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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地[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

　　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

　　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29]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P144）

　　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P147）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象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象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P148）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P149）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30]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31]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32]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33]，按照广大公众特别（P150）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1—198页。——编者注]

　　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P151）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34]，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35]，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P152）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36]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37]，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P153）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38]，好象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39]（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40]，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41]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P154）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象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P155）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42]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43]，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P156）[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1899年12月在国外印成单行本附于《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63—176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