很少束缚于〈原文如此！〉自己那份不充裕的份地，他们往往连农具也没有，所以很容易抛弃家室，远离故乡去寻找幸福，他们不关心本地的外水，有时甚至不关心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因为从他们那里也往往没有东西可以追赔。”（同上）

　　“很少受到束缚”！这是真话。

　　那些说“迁移”没有益处，最好在当地找点“手边工作”的人，应（P219）当仔细想想这句话！[注：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民粹派成见的有害影响。捷贾科夫先生（我们常常引证他的杰作）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赫尔松省本身缺乏大量工人，可是有很多当地工人离开那里到塔夫利达省去。他把这叫作“非常奇怪的现象”：“业主吃亏，工人也吃亏，因为工人抛弃了家乡的工作，到塔夫利达去冒找不到工作的危险。”（第33页）相反，我们认为捷贾科夫先生的这种说法才是非常奇怪的。难道工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没有权利为自己寻找最有利的雇佣条件吗？（塔夫利达省农业工人的工资比赫尔松省高。）难道我们真的应当认为，农夫一定要在他有户口和“有份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吗？]

　　（3）“迁移”意味着造成居民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而认为任何一所农村学校都能使人获得人们在独立认识南方和北方、农业和工业、首都和偏僻地方时所能获得的知识，那就太天真了。（P220）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