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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机器在农业中使用的发展情况，改革后的时代可分为四个时期。[注：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为1882年展览会出版的版本）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业机器制造业》；同上，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9类；《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1893年圣彼得堡版）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它们的推广和制造》；《俄国的生产力》（为1896年展览会出版的1896年圣彼得堡版）中列宁先生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第1篇）；《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51期和1897年第21期；上引瓦·拉斯波平的文章。只有最后这篇论文把问题提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前面各篇都是农学专家写的。]第一个时期包括农民改革前最后几（P190）年和改革后的最初几年。地主争着购买外国机器，以便应付没有农奴“无偿”劳动的局面，并排除雇用自由工人的困难。自然，这种做法终于失败了；热潮很快就冷下来，从1863—1864年起，对外国机器的需求减少了。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了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885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国外机器的输入极其有规律地、极其迅速地增长着；国内生产也有规律地增长着，但是比输入增长得慢。从1881年到1884年，农业机器的输入增加得特别快，其部分原因是由于1881年废除了农业机器制造厂所需生熟铁的进口免税制度。第三个时期于1885年开始，直到90年代初期。在此以前，输入农业机器是免税的，从这一年起开始征税了（每普特征收50个金戈比）。高额关税使机器输入大量减少，加之，恰恰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农业危机，国内生产也受到影响，发展很缓慢。最后，第四个时期看来是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农业机器的输入又增加了，国内农业机器的生产也增长得特别快。

　　我们且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来说明上述各点。下面是国外农业机器在各个时期的年度平均输入量：（P191）

　　可惜，关于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情况，却没有这样完备和精确的资料。我国工厂的统计不能令人满意，整个机器生产和农业机器生产混在一起，没有任何明确规定的原则来区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一切不能提供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全貌。综合上述各处资料，我们得到下述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情况：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改良农具排挤原始农具的过程（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排挤原始经济形式的过程）是多么明显。18年中，农业机器的使用增加了2．5倍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增长3倍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的主要中心从维斯瓦河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移到了南俄草原省份。如果在70年代，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是西部边疆地区省份，那么在19世纪90年代，在纯俄罗斯省份中形成了更出色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注：为了判明近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引用《俄罗斯年鉴》（1906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中1900—1903年的资料。在这里，帝国的农业机器生产额是12058000卢布，而外国农业机器输入额1902年是15240000卢布，1903年是20615000卢布。（第2版注释）]

　　对于刚才引证的资料，必须补充一点：这些资料虽然是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官方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也是唯一的资料）为根（P192）据，但还是很不完全，还不能把各个年份作充分比较。1876—1879年的资料是专门为1882年的展览会搜集的；这批资料极为完备，不仅包括农具的“工厂”生产，而且还包括农具的“手工业”生产；在1876—1879年间，欧俄和波兰王国平均每年计有企业340家，但是若按“工厂”统计资料来看，1879年欧俄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至多不过66家（根据奥尔洛夫的1879年《工厂一览表》计算）。这两个数字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在340家企业中，拥有蒸汽发动机的还不到1/3（100个），而手工作坊却占1/2以上（196个）。在这340家企业中，有236家没有铸铁工房，不得不在别的地方铸造生铁零件（《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1890年和1894年的材（P193）料则取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版）[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已把1888—1894年的这些资料进行了比较，但并没有确切指出资料的出处。]。这些材料甚至连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生产也没有完全包括进去；例如，据《汇编》统计，1890年在欧俄从事这种生产的工厂有149家，而在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中，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却有163家以上；在1894年，据前一种资料，欧俄有164家这类工厂（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70]第21期第544页），而据《工厂索引》，在1894—1895年度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则有173家以上。至于农业机器和农具的“手工业”小生产，则完全没有包括在这些资料之内。[注：所有制造和修理农具的作坊，在1864年有64个；1871年有112个；1874年有203个；1879年有340个；1885年有435个；1892年有400个；1895年约有400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8页和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然而，据《汇编》计算，在1888—1894年这类工厂只有157—217个（7年内平均每年为183个）。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之间的比例。1894年，彼尔姆省只有4个“工厂”，生产总额为28000卢布，然而按1894—1895年度的调查，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作坊”有94个，其生产总额为5万卢布，并且，其中包括有6个雇佣工人生产总额在8000卢布以上的作坊。（《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因此，毫无疑问，1890年和1894年的材料大大低于实际情况；专家们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总值约为1000万卢布（《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9页），在1895年，则将近有2000万卢布（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

