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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饥荒的发生，旧的、已经成为持久性的工商业危机就延（P286）续下来了，危机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抛到街头。工人的贫困真是骇人听闻，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和有教养的“社会”对这种贫困和对农民的贫困竟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报刊，都丝毫没有打算确定贫困工人的人数和贫困的程度，哪怕就象确定农民贫困的大致程度那样的试图也没有。没有采取任何有系统的组织救济挨饿工人的措施。

　　产生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决不是由于工人的贫困似乎暴露得少一些，表现的形式也不甚尖锐。的确，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居民，不大知道现在工厂工人的生活是多么苦，工人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住得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他们把家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也卖给了高利贷者；的确，流浪者、乞丐、小客栈的住客、坐牢的人和住医院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这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大家”都习惯地认为在大城市中，小客栈和各种贫民窟里住满人是必然的；的确，失业工人完全不象农民那样被束缚在一个地方，他们不是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找工作，就是被害怕失业者聚众闹事的行政当局遣送“还乡”。但是，尽管如此，每一个和工业生活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关心社会生活的人都可以从报上知道，失业现象还是有增无已。

　　不，上述的不同态度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是：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这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完全不同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在农村，总的说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有许多过渡形态而非常错综复杂，农业经营时而兼营高利贷，时而从事雇佣劳动等等。这里挨饿的不是农业雇佣工人，而是小农；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一点所有的人，尤其是工人自己看得很清（P287）楚，小农通常却被看作（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独立农户，只是偶尔陷入某种“暂时的”从属地位。饥荒的直接原因是歉收，在群众眼里，这完全是天灾、神意。可是，因为这些造成饥荒的歉收自古以来就有，所以立法早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早就有了供应人民粮食的整套规章（主要是一纸空文），这些规章又定出了一整套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大部分沿用了农奴制时代和宗法式自然经济占优势时代的措施而不大合乎现代的需要，但是每次饥荒总还是使整个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动了起来。可是当权者力不从心，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可恶的“第三者”，即一味“叫嚷”的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帮助，它要进行活动就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饥荒同歉收的联系和农民的闭塞（农民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非常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所以落到这种破产的地步，完全是由于政府和地主的掠夺政策使资本的压力日益加重的缘故），使饥民们感到毫无办法，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被压迫阶级对自己所受压迫认识得愈差，他们向压迫者提出的要求愈低，有产阶级中乐善好施的人也就愈多，而同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地地主对这种善行的反抗比较说来也就愈小。如果注意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地主反抗的加强，说庄稼人“道德堕落”的叫嚣的变本加厉，以及“充满”这种精神的政府采取纯军事措施反对饥民和慈善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法式的、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和似乎不可动摇的农村生活方式已在彻底衰退和解体，而那些最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119]，最自觉的反动派和最幼稚的老辈“民粹派”却对这种农村生活赞美不已。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受到指责，（P288）民粹派指责我们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搬用到完全不适用的地方；反动派指责我们煽动阶级仇恨和挑拨“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我们对这些指责早已作过几十次的回答，不必再重复了，我们只想指出，俄国政府在估计阶级斗争的深刻性方面和根据这种估计而采取有力措施方面，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和在饥荒年头“以食物周济”农民的人有过某些接触的人——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同他们接触过呢？——都知道，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人类的同情和怜悯的淳朴感情；都知道，不论什么样的“政治”计划都是同这些人格格不入的，这些人对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始终持十分冷漠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的农村观点进行激烈论战时提出的论据，说服不了这些人。他们说，这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农民在挨饿，所以应该救济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所未能说服的人，也许内务大臣先生的“论据”能够说服。他告诫慈善家们说，不，不是“简单地挨饿”，因此未得当局许可，绝不能“简单地”救济，因为这样会助长道德堕落和提出无理的要求。干预粮食运动，也就是干预上天和警察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保证地主老爷们拥有愿意几乎白干活的工人，保证国库有横征暴敛的税收。所以谁能细心地考虑一下西皮亚金的通令，他一定会对自己说，是的，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而且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不得不承认交战双方对开往敌国港口的船舶，即使是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也有检查其货物的权利！只有一点不同于其他的战争：这里的一方有义务永远工作和永远挨饿，它甚至根本没有战斗，而只是挨打……暂时是这样。

　　在工厂工业领域内，毫无疑问早就存在这种战争，而且没有必（P289）要在通令中向“中立的”慈善家说明，在没有探明深浅（即没有得到当局和厂主先生们的许可）之前，切莫涉水。早在1885年时，在工人中，甚至在中部地区，虽然那里的工人比首都的工人更接近农民，都谈不上有什么稍微明显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当时，工业危机使工厂的空气中充满了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慈善事业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它始终是某些人的偶然的和纯个人的事情，而没有一点社会意义。

　　我们还要指出社会对饥荒的态度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不久以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这里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整个经济制度以至国家制度完全是靠拥有土地并独立经营土地的农民大众来维持的。甚至最不易上官方颂词之当的进步思想家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891—1892年饥荒后出版的人人都记得的尼古拉—逊的著作[120]就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农户大批地破产，在所有的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致必须广泛展开能真正“医治创伤”的救济，就几乎成为普遍的口号了。结果又得要这位西皮亚金先生费神来消除最后的幻想了。没有人民的破产和贫困，“俄国”靠什么来维持，农业和工商业阶级又靠什么来生活呢？有人竟想不只是在纸上谈谈医治这种“创伤”——这岂不是对国家犯罪！

