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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弄清农业机器的制造和机器在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使用高速度发展这一事实以后，现在就应当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问题。由上述关于农民农业和地主农业的经济情况可以得出如下原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现在谈一谈第一个原理。我们看到，工役经济制度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守的技术和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P199）隔绝，依附农民的穷苦贫困和逆来顺受，都排斥了进行革新的可能性。特别应当指出，工役经济下的劳动报酬比使用自由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报酬要低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大家知道，低工资是采用机器的最重要障碍之一。确实，事实也告诉我们，广泛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改革后时期才开始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竞争和农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使技术改革成为必要，而粮价的跌落则更加强了这种必要性[注：“近两年，由于粮价跌落和必须降低农活费用，收割机开始如此迅速地推广起来，货栈已不能及时满足全部需要。”（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1页）现代农业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它象一切资本主义危机一样，使某个地方、某个地区、某个农业部门的农场主和业主破产，同时给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区、另一些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尼·—逊、卡布鲁柯夫等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议论，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危机及其经济性质的这个根本特点。]。

　　为了阐明第二个原理，我们应当分别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地主在购置机器或改良农具时，就用自己的农具代替农民（为地主做工者）的农具；这样，他就从工役经济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广泛使用农业机器，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当然，譬如说使用收割机和脱粒机等等的日工形式的工役，仍然可能成为出租土地的条件，但这已经是把农民变为日工的第二种工役了。因此，这种“例外”只是证实了下面这个普遍的常规：地主农场购置改良农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照民粹派的术语来说是“独立的”）农民变为雇佣工人，这正象把工作分到各家去做的包买主购置自己的生产工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手工业者”变为雇佣工人一样。地主农场购置自己的农具，必然会使靠工役谋取生活资（P200）料的中等农民遭到破产。我们已经看到，工役正是中等农民特有的“副业”，因而中等农民的农具不仅是农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注：瓦·沃·先生以下列独特方式表达这一真理（中等农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主工役经济制度的存在）：“可以说，地主分担着他（农民）的农具费用”。萨宁先生对此公正地指出：“结果，不是工人为地主工作，而是地主为工人工作。”古尔维奇《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俄译本附录：阿·萨宁《关于人民生产理论的几点意见》，1896年莫斯科版第47页。]因此，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普及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至于在农民中普及改良农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前一章里已经说明，此地不再赘述。机器在农业中的经常使用，毫不留情地排挤宗法式的“中等”农民，正象蒸汽织布机排挤手工业织工一样。

　　机器应用于农业的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切典型特征及其固有的一切矛盾。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因此，单是俄国农业中日益广泛使用机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看出，尼·—逊先生所谓俄国粮食生产“绝对停滞”（《论文集》第32页）乃至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个论断与公认的事实相抵触，尼·—逊先生需要它，是要把前资本主义的制度理想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论断。

　　其次，机器导致生产的积聚和资本主义协作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只有大业主才能办到；另一方面，只有需要加工的产品数量很大，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因此，收割机、蒸汽脱粒机等等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积聚，我们在下面也确实看到，使用机器特别普遍的俄国那个农业地区（新罗西亚），农场的规模也是（P201）非常大的。不过应当指出，如果仅仅把粗放式地扩大播种面积这一种形式看作是农业的积聚（尼·—逊先生就是这样看的），那就错了；事实上，由于商业性农业具有各种形式，农业生产的积聚也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关于这点见下一章）。生产的积聚同工人在农场中的广泛协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大农庄的例子，该农庄同时使用数百台收割机来收割庄稼。“4—8匹马拉的脱粒机，需要14—23个以至更多的劳动力，其中半数是妇女和少年儿童，即半劳力……所有大农场都拥有的8—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赫尔松省〉，同时需要50—70个劳动力，其中多半是半劳力，即12—17岁的男女儿童”（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93页）。同一位作者公正地指出：“同时集聚了500—1000名工人的大农场，堪与工业企业媲美。”（第151页）[注：也可参看下一章第2节，该节引证了有关俄国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农场规模的更详细资料。]就这样，当我们的民粹派妄谈什么“村社”“可以轻易地”把协作应用于农业时，实际生活却在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把村社分化为许多彼此利益相冲突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以雇佣工人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农场。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机器为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内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市场（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等等的产品的市场）；第二，劳动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采用导致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也导致雇用雇农的农民农场的建立。农业机器的大量采用，是以大量农业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这种采用机器同时采用雇佣劳动的过程，是同另一个过程即机器排挤雇佣工人的过程交错着的。一方面，农民资产阶级（P202）的形成和地主从工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在那些经营早已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地方，机器却在排挤雇佣工人。这两个过程给整个俄国带来的总的结果怎样，即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大量确切的统计资料。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数目是增加了（见下一节）。我们认为，这个数目现在还在继续增加[注：无须说明，在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家里，农业雇佣工人数量的绝对增加，与农村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都是完全相容的。]。第一，关于机器排挤农业雇佣工人的资料，只有新罗西亚一个地区的，而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西部边疆区、东部边疆地区、某些工业省份），这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证。还存在着广大的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机器的采用也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第二，农业集约程度的增大（如种植块根作物），大大扩大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4章）。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全国农业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各种农业作业都普遍采用机器时，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工人相反）的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