　　我们再引用一些关于俄国制造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种类与数量的稍微详细的资料。据统计，1876年生产了25835件农具，1877年为29590件，1878年为35226件，1879年生产了47892件农业机器和农具。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这些数字。1879年生产了约14500部犁，而1894年的年产量达到了75500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如果说在5年前，设法在农民农场中推广犁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却已经自行解决了。农民买一张犁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而是成了常事，现在农民每年购买的犁，已经数以千计了。”[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2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1卷第202页。在同一时期，农民的犁生产，由于受到工厂生产排挤而逐渐下降。]目前在俄国使用的大量原始农具，还为犁的产销保留了广阔的场所。[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页。]使用犁方面的进步，甚至提出了应用电力的问题。据《工商报》（1902年第6号）报道，在电气技术人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阿·勒热夫斯基的报告《农业中的电力》曾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报告人用一些绘制得很好的图片说明德国用电犁耕地的情况，并且引证了用这种方法耕地的节约数字，这些数字取自报告人应一个地主之请为他在南方某省的田庄所作的设计方案和计算。按照设（P194）计方案，预计每年要耕地540俄亩，其中一部分每年耕两次。耕地的深度是4．5—5俄寸，土地是纯黑土。除犁而外，方案中还有用于其他田间工作的机器设备，甚至包括脱粒机和磨粉机，磨粉机是25马力的，每年工作2000小时。据报告人计算，田庄全套装备外加6俄里50毫米粗的架空电线，价值达41000卢布。耕种每一俄亩土地，在装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7卢布40戈比，在没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8卢布70戈比。结果是，按当地劳动力和役畜等等价格计算，利用电力设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节省1013卢布，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没有磨粉机因而用电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节省966卢布。

　　这种急遽的转变，在脱粒机和风车的生产中并没有看到，因为这种生产早就比较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注：1879年生产的脱粒机约为4500台，而在1894—1895年约为3500台。后一数字并不包括手工业生产。]甚至连这些农具的“手工业”生产的特殊中心——梁赞省萨波若克市及其附近村庄——也已经形成，当地的农民资产阶级分子靠这种“行业”发了好大一笔财（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08—210页）。我们看到，收割机的生产发展得特别迅速。1879年，收割机的年产量约为780台；1893年，据统计全年共销售收割机7000—8000台，而在1894—1895年度，则大约达到27000台。例如，在1895年，塔夫利达省别尔江斯克城约·格里夫斯工厂——“欧洲这一生产部门中最大的工厂”（即制造收割机的生产部门，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共生产了4464台收割机。在塔夫利达省农民中间，收割机应用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了用机器替别人收割庄稼（P195）这样一种特殊行业。[注：例如，1893年“有700台农民机器聚集在法尔茨-费恩（有20万俄亩土地的地主）的乌斯宾斯基农庄找活干，但其中一半空手而去，因为一共只雇用了350台”（沙霍夫斯科伊《外出做农业零工》1896年莫斯科版第161页）。但是在其他草原省份，特别是在伏尔加左岸省份，收割机的应用还不普遍。然而近几年，这些省份也都在力求赶上新罗西亚。例如，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所运输的农业机器、锅驼机及其零件，在1890年为75000普特，1891年为62000普特，1892年为88000普特，1893年为120000普特，1894年为212000普特，就是说，不过5年光景，运输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乌霍洛沃车站运出当地制造的农业机器，在1893年约为30000普特，1894年约为82000普特，但是在1892年以前（包括1892年），该站的农业机器发货量，每年不到10000普特。“从乌霍洛沃车站运出的主要是脱粒机，这些机器是在卡尼诺村和斯梅科沃村制造的，有一部分是在梁赞省萨波若克县城制造的。卡尼诺村有叶尔马柯夫、卡列夫和哥利科夫3家铸铁厂，主要制造农业机器零件。在上述两个村（卡尼诺和斯梅科沃）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事机器的最后加工和装配工作。”（《1894年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在运输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的商业活动简况》1896年卡卢加版第4编第62—63页）在这个例子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首先，正是在粮价下跌的最近几年里，生产大大地发展了；其次，“工厂”生产与所谓“手工业”生产有联系。后者不过是工厂的“厂外部分”。]

