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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分子”或“第三者”大概是萨马拉省副省长康多伊迪先（P293）生在1900年萨马拉省地方自治会议开幕词中的说法，用来表示“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各等级代表之列”的人的。这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早已引起我国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给这些可恨的“第三者”取了个绰号，也称他们为“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僚”。

　　总起来应该说，我国的反动派，当然，其中也包括全部高级官僚，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同反对派、同人民的“叛乱”、同教派、同起义、同革命家斗争的种种经验是很丰富的，以至他们经常“戒备着”，而且比任何幼稚的莽汉和“诚实的驽马”都更清楚地了解，专制制度同任何独立、正直、信仰自由、引人自豪的真才实学是不相容的。他们出色地吸取了充满俄国整个官僚制度的卑躬屈节和文牍主义的精神，对任何不象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123]一类的人，或者用更现代的比喻来说，不象套中人[124]一类的人，他们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其实，如果对那些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是按其职位，而是按其学识和品格来评价的话，难道这不会在逻辑上必然地导致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自由地讨论这些学识和这些品格吗？难道这不会彻底破坏专制俄国唯一赖以支撑的等级和官阶的特权吗？让我们听听这位康多伊迪先生是怎样说明他不满的理由的：

　　他说：“有时各等级的代表没有充分可靠的根据，就听信那些不过是地方自治局雇佣人员的知识分子的话，只是因为他们引证科学或援引报刊写作者的箴言。”怎么？不过是一些“雇佣人员”，竟教训起“等级代表”来了！顺便说一下，副省长先生所谈到的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实际上是无等级的机关的成员。可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渗透着等级性，因为按照新的条例，各地方自治机关的无（P294）等级性大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简明扼要起见，的确可以说，俄国有两个统治“阶级”：1．行政当局，2．各等级代表。第三种分子在等级的君主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日益破坏着等级的基础，并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所以第三种分子将竭力扩大它那狭小的范围，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位康多伊迪先生说：“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等级代表的人，他们的幻想只带有虚幻的性质，但是，假定这种幻想有政治倾向作为根据，那就会具有有害的一面。”

　　假定有“政治倾向”——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其实是确信有这种倾向的。而凡是从医生的医疗事业的利益出发，从统计人员的统计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各统治等级利益的设想，可以说，在这里都被称为“幻想”。这些幻想本身是虚幻的，但是要看到，它们会助长政治上的不满。

　　而另一个行政官员，中部一个省的省长，却提出了对第三种分子不满的另一个理由。据他说，他所管辖的那个省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一年年愈来愈脱离地方自治机关条例[125]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这一条例要求当地居民管理有关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事务；然而由于大多数土地占有者对给予他们的权利漠不关心，所以“地方自治会议仅仅成了一种形式，而由在性质上远不合乎要求的地方自治局来主持事务”。这就“造成在各地方自治局下面设立庞大的办事机构，并聘请许多专家——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保健医生等等来地方自治机关任职，这些人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开始表现出愈来愈大的独立性，这特别是通过在省内召开各种代表大会，在各地方（P295）自治局下设立各种委员会而达到的。结果地方自治机关的全部事务就落到那些同地方居民毫不相干的人的手中”。虽然“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心地十分善良，十分值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职务只是看作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他们对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关心也只是以对他们是否有切身利益为限”。“按省长的意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务中，雇员不能代替东家。”这个理由既可以称为更狡猾的，又可以称为更率直的，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它。这个理由之所以可为狡猾，是因为它对政治倾向避而不谈，而且企图把自己判断的根据只归结为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它之所以更为率直，是因为它把“雇员”同东家截然分开。这是俄国的基特·基特奇[126]之流历来的观点，他们雇用任何一个“教师”时，首先总是以这种职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所有真正的业主都是东家，那个经常赞扬俄国的阵营的代表就是这样告诫人们的，这个阵营赞扬俄国的巩固、独立、超越一切阶级的政权，赞扬它的政权消除了人民生活受私利支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被议会制度腐化的西方国家中是常见的。既然东家是业主，那么他必须也是医疗“事业”、统计“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业主：我们这位庞巴杜尔不知羞耻地作出这个结论，直率地承认各有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不知羞耻地——而且这也是特别可笑地——承认这些“专家们”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是的，不言而喻，除了采取严厉措施而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才智上的优势了……

　　就在不久前，我国的反动报刊有了一个重新号召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的绝好机会。知识分子不愿被人轻视为单纯的雇佣者，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不是执行一定社会职能的公民），这就常常使地（P296）方自治局的掌权人时而同集体辞职的医生发生冲突，时而同技术员等发生冲突。最近各地方自治局同统计人员的冲突简直象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

