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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廖尔省贵族会议通过了一项有趣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展开的争论则更加有趣。

　　事实主要是这样的。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提出一个报告，建议同财政部门就委任奥廖尔贵族做征税官一事订立契约。在实行酒类专卖的同时，省内拟委任40名征税官，负责征收官营酒店的款子。征税官的报酬每年2180卢布（计薪俸900卢布，车马费600卢布，警卫的工资680卢布）。贵族们要是能弄到这个职位该多好，为此就必须组织协会，必须同国库订立契约。为了代替应缴的保证金（3000—5000卢布），建议每个征税官每年先扣300卢布，用以建立贵族基金，作为对酒类专卖局的保证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议案无疑是很讲实际的，它证明我国最高等级的人对于哪里能揩到公家的油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样讲实际在许多高贵的地主看来是过分了，太不象话了，是和贵族身分不相称的。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非常明显地暴露了对问题的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是实际主义的观点。饭是要吃的，贵族等级入不敷出……这毕竟是一笔收入……难道不要帮助一下穷贵族吗？何况征税官（P360）还能有助于人们戒酒！第二种是浪漫主义者的观点。在酒类专卖部门服务，受那些“往往是出身低贱的”仓库管理员的管辖，这比酒店老板能高贵多少呢！？接着就是一连串关于贵族的崇高使命的演说。我们想谈一谈这些演说，但是先不妨指出第三种观点，即国务活动家的观点。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这样做有些可耻，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既可以得到金钱，又可以保持清白。这个办法就是：管理消费税的官员可以任命征税官而不要保证金，那40个贵族则可以由省贵族代表从中活动而获得职位，——不必组织什么协会，订立任何契约，否则也许“内务大臣会把决议搁下以维护整个国家制度的正常状态”。倘若不是贵族代表作了两点非常重要的声明，这个聪明的意见就很可能占上风。这两点声明就是：第一，契约已经提交财政大臣办公会议，办公会议认为这个契约可行，而且原则上表示同意。第二，“单凭省贵族代表的申请不能获得这种职位”。结果报告被通过了。

　　可怜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吃了败仗。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是多么动听。

　　“迄今为止，贵族总是领导者。报告却建议成立什么协会。这同贵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称吗？在发现酒店掌柜盗用公款的时候，贵族应该按照征税官的法律去代他站柜台。死也不做这种事！”

　　哟，天哪，人间竟有那么高尚的感情！死也不做酒买卖！可是做粮食买卖好啦，——这倒是高尚的职业，特别是碰上歉收的年头，可以在饥民身上大捞一把。还有一种更高尚的职业，那就是放粮食高利贷，冬天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农民，到夏天农民用劳力来偿还，而这种劳力的报酬要比自由价格便宜三分之二。正是在包括奥廖尔（P361）省在内的中部黑土地带，我国地主过去和现在一直非常热中于这种高尚的高利贷。但是，为了把高尚的高利贷同不高尚的高利贷很好地区别开来，当然应该放声大叫，贵族去做酒店老板是有失身分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这已经在有名的沙皇宣言中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自私自利的服务是跟这一点不相容的……”“一个等级的祖先曾经立过战功，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担负起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伟大改革的重任，这个等级今后也肯定能够完成它对国家肩负的责任。”

　　是啊，真是大公无私的服务！分封领地，赐予有人居住的庄园，即赏赐大量的土地和农奴，形成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拥有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俄亩土地，而把千百万农民剥削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特别动听的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就拿农民解放来说吧，——我国高尚的贵族们是怎样大公无私地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呢：强迫他们赎买自己的土地，强迫他们以高于实价两倍的价格赎买土地，用各种割地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用自己的沙地、谷地、荒地来换农民的好地，而现在竟恬不知耻地夸耀这些功绩！

　　“卖酒这一行根本同爱国无关……”“我们的传统不是以卢布作基础，而是以为国效劳为基础。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P362）

　　葡萄是酸的！[115]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因为在交易所里需要雄厚的资本，但是昨天的奴隶主诸公已经挥霍净尽了。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变成交易所的商人，但是却受交易所的支配，受卢布的支配，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在追逐卢布时，这个“最高等级”早就在搞这样一些高度爱国的事业，如酿造下等烧酒；建立糖厂及其他工厂；参加各种空头工商业企业；同高等的宫廷近臣、大公、大臣等类人物频繁交往，以便获得企业的特许权益和政府保障，以便为自己求得一些施舍，例如，对贵族银行的优惠、砂糖输出奖励金、巴什基尔的小块荒地（竟达数千俄亩！）、有利和舒适的“肥缺”等等。

