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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茨基在该书第9章（《商业性农业日益增长的困难》）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矛盾。根据布尔加柯夫先生针对这一章所提出的和我们在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看出，这位批评家对这些“困难”的一般意义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有一些“困难”既是合理化农业的充分发展的“障碍”，同时又在推动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例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农村人力不足，就是“困难”之一。一些最好的、最有知识的劳动者迁出农村是合理化农业充分发展的一个“障碍”，这是无疑的，但是，农户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就发展技术如采用机器，这也是无疑的。

　　考茨基研究了下面这些“困难”：（1）地租，（2）继承权，（3）继承权的限制，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特定继承制26），（4）城市对农村的剥削，（5）农村人力不足。

　　地租是扣除了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平均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占有这一部分余额，同时地价（＝资本化了的地租）又把地租一经达到的高水平固定下来。显然，地租使农业的充分合理化“遇到困难”：在租佃制下，渴望改善等等的热情减退了，在抵押制下大部分资本不是投入生产，而是用来购买土地。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时指出：第一，抵(P122)

　　押借款的增长“没有什么可怕”。他恰巧忘记了考茨基不是“在其他的意义上”，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即使在农业繁荣的情况下抵押也必然增长（见上面第一篇文章第2节）。现在考茨基提出的问题，决不是关于抵押借款增长是否“可怕”，而是关于哪些困难阻挠资本主义充分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把地租的增长只看成是一种障碍未必正确…… 地租的增长，地租提高的可能性，是一种独立的刺激因素，促使农业在技术方面和其他各方面进步”（进步一词原文为过程，显系刊误）。人口的增长、竞争的加剧和工业的发展是促使资本主义农业进步的刺激因素，而地租则是土地占有者借社会发展和技术提高取得的贡税。因此，说地租的增长是促使进步的“独立的刺激因素”，是不正确的。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同土地不是私有而是国有完全可以相容（考茨基的书第207页），那时绝对地租就完全没有了，而级差地租则由国家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农艺进步的刺激因素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大大地加强。

　　考茨基说：“认为抬高（in die Hohe treiben ）地价或人为地把地价维持在很高水平上对农业有利，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样做只是对现有的（augenblicklichen）土地占有者有利，对抵押银行和地产投机者有利，而根本不利于农业，更不利于农业的将来和农民的下一代。”（第199页）土地价格是资本化了的地租。

　　商业性农业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商业性农业一定要求土地私有，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土地不是被分散（有些地方这种土地的分散甚至引起技术退步），就是被抵押出去（土地继承人把土地抵押出去，获得的钱付给其他继承人）。布尔加柯夫先生指责考茨基，认为他“在阐述中忽略了”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这种责难是绝对(P123)没有根据的，考茨基无论是在这本书的历史部分（特别是第1编第3章，这一章谈到封建农业及其被资本主义农业代替的原因）或实用部分①，都清楚地向读者表明了土地私有、农业服从竞争，因而也是土地转移的积极方面和历史必然性。至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考茨基提出的另一个责难，说他没有探讨“各地区人口的增长程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对此完全无法理解。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希望在考茨基的书中看到人口统计学吗？

　　关于长子继承制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上面作了说明之后，也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城市剥削农村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考茨基“没有把城市的积极方面，首先是城市作为农业市场的作用，同城市的消极方面加以比较”，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考茨基在探讨“现代农业”（第30页及以下各页）那一章的第一页上就十分肯定地指出了作为农业市场的城市的作用。考茨基认为，在农业改造和农业合理化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城市工业”（第292页）②。

　　因此，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开端》第3期第32页）怎么能够重复同样的思想来对考茨基进行所谓的反驳！这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说明了这位严厉的批评家把他所批评的书曲解得多么厉害。布尔加柯夫先生教训考茨基说：“不要忘记，一部分价值〈流入城市的〉会回到农村。”任何人都会以为考(P124)

　　①考茨基坚决反对土地转移的各种中世纪束缚，反对长子继承制（限定继承制和特定继承制），反对支持中世纪的农民村社（第332页）等等。

　　② 还请参看第214页，考茨基在这里谈到城市资本在农业合理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茨基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实际上考茨基区分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的价值和有等价物的价值，而且区分得比布尔加柯夫先生清楚得多。考茨基首先探讨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等价物（Gegenleistung）的商品的价值”（第210页）（在城市里消耗的地租、赋税、城市银行贷款的利息），并且完全正确地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剥削。接着，考茨基又提出了有等价物的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问题，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问题。考茨基说：“就价值规律来看，这样流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对农业的剥削①，然而实际上除了上述事实以外，它还造成对农业的地力的（stof flichen）剥削，使土地缺乏养份而趋于贫瘠。”（第211页）

　　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考茨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② 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考茨基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地力剥削的意见是“奇怪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已经是幻想”（原文如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忽视了他这里所批判的考茨基的意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读者有理由这样想：布尔加柯夫先生认(P125)