　　还在5月的《火星报》（第4号）上就已经指出，（在雅罗斯拉夫尔）地方当局早已对统计存有戒心，所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三月事件以后，终于对统计处进行了“清洗”，并建议处长“今后录用大学生时须严加挑选，要选绝对可靠的人”。在《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的暴乱》这篇通讯（6月《火星报》第5号）中，描述了被认为可疑的统计的一般情况，以及省长、厂主和地主所以不喜欢它的原因。弗拉基米尔的统计人员因发电报对安年斯基（他于3月4日在喀山广场遭到毒打）表示同情而被解雇，这在事实上就是关闭了统计处，同时，因为其他城市的统计人员拒绝在不能保护自己工作人员利益的地方自治机关中供职，地方宪兵队不得不出来充当被解雇的统计人员和省长之间的调解人。“宪兵来到了某些统计人员的寓所，要他们重新提出在统计处任职的申请书”，但是他的使命完全失败了。最后，在《火星报》8月那一号（第7号）上刊载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的文章，说“帕沙”罗将柯先生（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解雇了不执行记日志的“指令”的统计人员，由于这次解雇，统计处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提出辞职，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纷纷写抗议信（发表在同一号《火星报》上）。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哈尔科夫的帕沙哥尔坚科先生（也是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进行了干预，并对“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声称，他决不会容忍“工作人员在地方自治局内召开与职责问题无关的任何会议”。后来，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出要求解雇他们中间的一个密探（安东诺维奇）的愿望，地方自治局就已解（P297）除了统计处处长的职务，因而又引起了所有统计人员的辞职。

　　这些事件在地方自治机关所有从事统计业务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多大的波动，这从维亚特卡的统计人员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统计人员曾经企图充分说明他们不愿参加运动的理由，并因此在《火星报》（第9号）上被公正地称为“维亚特卡的工贼”。

　　可是，《火星报》所指出的当然只是若干事件，远非全部冲突，据合法报纸报道，这些冲突还发生在彼得堡省、奥洛涅茨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在这里我们把同时解雇数名统计人员的事件也算作冲突，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骚动）。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各省当局的多疑和肆无忌惮达到了何等地步：

　　“塔夫利达省统计处处长斯·米·布列克洛夫在向地方自治局提出的《1901年5月和6月的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调查报告》中说，在这个县内进行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尽管调查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已得到省长许可，持有必要的证件，而且根据省当局的指示有权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县警察极大的怀疑，警察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们，对他们的不信任达到极端粗暴的地步，据一个农民说，乡警跟踪着统计人员，并到处询问农民，‘统计人员是否宣传了反对国家和祖国的有害思想’。照布列克洛夫先生的话说，统计人员‘遇到了种种的阻碍和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工作，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人格……统计人员常常处于一种受审查人员的地位，对他们进行着秘密的、但又是尽人皆知的调查，而且认为对他们必须加以提防。由此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负担时常是多么沉重不堪’。”

　　总之，这的确是说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原委和（P298）说明对“第三种分子”的监视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无怪乎反动的报刊要向新的“叛乱者”猛扑了。《莫斯科新闻》发表了一篇带毁灭性打击的社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的罢工》（9月24日第263号）和Ｈ．Ａ．兹纳缅斯基先生的专题文章《第三种分子》（10月10日第279号）。该报写道：“第三种分子”“目中无人”，他们“以一贯持反对态度和罢工”来回答“必要的工作守则”的试行。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纵容了工作人员。

　　“毫无疑问，对地方自治局的评议－统计工作进行某些整顿的是那些最清醒而理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们决不容许在他们所管辖的管理机构内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即使是打着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旗号。持反对态度也好，罢工也好，最后都必然会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就是同那个从这省走到那省，不知是进行统计调查，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教育地方青年的脑力无产阶级。

　　不管怎样，那些明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是可以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的。大概他们现在会十分清楚地看到，地方自治机关暖在怀中的是怎样一条装作‘第三种分子’的蛇”。[注:《莫斯科新闻》第263号。]

　　我们也相信，专制制度的忠实警犬（大家知道，卡特柯夫“本人”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能用自己的精神长期“感染”《莫斯科新闻》）的这些哀号和呻吟，会使许多尚未完全理解专制制度的人“醒悟过来”，认识到专制制度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利益，同不盗窃公款和不叛卖的一切真正公共事业的利益是绝（P299）不相容的。

　　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攻击“第三种分子”的做法和对“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这种简单描述，应该成为重要的一课。我们看到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看到这种激昂情绪不仅造成了大学生中革命精神的空前高涨[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地传来消息说，大学生的骚动又趋于激烈，在基辅、彼得堡和其他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大学生小组等等。也许历史将要求大学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吧！不管怎样，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应该尽快设法提高他们的觉悟、热忱和组织程度。]，而且使农村开始觉醒，从而也加强了那些（作为一些集团）迄今尚不大容易作出反应的社会集团的自信心和斗争的决心，我们对我们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无穷力量就应该更有信心了。

　　激昂的社会情绪在俄国全体人民中，在一切阶级中正日益增长，所以我们的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发挥所有的力量，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阐明，他们有农民、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同盟者，让他们学会利用此起彼伏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抗议。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使人类摆脱经济奴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任务，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并且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被西皮亚金先生和康多伊迪先生这一伙人竭力推往不满分子行列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仅把欧洲思想长期发展所形（P300）成的颠扑不破的革命理论用之于我们的运动，而且接受西欧和俄国的先驱者所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经验，而不是去盲目照搬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我们西方的那些受害较少的同志已经开始摆脱种种机会主义了，这些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我们走上胜利的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最能收到成效的革命任务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俄国知识分子过去所未能战胜的敌人摧毁，并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大军的行列。（P301）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