　　西皮亚金先生无疑将会促进这样一个真理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业主是不管饥荒和危机中的大量牺牲者的，正如机车在其行进中不管被它压死的人一样。尸体卡住（P290）了车轮，火车就停下来，甚至（如果遇上蛮干的司机）可能因此出轨，但是，稍停片刻之后，它还会继续前进。你们听到几万几十万的小业主饿死和破产，同时，你们也听到祖国农业的进步，听到俄国地主派出了俄国农村业主赴英考察团，而且胜利地获得了国外市场，听到改良农具的畅销和牧草种植的推广等等。对俄国农村业主（同样对一切资本主义业主）来说，破产和饥荒的加剧不过是短暂的停滞，要是饥民不迫使他们注意的话，他们对这种停滞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一切都照常进行，甚至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那部分业主的土地也在照常进行投机倒卖。

　　例如，萨马拉省的布古鲁斯兰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就是说，这里农民大众的破产和饥荒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群众的灾难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似乎还促进了在农民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下面就是我们在《低罗斯新闻》[121]（第244号）九月通讯中所读到的关于那个县的情况：

　　“在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地价的普遍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是这里大家最注意的问题。仅仅是在15—20年以前，这里肥沃的河谷地每俄亩卖10—15卢布。有些远离铁路的地方，仅仅在3年以前，每俄亩35卢布就算是高价了，只有一次，建有漂亮的庄园并靠近市场的最好的土地每俄亩才付60卢布。而现在最坏的土地每俄亩得付50—60卢布，而最好的土地每俄亩售价提高到80卢布，甚至100卢布。地价的这种上涨所引起的投机活动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收购土地，立即转卖（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以40卢布买进土地，一年之后又以55卢布转卖给当地农民）；通常有些地主要出卖土地，但又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通过农民银行去办理出售土地给农民的拖拉繁杂的手续，而商人资本家（P291）就买进他们的土地，又转卖给本地的农民。第二种形式是，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把各种不便利的土地强塞给来自远方诸省（主要是小俄罗斯）的农民，从中向田庄主索取可观的佣金（每俄亩1至2卢布）。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地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同时，由于农民渴望土地，这就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和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土地价格的飞涨；当然，铁路也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我国土地的主要购买者仍然是农民，对他们来说，铁路远非首要的因素。”

　　这些孜孜不倦的“善于经营的农夫”用自己的“积蓄”（和掠夺所得）这样贪婪地购买土地，必然会把那些在目前的饥荒中幸存下来的贫穷农民置于死地。

　　如果说富裕农民购买土地是资产阶级社会防止无产农民的破产和挨饿的手段，那么，寻求新的市场就是防止危机，防止工业产品充斥市场的手段。御用报刊（《新时报》第9188号）为同波斯的新贸易成就而兴高采烈，并热烈地讨论了同中亚细亚，特别是同满洲贸易的前景。制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王，闻得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而喜形于色。已决定修筑的几条大铁路线有：彼得堡—维亚特卡，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奥伦堡—塔什干，政府已保证给予铁路贷款3700万（莫斯科—喀山铁路，罗兹铁路和东南诸铁路各公司）；计划修筑的路线有：莫斯科—克什特姆，卡梅申—阿斯特拉罕和黑海省的铁路线。挨饿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公款（如果国库还会有进款的话）自然不会“毫无效果地”（参看西皮亚金的通令）花费在救济金上，不，它们将落入工程师和包工头的腰包。这类盗窃公款的能手，在下诺夫哥罗德建筑索尔莫沃堤坝时，长年不断地进行盗窃，这些人直到现在才被下诺夫哥罗德（P292）的莫斯科高等法院[122]判罪（作为一种例外）。（P293）[注:遗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谈论这一次审判，虽然这次审判再三地表明这些工程师和包工头是如何胡作非为。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同交通部喀山区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处长施纳肯堡相勾结，并串通六名包工头，在三年内（1893—1895年）向国库呈报了许多凭空伪造的工程和供货的帐单、报表和单据等等，从中为自己和别人“建立起了”成千上万的资本。不仅这些工程是虚构的，而且连包工头本身也是虚构的：普通的文牍员竟冒名包工头签了字！从下面情况可以判断这一伙人共搜刮了多少钱。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呈报了（据被告席上的“包工头”所供）20多万卢布的帐单，例如，其中把实际支出400卢布改成了4400卢布。有个证人证明说，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有时同女人，有时同他的顶头上司，同道路工程师大吃大喝，一餐就花掉50—80卢布。

　　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个案件是如何审理的和它的结果如何。得到秘密警察报告的警察局长“不愿提出诉讼”（！）。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交通部的事情”，于是秘密警察又不得不去找检察官。后来，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是窃贼们发生了争吵：亚历山德罗夫“没有分赃”给一个冒名包工头的文牍员。案件审理了6年，其间许多证人都已死去，而且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把最重要的情节忘掉了。甚至象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前处长洛赫京这样的证人都无法找到（原文如此！），不知道他是在喀山，还是出差到叶尼塞斯克城去了！读者不要认为这是个笑话，这是从审讯报告中抄录来的。

　　仅从下面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同这桩案件有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些被告人：第一件事，告发人，那个最有德行的秘密警察，现在已不在警察局工作，他搞到了一幢房子，靠房租收入过活。第二件事，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处长，工程师马卡罗夫（修建索尔莫沃堤坝时曾任副处长），在法庭上竭力为亚历山德罗夫辩护；他甚至声明——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1894年春堤坝被冲毁，那是“该当如此”。根据他马卡罗夫的审查，亚历山德罗夫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富有经验、热情和细心！

　　结果：亚历山德罗夫被判监禁一年；什纳肯堡被判严重警告（因1896年的诏书而没有执行！）；其他人宣告无罪。国库的民事诉讼被驳回。我想，无法找到的洛赫京之流和在职的马卡罗夫之流总该满意了。]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