　　至于谈到新罗西亚，当地的调查者指出那里确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通常后果。机器排挤雇佣工人，并在农业中造成资本主义的后备军。“劳动力价格高得出奇的时期，在赫尔松省也已成为过去。由于……农具的迅速普及……〈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下降〈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农具的配置，解除了大农场对工人的依赖[注：关于这一点波诺马廖夫先生是这样说的：“机器调整好收获价格，大概同时还使工人守纪律。”（《农业和林业》杂志中的论文，转引自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请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工厂的平达”[71]尤尔博士，是怎样欢迎在工人中建立“秩序”和“纪律”的机器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不仅顺利地建立了“农业工厂”，而且还顺利地造成了一批这些工厂的“平达”。]，同时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工人陷于（P203）困难的境地。”（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66—71页）另一位地方自治局的卫生医生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在其著作《1895年塔夫利达省卡霍夫卡镇尼古拉耶夫市集的外来农业工人和对他们的卫生监督》（1896年赫尔松版）中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劳动力价格……日趋跌落，很大一部分外来工人被抛在一边，得不到任何工钱，就是说造成了经济科学上所谓的劳动后备军——人为的过剩人口。”（第61页）这种后备军所引起的劳动价格的跌落，有时竟使“许多拥有机器的业主宁肯”（在1895年）“用手工收割而不用机器收割”（同上，第66页，引自1895年8月出版的《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汇编》）！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

　　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农业，一般说来已造成了一种近乎工厂工人等级制的工人等级制。例如，在南俄农庄中工人分为：（A）整劳力，能做一切工作的成年男子；（B）半劳力，即妇女和20岁以下的男子；半劳力又分为两类，（1）从12、13岁至15、16岁——狭义的半劳力，（2）力气大的半劳力，“农庄上称为‘四分之三’劳力”[注：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2页。]，即从16岁至20岁，除用大镰刀割草外，能做整劳力所做的任何工作；最后，（C）干零活的半劳力，8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做的工作是养猪、养牛犊、除草以及犁地时赶牲口。他们干活往往只是为了有饭吃和有衣穿。农具的采用“使整劳力的劳动贬值”，使人可以用更廉价的妇女劳动和少年劳动来代替它。有关外来工人的统计（P204）资料证实了妇女劳动排挤男劳动的情况：1890年，卡霍夫卡镇和赫尔松城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工人总数的12．7％；1894年在全省占18．2％（56464人中有10239人）；1895年占25．6％（48753人中有13474人）。1893年儿童占0．7％（10—14岁），1895年占1．69％（7—14岁）。在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的本地农庄工人中，儿童占10．6％。（同上）

　　机器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例如采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收割机（用手投的）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叫“焦头机”或“烂额机”，因为用它来工作要求工人极度紧张，工人自己要代替投掷器。（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2页）同样，在使用脱粒机时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机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也造成了延长工作日的巨大刺激因素。农业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夜工。“丰收年景……在某些农庄和许多农民农场里，甚至晚上都工作”（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126页），用人工照明即点着火把进行工作（第92页）。最后，经常使用机器势必发生农业工人受伤事故；少女和儿童在机器旁干活，自然会发生特别多的工伤。例如，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医院和诊疗所，农忙季节“几乎全被外伤病号”挤满，成了“那些遭受农业机器和农具无情摧残的、不断从农业工人大军掉队下来的人们的野战医院”。（同上，第126页）现在已经出现了论述农业机器造成工伤事故的医学专著。有人建议颁布一些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强制性法令。（同上）农业中的大机器工业正如工业中的大机器工业一样，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和调节的要求。关于这种监督的尝试，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最后，我们要指出，民粹派对农业中使用机器问题的态度是极（P205）不彻底的。承认使用机器的好处和进步意义，维护发展和促进使用机器的各种措施，同时又忽视机器在俄国农业中是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这就滑到大小地主的观点上去了。我们的民粹派恰恰忽略了采用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甚至不想去分析，采用机器的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农民农场和地主农场。瓦·沃·先生怒气冲冲地把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叫作“资本主义技术的代表人物”（《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11页）。大概，正是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或农业部其他某位官员要对俄国机器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负责吧！尼·—逊先生尽管夸夸其谈地允诺“不脱离事实”（《论文集》第ⅩⅣ页），但是却回避正是资本主义促进机器在我国农业中的使用这个事实，甚至还杜撰了一种可笑的理论，说交换会降低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第74页）！批判这种对资料不经任何分析而颁布的理论，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我们只举尼·—逊先生议论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如果我们这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现在每俄石小麦的价钱就不是12卢布，而是6卢布，如此而已。”（第234页）远不止如此而已啊，最可敬的经济学家先生。“我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商品经济社会里一样），着手提高技术的是个别业主，其余的只是逐渐效法罢了。“我们这里”，只有农村企业主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我们这里”，大小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进步，是同农民破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如果说被农村企业主的农场提高了的技术已成为社会必要技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才会下跌一半），那就意味着几乎全部农业都转入资本家手中，意味着千百万农民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非农业人口大量增长，工厂不断增加（要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必须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蒸汽机运输业，修建许多新（P206）型农业建筑物，如商店、货栈、水渠等等，等等）。尼·—逊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他议论中常犯的一个小小错误：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经的渐进步骤，跳过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一套复杂的社会经济改革，而悲叹和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危险性。（P207）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