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在他的《南俄农民经济》（1891年莫斯科版）一书[30]中，收集和整理了塔夫利达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以及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部分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论述农民分化的著作中，这本书应当算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按照我们采用的方法来综合波斯特尼柯夫先生收集的资料，有时把地方自治局汇编的资料补充进去。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采取了按播种面积的农户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很成功。由于粗放耕作条件下的谷物农业系统在这个地区占优势，这种分类法能够使人精确地判断每类农户的经济。下面就是塔夫利达省农民各经济类别的总的资料。（P53）[注：下面的资料大部分是关于塔夫利达省北部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罗夫斯克3个内陆县的，或者只是关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

　　播种面积分配不平均的现象很显著：占农户总数2/5（占人口的3/10左右，因为这里家庭人数低于平均数）的种地少的贫苦户只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1/8左右，他们靠自己的农业收入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其次，中等农户也占农户总数的2/5左右，他们靠土地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中等开支（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认为，需要有16—18俄亩播种面积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中等开支）。最后，富裕农民（占农户的1/5左右和人口的3/10）的手里集中了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而且每户的播种面积清楚地表明了这类农户的农业的“商业”性。为了精确地算出这种商业性农业在各类农户中的规模，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使用了如下的方法。他从农户的全部播种面积中划出了食物面积（提供养活家庭和雇农的产品）、饲料面积（提供牲畜饲料）和经营面积（提供播种所需的种子、宅地等等），从而算出了提供销售产品的市场面积或商业面积。结果是，播种5—10俄亩的一类农户，只有11．8％播种面积提供市场产品，（P54）而随着每类农户播种面积的扩大，这个百分数依次递增为：36．5％—52％—61％。因此，富裕农民（两类上等户）经营的已经是商业性农业，每年获得总数为574—1500卢布的货币收入。这种商业性农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因为富裕农民的播种面积超出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超出家庭靠自己的劳动能耕种的土地数量），使他们必须去雇用工人：据作者的计算，在塔夫利达省北部3个县，富裕农民雇用了14000多个农业工人。相反，贫苦农民则“提供工人”（5000多人），就是说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就以种地5—10俄亩这一类来说，每户从农业中获得的货币收入只有30卢布左右[注：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按土地上获得的货币收入量来说，各类农户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因为在计算时所采用的是（1）同样的单位面积产量和（2）同样的粮食出售价格。而事实上，富裕农民的收成较好，粮食售价较高。]。因此，我们看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所论述的那种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国内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商业性即企业性农业的产品变成商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农民出卖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种现象，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类农户的状况。我们从上等户谈起。下面是关于上等户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资料：（P5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富裕农民拥有的份地最多，但他们还是把大量的购买地和租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变成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注：我们必须指出，不种地者所以有较大量的购买地，是因为把小店主和工业作坊主等等列入这类农户中了。把这样的“农民”同耕作者混淆在一起，是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常见的缺点。关于这一缺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租地17—44俄亩，每年的开支按当地价格计算约为70—160卢布左右。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商业性活动了，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猎取金钱的机器”。

　　其次，我们来看看役畜和农具的资料：

　　[注②：运输工具——轻便马车、大车、带篷马车等等。耕具——犁、多铧浅耕犁（快耕犁）等等。]

　　富裕农民的农具比贫苦农民，甚至比中等农民要多好几倍。只要看一看这张表，就足以了解我国一些人在讲到“农民”时很喜欢搬用（P56）的那些“平均”数字，是完全虚假的。除了农民资产阶级的商业性农业外，这里还要加上商业牲畜牧业，即饲养粗毛羊。关于农具，我们还要引证那些取材于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注：《梅利托波尔县统计资料汇编》1885年辛菲罗波尔版（《塔夫利达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1886年辛菲罗波尔版第2卷。]的改良农具资料。在总数为3061台的收割机和割草机中，农民资产阶级（占农户总数的1/5）拥有2841台，即占92．8％。

