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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工役制度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不相容，因为这一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因此，完备的工役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

　　其次，应当注意下述情况。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现代地主（P177）经济中的工役制应当分为两种：（1）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农民业主才能承担的工役制（如“全包”的耕种和耕地等等）；（2）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如收割、割草、脱粒等等）。显然，无论对农民经济或地主经济说来，这两种工役制具有对立的意义，第二种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通过一系列极不显著的转变过程同资本主义相溶合。在我国著作界，通常总是谈论整个工役制，而不作这样的区别。其实，在工役制被资本主义排挤的过程中，重心从第一种工役制移到第二种工役制是有很大意义的。下面就是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中摘出的一个例子：“在大多数田庄中……耕地和播种，即关系到收成好坏的那些需要细心完成的工作是由固定工人来做的，而收获庄稼，即最需要及时和迅速完成的工作，则由附近农民来做，后者为此获得货币或农业用地。”（第5卷第2编第140页）在这种农场中，大部分劳动力是通过工役制获得的，但是这里占优势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附近农民”实际上在变成农业工人，就象德国的“合同日工”一样，这种“合同日工”也占有土地，也在一定季节被雇用（见上面第124页脚注[注：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由于90年代的歉收，农民的马匹大量减少了，无马户随之增加[注：1893—1894年的48省马匹调查表明，全体养马主的马匹减少了9．6％，养马主减少了28321人。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梁赞、奥廖尔、图拉和下诺夫哥罗德各省，从1888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21．2％。在其他7个黑土地带省，从1891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17％。在欧俄38省，在1888—1891年计有7922260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5736436个；在1893—1894年间，这些省有8288987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5647233个。可见，有马户的数目减少了89000个，无马户的数目增加了456000个。无马户的百分比从27．6％增加到了31．9％。（《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37卷）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欧俄48省中，无马户的数目从1888—1891年的280万增加到1896—1900年的320万，即从27．3％增加到了29．2％。在南部4省（比萨拉比亚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无马户的数目从1896年的305800个增加到1904年的341600个，即从34．7％增加到了36．4％。（第2版注释）]，这不能不对加速资本主义制度（P178）排挤工役制度的过程产生有力的影响。[注：还可参看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6—47页，这里根据1882年和1888年的马匹调查举例说明，在农民马匹数目减少的同时，私有主的马匹数目却增加了。]

　　最后，应当指出，农民的分化是工役制度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工役制（第一种）与中等农户的联系是明显的而且是先天的，这可以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来证明。例如，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汇编就提供了各类农户中从事计件工作的农户数目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百分比如下：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计件工作的现象在两极的两类农户中逐渐减弱。从事计件工作的多半是中等农户。因为在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往往把计件工作也算作一般的“外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中等农民典型“外水”的例子，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到下等农户和上等农户的典型“外水”一样。前面所考察的各种“外水”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企业和出卖劳动力），而目前这种“外水”则相反，它体现出资本主义不发展和工役制占优（P179）势（假定在“计件工作”的总量中占优势的是我们算作第一种工役制的那些工作的话）。

　　自然经济和中等农民愈衰落下去，工役制就愈加遭受资本主义的有力排挤。自然，富裕农民不会成为工役制度的基础，因为只有极端贫困才能迫使农民去干这种报酬极低并使他的经济破产的工作。但是农村无产阶级也同样不适合于工役制度，不过这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农村无产者没有任何经济，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不象“中等”农民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他们很容易外出，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即在工资较高而又不受任何盘剥的条件下受雇用。因此，我国大地主对农民到城市去以及一切寻找“外水”的做法，普遍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埋怨农民“很少受到束缚”（见下面第183页[注：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纯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着工役制度（P180）[注：下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各地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相对流行情况说明如下：

　　“货币地租流行最广的地方是煤炭工业和矿盐工业地区，最不流行的地方是草原地区和纯农业地区。农民一般不愿意为别人做工，尤其不愿意在私人‘农庄’中做比较受约束而报酬又少的工作。矿井和一切矿场及采矿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损害工人的健康，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工作的报酬较高，按月或按周领取现款的美景吸引着工人，这种现款，工人在‘农庄’上做工通常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里做工不是为了抵偿‘一小块土地’、‘一小捆麦秸’、‘一小块面包’，就是事先已经支取了全部工资以供自己的日常需要等等。这一切都驱使工人避开‘农庄’的工作，只要在‘农庄’以外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做。而这种机会恰巧在矿井很多的地方特别多，矿井付给工人‘很多的’钱。农民在矿井中赚‘几个钱’，就可以用来租种土地，不必再到‘农庄’上去做工。这样，货币地租就占了统治地位。”（引自《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第265页）在该县非工业的草原乡，则实行粮垛租和工役地租。

　　总之，农民为了摆脱工役制宁愿跑到矿井中去做工！按时发现金工资、人身自由的雇佣形式和有规律的做工“吸引着”农民，他们甚至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到我国民粹派喜欢描绘得象田园诗一般的农业中去做工。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大地主和民粹派加以理想化的工役制有什么价值，纯粹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工役制好多少。]。

　　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上是如此明显），早就为考察过地主田庄各种经营方式的农业著作家们看到了。斯捷布特教授在他1857—1882年所写的俄国农业论文集序言中指出：“……在我们的村社农民经济中，正经历着一个农村产业家业主和农业雇农之间的分离过程。前者成为大耕作者，开始雇用雇农，通常他们都不再承担计件工作，除非是极端需要添加一些播种地或使用农业用地放牧牲畜，因为这些土地大多需要承担计件工作来换取；后者没有马匹，所以根本不能承担任何计件工作。因此，显然需要过渡到雇农经济，而且要迅速地过渡，因为连那些仍然承担按亩计件工作的农民，由于他们的马匹衰弱无力和他们担负的活计过多，在工作质量方面或及时完成工作方面都成了劣等工作者。”（第20页）

　　在现今的地方自治局统计中，也说明了农民的破产引起了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例如，在奥廖尔省可以看到，许多租地者由于粮价的跌落而破产了。于是地主不得不扩大自营耕地。“随着自营耕地的扩大，普遍希望用雇农劳动代替计件劳动，不再使用农民的农具……希望采用改良农具来改善耕作……改变经营制度，种植牧草，扩大和改进畜牧业，使它具有供应畜产品的性质。”（《1887—1888年度奥廖尔省的农业概况》第124—126页。转引自彼·司徒卢威《评述》第242—244页）1890年，在波尔塔瓦省，在（P181）粮价低落的情况下，“全省……农民租种的土地减少了……因此在很多地方，虽然粮价急剧下跌，地主自营耕地的面积却扩大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304页）。在坦波夫省出现过马工价格急剧上涨的事实：1892—1894这3年的价格比1889—1891这3年的价格增长了25—30％（1895年《新言论》第3期第187页）。马工涨价（农民马匹减少的自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对工役制的排挤。

　　当然，我们决不是想拿这些个别的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论点，因为这方面完备的统计资料还没有。我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有联系这个论点。大批一般性的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种排挤的存在，这些资料都是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关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不过在谈到这些资料以前，我们应当先考察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对现代俄国地主经济的观点。（P18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