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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派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残余的见解[注：这个最初的标题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秘密记事（1901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记事论述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和关于不应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著作（共212印刷页），它系统地汇集了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性质和它与专制制度互不相容的种种看法和事实。尔·恩·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密文件本身，又提供了它的出版经费，并且为记事加了一篇很长(P351)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序言（44页）。我们不得不较为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这篇序言，由于加上了这篇序言，整部著作失多于得。

　　而这部著作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较为有意思的几点[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比较不太重要：因为是照搬外国观察家和学者的一般评论。请看，麦肯齐·华莱士，一本有名的（当然，不是对俄国公众而言）论述俄国的英文书的作者，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是这样说的：“这一机关按其形式来说是纯粹议会式的，就是说它是由居民代表会议组成的。”再看一看法国国家法问题著作家德蒙班（Démombynes）的评论：“设立省和县的地方自治会议，可以看作是改革时代的起点，改革势必要一直扩展到立法权。”再来参看一下普鲁士的历史情况。早在1808年，这里就实行了城市自治，进行这一改革的施泰因曾把它同未来实施宪法联系起来。从城市自治必然逐渐过渡到省议会。这些省议会尽管是由贵族组成的，但从1842年起便开始提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请求。于是只好在柏林建立所有这些省议会的委员会联席会议，但联席会议对政府向它提交的问题只有咨议权。“这一联合的邦议会，不满足于自己的咨议作用，开始谋求参加最高管理的实权，起初是以恭谨的感恩戴德的呈文形式，后来便采取直接对抗国王的愿望和意志的办法。”联席会议开过三年之后，这个咨议性的邦议会便成了1848年的立宪议会”。(P352)[注：顺便指出，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在叙述施泰因在普鲁士的改革的意义和引用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的观点时，全部抄袭了德拉哥马诺夫的秘密著作，却未指明这一著作（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德拉哥马诺夫的文章《专制制度、地方自治和独立法庭》，第55—56页）。只是在几页之后，记事的作者才引用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不说自己已经颇为得益地“利用了”他的文章），并承认他在1889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德拉哥马诺夫卷入《俄罗斯通报》[145]同《欧洲通报》[146]关于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能否相容问题的论战，并声称，真理实际上是在前一机关刊物一边，“在俄国现在地方自治同君主专制制度确实是互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官僚阶级现在是不可思议的”。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不止一次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直截了当地承认它们讲出了真理，说它们的观点是公正的。（手稿上从“同《欧洲通报》”起至这一段末尾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

　　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公开承认，尔·恩·斯·先生是在不体面地奉承广大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正如《工人思想报》奉承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一样。从革命社会民主党方面来说，纵容这种奉承，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是极不明智的和犯罪的行为。根据这种偏见，似乎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官僚制度的更大胜利，似乎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似乎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给予国家一部温和宪法的良好机会，似乎“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可以成为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旗帜。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