　　关于其他一些不大普及的农具，也有同样的资料。例如，已经有几十家工厂在生产撒播机。1893年，生产更完善的条播机的工厂只有两家（《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页），而现在已有7家了（《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1页），使用这些工厂产品特别普遍的地方，仍然是俄国南部。机器的使用普及到了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和个别产品生产的全部作业：许多专业评论都指出风车、精选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谷物烘干机、干草压榨机、亚麻碎茎机等等在普遍采用。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物《1898年农业报告的补充》（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32号）确认，由于消费性亚麻业转变为商业性亚麻业，各种机器特别是亚麻碎茎机得到广泛的采用。犁的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做零工的现象对农业机器数量的增加和（P196）工资的提高有影响。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同上，第33号），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加，农业机器的采用更加普遍了。在1882年，计有农业机器908台；在1891—1893年，每年平均有29275台；在1894—1896年，每年平均有54874台；在1895年，农具和农业机器达到64000台。

　　机器应用的日益增长，自然引起对机器发动机的需求。除蒸汽机以外，“最近在我国农场中开始大量推广煤油发动机”（《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6页），虽然第一台煤油发动机在7年以前才在国外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有7个制造这种机器的工厂了。赫尔松省在70年代只有134台农业用锅驼机（《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1882年圣彼得堡版），在1881年已有500台左右（《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农具篇）。在1884—1886年，该省3县（全省共有6个县）共有蒸汽脱粒机435台。“现在（1895年），这种机器的数量估计至少要多一倍。”（捷贾科夫《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1896年赫尔松版第71页）《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1期）指出：在赫尔松省，蒸汽脱粒机“约有1150台，在库班州，蒸汽脱粒机的数量保持在这个数字左右，等等……购买蒸汽脱粒机近来具有了工业性……常有这种情形：只要经过两三个丰收年，企业主就可以将一台价值5000卢布的带有锅驼机的脱粒机成本全部收回，并立即用同样的条件购买一台新机器。因此，在库班州的小农场中，往往可以看到5台乃至10台这样的机器。在那里，这种机器已成了所有设备完善一点的农场的必需的东西”。“总的说来，在俄国南部，现在有1万台以上的农业用锅驼机在转动着。”（《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151页）（P197）[注：参看1898年8月19日《俄罗斯新闻》（第167号）登载的塔夫利达省彼列科普县通讯。“由于在我国农民中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马拉脱粒机非常普及，田间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用‘磙子’脱粒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克里木农民年年都在扩大播种面积，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改良的农具和农业机器。用磙子脱粒，每天至多不过150—200普特，而一架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每天脱粒2000—2500普特，马拉脱粒机每天也能脱粒700—800普特。因此对农具、收割机和脱粒机的需求，逐年增加，以致出现了今年也出现的情况：农具工厂没有存货，不能满足农民要求。”应当认为，粮价下跌是改良农具普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粮价下跌迫使农村业主降低生产费用。]在1875—1878年，在整个欧俄农业中只有1351台锅驼机，而在1901年，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03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已有农业用锅驼机12091台，在1902年有14609台，在1903年有16021台，在1904年有17287台。只要回想一下这种情形，我们就会明白，最近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进行了何等巨大的革命。地方自治机关对于加速这一过程出了很大的力量。在1897年初，“就已经有11个省203个县的地方自治局设置了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地方自治局货栈，其流动资本共达100万卢布左右”（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货栈的贸易额，1890年为22600卢布，1892年增加到94900卢布，1895年达到210100卢布。6年来，共售出了12600部犁，500台风车和精选机，300台收割机，200台马拉脱粒机。“地方自治局货栈农具的最主要买主是哥萨克和农民，他们所买的犁和马拉脱粒机占这些产品全部销售量的70％。播种机和收割机的买主，主要是地主，而且是拥有10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期）

　　据1895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地方自治局的报告，“该省改良农具的普及非常迅速”。例如，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计有：（P198）

　　根据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895年莫斯科省农民共有犁41210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20．2％（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1期）。据1896年的单独统计，特维尔省共有犁51266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16．5％。在1890年，特维尔县仅有犁290部，而在1896年，则达到5581部。（《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91页和第94页）由此可见，农民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多么迅速地在增强和改进。（P199）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