　　富裕农民的耕作技术也大大超过中等农民（经营规模较大，农具较多，有闲置的货币资金等等），就是说：富裕农民“能较快地播种，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天气，用较湿润的泥土覆盖种子”，按时收割庄稼；能一面运回庄稼，一面脱粒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生产农产品的开支（以单位产品计算）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用下面的计算特别详细地证明了这个论点：他算出了各类农户耕种100俄亩土地所需的劳动力（连雇工在内）、役畜、工具等等的数量。结果是，这种数量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例如，种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耕种100俄亩份地，需要28个劳动力，28头役畜，4．7张犁和多铧浅耕犁，10辆轻便马车，而种地超过50俄亩的农户耕种100俄亩份地，只需要7个劳动力，14头役畜，3．8张犁和多铧浅耕犁，4．3辆轻便马车（我们省略了关于各类农户的较详细的资料，请那些对详细资料感兴趣的人去看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书）。作者总的结论是：“随着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民用于养活劳动力即人和牲畜的支出（这是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户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户的（P57）一半。”（上述著作第117页）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十分正确地认为，大农户的生产率较高因而也较稳固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不仅用新罗西亚一地而且用俄罗斯中部各省的极其详细的资料来证明这一规律[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农民经营规模愈大，耕种一定面积土地所需的农具、劳动力和役畜就愈少。”（上述著作第162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规律在瓦·沃·先生的议论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在上引文章（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中，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在中部黑土地带，农民的每1匹马耕地5—7—8俄亩，而“按三圃轮作的规则”应当耕地7—10俄亩（巴塔林《1883年俄国农村业主的历书和手册》）。“因此，对俄罗斯这个区域的部分居民失去马匹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役畜数量和应耕地面积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上述文章第346页）总之，农民的破产引起农业的进步。如果瓦·沃·先生不仅注意到这个过程的农艺方面，而且注意到这个过程的社会经济方面，他就可以看到，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因为役畜和耕地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只有购置自己的农具的地主，或是农民中的大耕作者即农民资产阶级才能做到。]。商品生产渗入农业愈深，农民之间的竞争、争夺土地的斗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愈加剧烈，促使农民资产阶级排挤中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这一规律就必定愈加有力地表现出来。不过必须指出，农业的技术进步，随着农业系统的不同，随着耕作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在谷物农业系统和粗放耕作的条件下，这种进步会表现在简单地扩大播种面积和缩减单位播种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牲畜等等的数量上；在畜牧农业系统和技术农业系统的条件下，在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这种进步就会表现在单位播种面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块根作物的种植上，或产乳牲畜的饲养和牧草的种植上等等。

　　在说明上等农户时，还应当把大量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补充进去。下面是关于塔夫利达省3县的资料：（P58）

　　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议论。他引用了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对农户总数的百分比，并作出结论说：“依靠雇佣劳动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数与人民总数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在100个户主中间只有2—3个，最多5个，——这就是农民资本主义的全体代表；这〈俄国雇用雇农的农民经济〉不是在现代经济生活条件下牢牢扎了根的制度，而是一二百年前就有过的偶然现象”（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第332页）。在把当雇农的农户也列入“农”户总数的情况下，把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与“农”户总数相比较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摆脱掉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只要举出使用雇佣工人的手工业家庭（即大小工厂主的家庭）对俄国手工业家庭总数的百分比就可以了；就会得出对“人民总数”来说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比例。如果把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只同真正独立的即只依靠农业过活而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户数相比较，则要正确得多。其次，瓦·沃·先生忽略了一件小事，就是雇用雇农的农户属于最大的农户：雇用雇农的农户就“总数和平均数”来说，其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握有全部生产的一半以上并生产大量销售粮的富裕农民那里，其百分数却是很大的（占34—64％）。因此可以断定，说什么这种雇用雇农的经济是一二百年前就有过的“偶然现象”，那是荒谬的！第三，（P59）只有忽视农业的真正特点，才会在评论“农民资本主义”时，只举出雇农即固定工人，而不提日工。大家知道，雇用日工在农业中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注：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40．8％的农场主也没有雇用工人；68．1％的农场主雇用工人不超过2个；82％的农场主雇用工人不超过4个（杨松《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第2卷第22—23页。转引自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第16页）。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是忘记了大批按日受雇的农村无产者，流动的和定居的即在本村挣“外水”的无产者，那他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来谈下等户。下等户由不种地和种地少的户主组成，他们“在经济状况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二者不是给自己同村人当雇农，就是去挣外水，而且主要还是农业方面的外水”（上述著作第134页），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农村无产阶级。我们必须指出，例如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有40％的农户属于下等户，没有耕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9％。农村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从出租自己的份地取得收入：

