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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役制度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这个论点是民粹派也不否认的。相反，尼·—逊先生（《论文集》第9节）和瓦·沃·先生（在1882年《祖国纪事》第8—9期《我国农民经济和农业》一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都承认这个论点，虽然他们不是全盘承认。所以下述情况更加令人惊奇：民粹派竟竭力不去承认下面这个简单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现代地主经济结构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因而前者愈发达，后者就愈薄弱，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竭力不去分析这两种制度同劳动生产率、同工人的劳动报酬以及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基本特点等等有什么关系。要是把问题放在（P182）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代替”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民粹派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工役制度理想化。这种奇怪的理想化，就是民粹派的地主经济演进论的基本特征。瓦·沃·先生甚至写道：“人民在为农业形式而进行的斗争中仍然是胜利者，尽管取得的胜利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命运》第288页）。承认这种“胜利”要比确认失败明显得多！尼·—逊先生把徭役经济和工役经济下的农民分得土地看作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原则”，却忘记了一件小事，即这种分配土地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的手段。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在描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时，分析了俄国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形式，突出地强调指出，在工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下，小生产以及农民和土地相联系都是必然的。但是马克思的头脑中怎么会产生把依附农民分得土地当作生产者同生产资料永恒联系的“原则”的想法呢？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这种联系乃是中世纪剥削的根源和条件，它造成技术和社会的停滞，必然需要种种形式的“超经济的强制”，难道马克思曾有一分钟忘记过这些事实吗？

　　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这两位先生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举出波多利斯克县的某位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农场作为典型（见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和第2卷第2篇第59—62页），他们同样把工役制和盘剥理想化了。按照卡布鲁柯夫先生的意见，这个农场证明，“有可能把事情安排好，以消除〈原文如此！！〉这种对立”（即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并促进农民经济和私有经济共臻繁荣〈原文如此！〉”（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原来，农民的繁荣要依靠……工役制和盘剥。农民（P183）并没有牧场和牧道（第2卷第60—61页）（这并不妨碍民粹派先生们把他们算作“宽裕”业主），这些农业用地是靠替女地主做工租来的，他们为此“在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田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地干所有的活”[注：参看上述沃尔金的著作第280—281页。]。

　　简直把这种徭役制直接残余的经济制度完全理想化了！

　　民粹派这套议论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忘记农民分得土地是徭役经济或工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只要把这种仿佛“独立的”农民必须交纳工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事实抽象化，我们就会得出关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纯粹”观念。但是资本主义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实际关系，并不会由于简单地把这些形式抽象化而有丝毫改变。[注：丘普罗夫先生代表《收成和粮价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一书的全体作者声明：“据说，工役地租代替货币地租流行起来……乃是一种退步。难道我们说这一现象是称心的有益的吗？我们……从来也没有肯定这是进步的现象。”（见《1897年3月1—2日帝国自由经济学会辩论会的速记记录》[68]第38页）这个声明甚至从表面上看也是不对的，因为卡雷舍夫先生（见上面）曾把工役制描绘成是对农村居民的一种“帮助”。实际上，这个声明同民粹派把工役制理想化的一切理论的实际内容是完全矛盾的。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正确地提出了低粮价的意义问题（1897年）：评价低粮价的标准，应当是这种粮价是否促进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上述著作家们稍有分歧。根据本书所叙述的资料（特别是见本章第7节和第4章），我们认为，工役制在低粮价时期受资本主义排挤，如果不比先前高粮价的历史时期快些，至少也不会比它慢些，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多半就是如此。]

　　我们略微谈一谈卡布鲁柯夫先生的另一个极有趣的议论。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工役制理想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作为一个统计学家评述莫斯科省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实际类型时，在他的叙述中（违背他的意志并以歪曲的方式），正好把那些证明俄国农（P184）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事实反映出来了。请读者注意，并请读者原谅我们搞引一段较长的文字。

　　在莫斯科省除了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旧型农场而外，还有“一种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这种农场彻底抛弃了一切传统，把事业看得很简单，如同人们看待每一种生产部门一样，不过是收入的一种来源而已。现在农业已不再被看作是贵族的消遣，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了……不，这里公认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核算的基础〈关于生产组织的核算〉也同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中一样”（《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第185页）。

　　卡布鲁柯夫先生甚至没有看出，对70年代“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的这种评述，正好证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把农业从“贵族的消遣”变成了普通的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把事业看得很简单”，使他们“同传统决裂”，并以“专门的知识”武装起来。在资本主义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领地、村社、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不依赖于其他经济而“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们摆脱长年的停滞。而资本主义却正是这种力量，它建立了（通过市场）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考虑社会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现在让我们继续听一听卡布鲁柯夫先生是怎样评述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

　　“其次，核算甚至包括了作为影响自然界的必要因素的劳动力，没有这一因素，任何田庄组织都是白费的。可见，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全部意义，但同时却没有把这一因素当作收入的独立来源，就象在农奴制时期或在现在所做的一样。现在田庄收益的基础并不是劳动的产品（虽然取得这种产品乃是使用劳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力求使用这种劳动来生产更有价值的劳动的产品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利用劳动成果，而是力求减少工人所得到的那（P185）部分产品，希望为业主尽可能把劳动价值缩小到零。”（第186页）这里提到了用割地换取工役来从事的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取得收益，并不需要业主有知识或有特殊的本领。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了地主的纯收入，或者至少成了那种几乎用不着消耗任何流动资本就可以获得的收入。但是，这种经营当然是搞不好的，严格说来甚至不能称为经营，正如不能把出租各种农业用地叫作经营一样；在这里并没有经营的组织。”（第186页）作者举了一些出租割地以换取工役的例子，得出结论说：“经营的重心，从土地取得收入的方法，在于对工人的作用，而不在于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第189页）

　　这段议论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歪曲成什么样子。卡布鲁柯夫先生把生产和生产的社会结构混淆起来了。在任何社会结构下，生产总是工人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任何社会结构下，地主的“收入”来源都只能是剩余产品。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就这两方面来说，工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两种制度的真正差别则在于：工役制必然以最低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因此，没有可能通过增加剩余产品的数量来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采用一切盘剥性的雇佣形式。相反，在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下，盘剥性的雇佣形式一定会消亡，因为不受土地束缚的无产者是一个不适于盘剥的对象；这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提高收入和在剧烈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如此热心地要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卡布鲁柯夫先生本人对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所作的评述，完全证实了下述事实：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除盘剥的社会条件，相反，工役制却排除农业合理化的可能性，使技术的停滞和生产者的受盘剥永远保留下去。民粹派看到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微弱的情形总是欣喜若狂，这是再轻率不过的了。正（P186）是资本主义微弱，事情才更糟糕，因为这只能说明使生产者遭到更加无比痛苦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强大。（P187）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