　　“贵族的伦理带有历史和社会地位的痕迹……”——而且还带有贵族在那里习以为常地欺压和愚弄农民的马厩的痕迹。长期的统治习惯，毕竟把贵族们培养得非常机灵了。他们善于用花言巧语掩饰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愚弄无知的“庶民”。请听下去：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就算这是一种偏见，但是旧传统不会允许我们促进这种变迁……”

　　纳雷什金先生（坚持国家观点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的这段话，显然流露出一种真正的阶级情感。当然，害怕做征税官（或者甚至是酒店老板），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偏见，但是，难道不正是由于无知的农民群众的种种偏见，地主在我国农村才得以维持对农民的旷古未闻的无耻剥削吗？本来偏见是会自动消除的；何必要公开缩短贵族同酒店老板的距离而加速消除这种偏见呢？这样就会使农民通过这种对比更快地理解（本来他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高尚的地主，同任何农村寄生虫一样，也是些高利贷者、掠夺者和强盗，只不过势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握有土地，享有世代相传的特权，同沙皇政权关系密切，又精于统治之道，善于用浪漫主义和宽大为怀的成套说教来掩饰自己犹杜什卡[116]的心肠。

　　是的，纳雷什金先生无疑是位国务活动家，他的话体现了治国（P363）的才智。我毫不奇怪奥廖尔的贵族“统帅”会用文雅得足以与英国勋爵媲美的措辞来回答他：

　　“我反对的只是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而不是他们的信念，如果我不是确信这一点，那么，反对他们对我来说就是胆大妄为了。”

　　这是真话，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比那位确实是无意中说了实话的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设想的还要真实。贵族老爷们——从实际主义者到浪漫主义者——的信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确信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占有祖先们所掠夺来的或者掠夺者所赐予的几百几千俄亩土地，确信他们有权利剥削农民并且在国家中做统治者，确信他们有权利大量（不得已时，小量也行）揩公家的油，即搂老百姓的钱。他们仅仅在某种办法是否合适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他们在讨论这些意见时发生的争执，也象剥削者营垒中的一切内部争吵一样，对无产阶级是有教益的。从这些争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整个资本家阶级或土地占有者阶级的共同利益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利益间的区别；从这些争吵中，往往会泄露出一些一般讲来属于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外，奥廖尔的事件还多少暴露了臭名昭著的酒类专卖的性质。我国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曾希望它带来说不完的好处，既能增加国库收入，又能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减少酗酒现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收入没有增加，酒价反而涨了，预算也混乱了，整套作法的财政结果也不能精确地算出来了；产品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政府也未必能使公众特别赞赏不久前各报都刊登的关于新“官酒”“品评”成功的报道。酗酒现象没有减少，偷卖烧酒的地方反而增加了，警察从这些地方得来的收入增加（P364）了，居民反对开设的小酒店开设起来了[注：例如，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某些村镇早在1899年就作出决定，反对在他们那里开设酒店。现在政府在那些地方实行了酒类专卖，当然，拒绝他们的要求显然还是为了使人民戒酒！]，街上酗酒的现象更加厉害了[ 注：农民村社因公家垄断而损失大量金钱，就更不在话下了。以前它们从酒店老板那里收费。现在国库剥夺了它们的这种收入来源，却不抵偿一文钱！帕尔乌斯在《饥饿的俄国》（卡·列曼和帕尔乌斯合著《饥饿的俄国。旅途印象、观感和调查》1900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这本颇有价值的书中，公正地称这种现象是对村社金库的掠夺。他说，根据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该省所有农民村社因实行酒类专卖而受到的损失3年（1895—1897年）共达315万卢布！]。而主要的是，建立拥有数百万资本的新的官营事业，建立新的官僚大军，给官吏们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大开了新的方便之门！那些逢迎拍马、勾心斗角、掠夺成性、浪费的墨水如汪洋大海、浪费的纸张如重重高山的官吏，象一大群蝗虫似的袭来了。奥廖尔省的议案是一种尝试，想把多少揩些公家的油这个意图合法化。这种意图已经遍及全省，并且在官吏专权和公众不敢说话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全国进一步遭受专横和掠夺之苦。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秋天，报上透露了一则“酒类专卖方面的建筑奇闻”。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造3座供应全省的酒库，并为此拨款1637000卢布。但结果“确定需要补充拨款250万之巨”[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见1900年9月1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39号。]。显然，负责经管这项工程的官员们从中捞到的油水总要比50条裤子和几块靴用皮多一些吧！（P365）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