塔夫利达省3县总共出租了（1884—1886年）全部农民耕地的25％，而且这里还没有包括不是租给农民而是租给平民知识分子的土地。在这3县中，总计约有1/3的人口出租土地，并且租种农（P60）村无产阶级份地的主要是农民资产阶级。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目前份地已成为南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投机对象。立下字据，用土地作抵押取得借款……土地可出租或出卖1年、2年，或长达8年、9年和11年。”（上引著作第139页）可见农民资产阶级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注：农民资产阶级本身享受到“很多”给“有产农民”“重要帮助”的农村信贷所和信贷社的好处。“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找不到保人，享受不到贷款。”（上引著作第368页）]我们在这里看到，所谓“富农”和“高利贷者”同“善于经营的农夫”毫无共同之点的那种民粹派成见，显然遭到了驳斥。恰恰相反，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掌握了商业资本（以土地作抵押出借款项，收购各种产品等等）和产业资本（靠雇用工人来经营的商业性农业等等）的两条线。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中，哪一种资本会由于另一种资本的减少而增长，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取决于我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被排除的程度和文化普及的程度。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中等户（每户有播种面积10—25俄亩，平均为16．4俄亩）的状况。中等户的状况是过渡性的：农业的货币收入（191卢布）稍低于一个中等的塔夫利达人每年的开支（200—250卢布）。这里每户有役畜3．2头，而充分的“畜力”则需要有4（P61）头。因此，中等农户的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下，他们必须靠插犋来耕种自己的土地。[注：在梅利托波尔县，这类农户有13789户，其中只有4218户靠自力耕地，而9201户靠插犋。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8234户农户中，4029户靠自力耕地，而3835户靠插犋。见《梅利托波尔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B.第195页）和《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B.第123页）。]

　　自然，靠插犋耕种土地，生产率是较低的（转移时耗费时间，马匹不足等等），例如，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告诉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说，“插犋户用多铧浅耕犁往往一天最多耕1俄亩，即比标准少一半”[注：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大谈插犋，认为它是“协作的原则”等等。这实在是太省事了：闭口不谈农民在分化为截然不同的类别，插犋是被农民资产阶级所排挤的破落农户的协作这种事实，而“一般地”谈论“协作的原则”，——想必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协作吧！]。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在中等户中有1/5左右的农户没有耕具，中等户提供的工人多于雇用的工人（按照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计算），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类农户在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了。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些中等户受排挤的略微详细一点的资料：

　　[注③：这些数字引自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它们是全县的，包括未列入乡的村庄在内。“使用土地总数”一栏数字是我算出来的——把份地、租地和购买地加在一起，减去出租地。]

　　可见，份地的分配是最“平均的”，虽然其中下等户受上等户排（P62）挤的情况也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强制的土地占有，而去考察自由的土地占有，即购买地和租地，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一类土地的集中是厉害的，因此农民使用土地总数的分配完全不同于份地的分配：中等户被排挤到第二位（份地占46％，使用土地占41％），富裕户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份地占28％，使用土地占46％），而贫苦户则被排挤在耕作者之外了（份地占25％，使用土地占12％）。

　　上表向我们指出了我们还会遇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份地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缩小。在下等户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出租土地，在上等户中则是由于购买地和租地在总经营面积中占巨大的优势。改革前制度的残余（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均的征税性土地占有）正在被渗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彻底肃清。

　　至于谈到其中的租地，则上面引证的资料就能使我们弄清楚民粹派经济学家议论这个问题时所犯的一个极其普遍的错误。我们拿瓦·沃·先生的议论来看。他在上面引证的文章中直接提出了租地同农民分化的关系问题。“租地是否能促使农户分化为大农户和小农户，促使中等户即典型农户的消灭呢？”（《欧洲通报》，上引期第339—340页）瓦·沃·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论据如下：（1）“租地的人占很大的百分数。”例如，各不同省份的不同县份的百分数是：38—68％；40—70％；30—66％；50—60％。（2）每户的租地面积不大，按坦波夫省统计机关的资料来看是3—5俄亩。（3）份地少的农民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

　　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论据不仅站不住脚，而且简直不适用，我们来引证一下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有关资料（P63）[注：同梅利托波尔县和别尔江斯克县的资料也完全相似。]。

