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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尔哈特在民粹派中间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要批判他对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的评价，就等于重复前一节所叙述的东西。我们认为，把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观点同他自己农场的历史对照一下，要恰当得多。这种批判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个农场的演进，正好是一幅改革后俄国整个地主经济演进的基本特点的缩影。

　　当恩格尔哈特接办时，这个农场是建筑在排斥“合理经营”的传统工役制和盘剥基础上的（《农村来信》第559页）。工役制使畜牧业和土地耕作的质量低劣，使陈旧的耕作制度千篇一律（第118页）。“我看到，按从前的方式经营是不行的。”（第118页）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降低了粮价，使农场成为无利可图（第83页）。[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廉价粮食的竞争是引起技术改革的原因，因而也是引起自由雇佣代替工役制的原因。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在粮价高的年份里也是有的；不过粮价低的时期使这一竞争特别激烈。]应当指出，在农场中，除工役制度外，资本主义制度也一开始就起了一定的作用：雇佣工人虽然为数很少，但在旧式经营时就出现了（牧工等），恩格尔哈特还证明，他的雇农（来自拥有份地的农民）的工资“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第11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畜牧业质量低劣的情况下“不能再多给了”。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排除了提高工资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切俄国农场的特点，也就是恩格尔哈特农场的起点，这就是：工役制、盘剥、极低的劳动（P187）生产率、“低得难以想象的”劳动报酬、停滞不前的耕作法。

　　恩格尔哈特是怎样改变这一经营方式的呢？他改种亚麻，即改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业性工业作物。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农业的商业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但是怎样获得劳动力呢？恩格尔哈特最初试图把旧制度即工役制应用到新的（商业性的）农业上去。但是没有成功，人们工作得很坏，农民无法胜任“按亩工役”，他们竭力抵抗这种“一揽子的”和盘剥性的工作。“应当改变一下制度。何况这时我已经羽毛丰满，买下了自己的马匹、马具、大车、浅耕犁、耙，并能经营雇农经济了。我开始种植亚麻，把一部分工作交给自己的雇农去做，另一部分工作则按计件即按定额雇人去做。”（第218页）可见，要过渡到新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必须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恩格尔哈特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效方法：计件工作制。农妇们被雇来按垛、按普特做工，恩格尔哈特（不免有几分天真的得意）叙述了这种制度的成功；耕作的费用提高了（从每俄亩25卢布增加到35卢布），但是收入也增加了10—20卢布，由于从盘剥性工作过渡到自由雇佣工作，女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每夜20俄斤提高到1普特），女工工资也增加到每天30—50戈比（“这在我们这里是空前未有的”）。当地的一个布商衷心地赞扬恩格尔哈特说：“您搞亚麻使商业兴隆起来了。”（第219页）

　　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上，然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农业作业。资本从工役制下夺走的第一批活计之一是脱粒。大家知道，在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这种工作通常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恩格尔哈特写道：“我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按全包制耕作，否则，我就无法收割黑麦了。”（第211页）可见，工役制是（P188）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保证业主在农忙时找到日工。最初，脱粒也包括在全包制之内，但是这里的工作质量同样很糟糕，结果不得不采用自由雇佣劳动。于是全包制耕作不再包括脱粒，脱粒工作一部分由雇农进行，一部分按计件付酬制包给手下有一批雇佣工人的包工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的结果在这里也是：（1）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前16人每天脱粒900捆，现在8人每天脱粒1100捆；（2）增加了脱粒量；（3）缩短了脱粒时间；（4）提高了工人工资；（5）提高了业主利润。（第212页）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也发展到耕地作业中去了。犁代替了旧式浅耕犁，工作从被盘剥的农民手中转到了雇农手中。恩格尔哈特得意扬扬地讲述了新式经营的成就和工人的认真态度，他十分公正地证明，通常都责骂工人懒惰和不认真，这是“打上农奴烙印”的结果，是“替地主”做奴役性工作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却要求业主有事业心，要求他们了解人并善于使用他们，了解工作和工作量，熟悉农业技术和农业的商业性，就是说，要具有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69]所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那种本领。农业技术的各种改变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改造。“例如，假定你要种植亚麻和三叶草，那么马上就需要实行许多其他的变革，如果不实行这种变革，企业就办不好。需要改换耕具，用犁代替浅耕犁，用铁耙代替木耙，而这又需要有另一种马、另一种工人和另一种雇用工人的经营制度等等。”（第154—155页）

　　由此可见，农业技术的改变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挤的渐进性，即经营制度象从前（P189）一样把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重心却渐渐从前者转向后者。请看一看恩格尔哈特经过改造的农场组织吧：

　　“目前我的工作很多，因为我改变了整个经营制度。大部分工作是由雇农和日工来做的。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烧荒准备种小麦，清除桦树准备种亚麻，在第聂伯河边租了一块草地，种了三叶草，还有无数的黑麦，很多的亚麻。劳动力的需要是没有底的。为了能雇到工人，必须事先关照，因为到农忙时，大家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别的农场上干活。这样招募工人，就要为将来的工作预先支付现金和粮食。”（第116—117页）

　　可见，甚至在“合理”组织的农场中也仍然存在着工役制和盘剥，但是首先，它们同自由雇佣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其次，工役制本身也有了改变；保存下来的多半是第二种工役制，这种工役制不是以农民业主为前提，而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为前提。

　　总之，恩格尔哈特本人的农场，比任何议论都更好地驳倒了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理论。恩格尔哈特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合理的农场，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他如不组织使用雇农的农场，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的农场里，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是同时并行的，就象在俄国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极明显地表现在机器在俄国农业中的使用上。（P190）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