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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P42）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P43）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4页。——编者注]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P44）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注：同上，第32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理论。”]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注：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尔图斯》条，第5卷第448页）是完全错误的。]（《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ⅩⅪ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P45）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P46）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oder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注：同上，第955页。——编者注]？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P47）2卷中的这个分析（P48）[注：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7篇《收入》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本第688—7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1—96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3—956页。——编者注））。]。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