　　试问，“平均”数字在这里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租地户“很多”（占56％）这个事实就消灭了富裕户租地的集中吗？把农民加在一起得出“平均”租地面积[每一租地户平均12俄亩。人们常常甚至不是按每一租地户，而是按每一现有农户计算的。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其著作《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1892年多尔帕特版第2卷）中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很可笑吗？因为在这些农民中，有一类显然由于迫切需要，在蒙受极大损失下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每俄亩15卢布）租进2俄亩土地，而另一类农民除了自己足够数量的土地外，还以低得无比的价格（每俄亩3．55卢布）大批“购买”土地，即租进48俄亩。第三个论据同样是空泛的：瓦·沃·先生自己就曾想驳倒它，因为他承认有关“整个村社”的资料（在把农民按份地分类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村社内部情况的正确概念”（上述文章第342页）。（P64）[注：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举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一个同样错误的有趣例子。他在指出富裕农民的商业性经营的事实和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时说：“地方自治局某些统计人员，大概认为农民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竭力缩小这些现象的意义”，并竭力证明：租地不是由富裕农民的竞争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要来决定的。为了证明这种想法，《塔夫利达省省志》（1889年）的编者维尔涅尔先生把塔夫利达全省农户按份地的大小进行分类，而拿出有1—2个劳动力和2—3头役畜的一类农民来考察。结果是，在这类农户内，租地户和租地的数量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减少。显然，这种方法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因为举出的只是役畜数量相同的农民，而撇开的正是两极的农户。在役畜数量相等的情况下，耕地面积也应当相等，因此，份地愈少，租地愈多，这是十分自然的。问题正在于：在役畜、农具等数量不等的农户之间，租地如何分配。]

　　如果认为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所集中的租地只是个人租地，而没有扩展到公共的即村社的租地，那就大错了。决不是这样的。租地始终“按照货币”分配，即使是村社租地，各类农民之间的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因此，卡雷舍夫先生那样的议论，说什么村社租地与个人租地的关系反映了“两种原则〈！？〉——村社原则和个人原则之间的斗争”（上引书第159页），说什么“劳动原则和租地在村社社员之间平均分配的原则”是村社租地“所特有的”（同上，第230页），都完全是民粹派的成见。虽然卡雷舍夫先生的任务是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他却煞费苦心地避开了关于租地集中在少数富裕农户手中的全部丰富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上述塔夫利达省3县农民村团从官方租来的土地，按各类农户分配的情况如下：

　　这就是“劳动原则”和“平均分配原则”的小小例证！

　　关于南俄农民经济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就是这样。这些资料确凿地说明了农民的完全分化，说明了农民资产阶级在农村（P65）中占完全的统治地位。[注：人们通常说，由于新罗西亚的特点，不能根据这个地方的资料作出一般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这里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比俄国其他地方更厉害，但是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新罗西亚的特点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的那么大。]因此，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对这些资料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因为这两位著作家以前都承认提出农民分化问题的必要性（瓦·沃·先生在上述1884年的文章中；尼·—逊先生则在1880年的《言论》[32]上——他指出了村社中那种有趣的现象：“不善于经营的”农夫抛弃了土地，而“善于经营的”农夫拣到了最好的土地；见《论文集》第71页）。必须指出，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者巧妙地收集了和仔细地整理了极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善于摆脱“把农民村社看作某种单一的整体的倾向，而直到现在我国城市知识分子对村社还是这样看的”（上述著作第351页）。另一方面，作者缺乏理论指导，根本认识不到他所整理的资料的价值，而从极为狭隘的“措施”观点来看待这些资料，并着手制定关于“农业-手艺-工业村社”的方案，关于必须“限制”、“责成”、“监督”等等的方案。因此，我国民粹派竭力不理会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著作的有积极意义的第一部分，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二部分上。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都非常严肃地着手“批驳”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毫不严肃的“方案”（瓦·沃·先生在1894年《俄国思想》[33]第2期上。尼·—逊先生在《论文集》第233页的脚注中），责备他心怀叵测，要在俄国推行资本主义，同时他们却用心良苦地撇开了那些揭露目前资本主义关系在南俄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料。（P66）[注：尼·—逊先生写道：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筹划60俄亩的农民农场是有趣的”。但是“一旦农业落入资本家手中”，劳动生产率“在明天”还会提高，“人们一定会〈！〉把60俄亩的农场变成200或300俄亩的农场”。请看，这多么简单：因为在我国农村中，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受到明天的大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尼·—逊先生既不愿意知道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知道明天的大资产阶级！]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