　　①请读者把本文所引用的考茨基的明确的说明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下面这个“批评”比较一下：“如果考茨基认为谷物的直接生产者把谷物交给非农业居民是一种剥削”等等。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稍微仔细看过考茨基这本书的批评家能够写出“如果”这句话来！

　　② 不言而喻，认为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城乡对立必然消灭，与承认把农业人口吸收到工业中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一点也不矛盾的。我在其他地方曾谈到这个问题（《评论集》第81页脚注69（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97页脚注。——编者注））。

　　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完全是幻想”。如果这位批评家的意见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并且要赞成这种“幻想”（实际上并不是幻想，而是对资本主义更深刻的批判）。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幻想，这决不是什么新看法。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的看法。某些看问题比较深刻的著作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例如，杜林就认为城乡对抗“按其本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布尔加柯夫先生由于考茨基指出农作物和牲畜日益增多的疫病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困难，而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责问道：“这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有什么高级的社会组织能够取消牲畜品种改良的必要吗？”我们也感到惊异，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了解考茨基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农作物和牲畜的旧品种，被人工选择形成的“改良”品种所代替。农作物和牲畜变得更加娇弱，更加难于照料；疫病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而经营的方式却仍旧是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规模的（农民的），因而缺乏知识和资金。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提供一切现代科学手段，但它却使生产者保留同以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城市资本主义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任何高级的社会组织都取消不了改良牲畜品种的必要性（考茨基当然不会发表这种谬论），但是技术愈发达，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愈娇弱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就愈会感到社会监督的缺乏，感到农民和工人的处境卑微。

　　考茨基认为商业性农业的最后一个“困难”是“农村人力不(P126)

　　① 因此考茨基在该书的实用部分介绍了对牲畜和牲畜饲养条件的卫生检查。（第397页）

足”，城市吞没了最好的、最强壮的和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目前城市人口增加而对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决不是反映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规律”，而是表明工业国即输出国的农业人口在向海外殖民地迁移。我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是错了。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增加而对比之下农村人口减少，这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从理论上对这个规律的论证，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① 已经指出的，第一，在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脱离了原来的农业②，第二，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总的说来是减少了。（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③。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4页和第444页④上引用过。）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和个别时期，可以看到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要的可变资本在增长，但是这并不影响普遍规律的正确性。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转化为绝对减少，绝对减少的程度也取决于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这一点考茨基当然不会否认。(P127)

　　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2节和第8章第2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

　　②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指出这种情况时说：“农业人口在农业繁荣时期也可能相对〈黑体是布尔加柯夫用的〉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这样…… 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结论说：“在这里相对减少〈农业人口〉仅仅〈原文如此！〉表明国民劳动新部门的增加。”这“仅仅”两字来得非常奇怪。新的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吸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因此根据这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足以使我们承认考茨基的一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完全能够证明这个一般论点（资本主义从农业中夺取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劳动力）是正确的。

　　③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页和第514页。——编者注

　　

考茨基在他的书的有关部分非常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使欧洲充斥着廉价谷物。（“农村居民的逃亡（Landflucht）不仅经常向城市，而且向殖民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强壮的农村居民，使欧洲农村人力不足……”第242页）工业从农业中夺取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

　　所造成的城市的文明和乡村的野蛮之间的矛盾，必然产生这种结果。“在人口总数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量粮食输入，农业人口的减少是不可想象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认为这个道理不仅不清楚，而且是根本错误的。在人口总数增加（城市发展）的情况下，不输入粮食，农业人口的减少

　　也完全可以想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使比较少的工人生产象从前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在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产品减

　　少（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人口总数增加也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民吃得更差了。

　　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德国1882—1895年中等农场增加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考茨基指出的，他举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类农场很少感到工人不足）“能够动摇”考茨基的“全部构思”。那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考茨基的论断吧。

　　按照农业统计资料，从1882到1895年占地5—20公顷的农场土地面积增加得最多。1882年这类农场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8．8％；1895年占29．9％。这些中等农场土地面积的增加同大农场（占地20—100公顷）土地面积的减少是同时发生的（1882年占31．1％，1895年占30．3％）。考茨基说：“这些数字使所有认为农民是现存制度最坚强的支柱的善良公民非常高兴。他们兴高采烈地喊道：农业并没有发生变动，马克思的教条对于农业是不适用的。”中等农场的发展被解释为农民的新繁荣的开始。(P128)

　　考茨基回答这些善良的公民说：“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泥沼中的。”“繁荣不是由于农民的富裕，而是由于整个农业受到压迫。”（第230页）考茨基刚好就在前面说过：“尽管全部技术都在进步，但是有些地方〈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农业已经开始衰落，这已是无庸置疑的了。”（第228页）这种衰落会引起封建制度的复活，即试图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要他们服一定的劳役。如果落后的经济形式凭借这种“压迫”而复活，这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农民一般说来与大生产的工人不同，他们的消费水平更低，他们更能忍饥挨饿，更会拼命地干活，他们在危机时期能支持得久一些，这又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①“农业危机波及到农业中生产商品的各个阶级；它是不会把中农放过的。”（第231页）

　　看来，考茨基这些论点已经清楚得很，不会使人不了解了。然而批评家却显然没有了解。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说他对中等农场的增加是怎样解释的，可是他却说什么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于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大发雷(P129)

　　① 考茨基在另一个地方说：“小农在绝境中能够支持得比较久。说这是小生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第134页）

　　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克尼希的充分证实了考茨基这个观点的一些材料，克尼希在自己的一本书（弗•克尼希博士《……英国农业状况……》1896年耶拿版）中，详细地叙述了英国一些最典型的郡里的农业状况。这本书里有大量的材料，指出小农劳动过重和消费不足的情况超过了雇佣工人，相反的材料却没有看到。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小农户要“非常（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勤俭”（第88页）才能有一点盈余；小农的房屋更坏（第107页）；小土地占有者（ｙｅｏｍ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比租地者的境况更差（第149页）；“小土地占有者的境况非常可怜（在林肯郡）；他们的住所比大农场的工人的住所更糟，有些甚至糟透了。他们的劳动比普通工人更重，时间更长，但是赚钱更少。他们的生活很苦，很少吃肉……他们的子女从事无报酬的劳动，穿戴也不好。”（第157页）“小农象奴

霆，说“考茨基关于农业遭到破坏的论断是错误的、武断的、没有证据的，是与最基本的事实相矛盾的”等等。

　　我们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错误地转述了考茨基的思想。考茨基决没有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农业的毁灭，他的论断恰好相反。只有对考茨基这本书最不注意的人，才会把他关于农业受到压迫（＝ 危机）和有些地方（请注意）技术正在退步的话，引伸为农业“遭到破坏”，“遭到毁灭”。在专论海外竞争（即农业危机的主要条件）的第10章中，考茨基说：“即将来临的危机当然（naturlich）决不一定要（braucht nicht）破坏它所波及的工业。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这样。危机通常只不过是导致以资本主义方式去改造现存的所有制关系。”（第273—274页）考茨基就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危机所说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危机意义的一般看法。在这一章里，考茨基对整个农业也重复了这种看法：“根据以上所述，还没有权利说这是农业的毁灭（Man braucht deswegen noch lange nicht von einem Untergang der(P130)

　　隶一样地劳动，夏天往往从清早3点钟干到晚上9点钟。”（波士顿农业局的报道第158页）一个大农说：“毫无疑问，钱很少、靠家庭成员从事劳动的小户人家（der kleine Mann）最容易缩减家庭开支，而大农则无论年成好坏都得好好安排雇农的吃喝。”（第218页）艾尔郡的小农“非常（ungeheuer）勤勉，他们的妻子儿女干的活并不比日工少，而且往往比他们多；据说两个人一天干的活就等于三个雇工一天干的活”（第231页）。“全家不得不从事劳动的小佃农的生活，纯粹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第253页）“总的说来……在应付危机方面小农显然比大农有办法，但这并不是说小农的收入比较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小户人家（der kleine Mann）得到了无偿的家庭劳动的帮助…… 通常……小户人家全家都在自己的地里干活…… 子女只能得到饭吃，很少能得到固定的日工资”（第277—278页）等等。

Landwirtschaft zu sprechen）。但是在现代生产方式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地方，农业的保守性就永远消失了。墨守成规（Das Verharren beim Alten）会使农户受到真正毁灭的威胁；农户不得不密切注意技术的发展，不得不随时使生产适应新的条件……在农村中，过去一直十分单调地沿着永恒不变的轨道运行的经济生活，已经处在不断革命化的状态中了，处在这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状态中了。”（第289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理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商业性农业困难增大的趋势是怎样结合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资本主义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愈发展，就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尖锐，就给资本主义造成新的“困难”。马克思曾经坚决地着重指出农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农业的合理化、土地与农户的分离、农村居民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等等），但是，他同样坚决地指出了直接生产者的贫困化和遭受压迫，以及资本主义与合理化农业的要求的对立。考茨基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使人非常奇怪的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承认他的“总的社会－哲学世界观和考茨基相同”①，但是他没有看出考茨基在这里是发挥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开端》的读者一定会不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些基本思想的，不明白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人怎么会说出“原则用不着争论”这种话来！！？我们姑且不去相信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句话；姑且认为，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之所以可能发(P131)

　　① 讲到哲学世界观，我们不知道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话对不对。考茨基似乎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的批判哲学的拥护者。

生，正是因为这些“原则”是共同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资本主义使农业合理化，谈到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等等，这只是重复了其中的一个“原则”。不过他又毫无道理地说了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读者可能以为考茨基持的是另一种见解，其实考茨基在这本书中最坚决最明确地加以发挥的正是马克思的这些基本思想。考茨基说：“正是工业为新的合理化的农业创造了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正是工业用机器和人造肥料，用显微镜和化学实验室，使农业发生了革命，这样就使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技术上胜过农民的小生产。”（第292页）因此考茨基就没有陷入我们在布尔加柯夫先生那里看到的那种矛盾：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即依靠雇佣劳动的生产，即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大生产，对吗？〉使农业合理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大生产在这里决不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者”！(P13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