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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饥荒！近十年来，俄国农民岂止破产，简直是要死绝了，情况发展之快实属惊人，恐怕任何一次战争，不管这种战争是怎样旷日持久和激烈，也没有造成这样重大的牺牲。现代一切强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既有发展愈来愈快的世界资本主义，又有军事国家。前者已经造成了海外的竞争，并给那些在殊死的生存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少数农村业主提供了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后者在它的殖民地，在远东和中亚细亚执行着冒险政策，把这种大量耗费钱财的政策的重负完全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并且还用人民的金钱不断地建立新的“制止”和“控制”等警察措施来对付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愤慨。
既然饥荒在我国已成为通常的现象，自然可以预料，政府将努力制定它在粮食问题上的通常的政策并使之固定化。如果说在1891—1892年时，政府由于措手不及，起初还相当狼狈，那么，现在它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了。7月份的《火星报》（第6号）上说：“当前人民灾难的乌云笼罩（P268）着我国，政府又在准备行使它施用暴力的卑鄙职能，克扣饥民的口粮，惩处不合乎当局心意的任何关心饥民的‘表现’。”
政府的准备非常迅速非常坚决。这些准备是按照什么精神进行的，这从伊丽莎白格勒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赫尔松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向所有胆敢报道和谈论伊丽莎白格勒饥荒，胆敢呼吁社会救济饥民，胆敢建立私人小团体和邀请个人来组织救济的人宣战。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在报上说，县里发生了饥荒，人民不断患病和死亡，他们食用的“粮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根本不能称为粮食。省长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进行了争论，并在报上登出正式的辟谣声明。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国报刊的一般状况，谁只要肯回忆一下，最近以来非常温和的报刊以及更温和得多的著作家所受的严重迫害，谁就会理解，省长同那些甚至没有担任官职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的这种“争论”意味着什么了！这简直是堵别人的嘴巴，这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声明，政府不能容忍报道饥荒的真实情况。但岂只是声明！可以责备其他任何人，但未必能责备俄国政府在可以“使用权力”时而只限于发表声明。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使用了权力，他亲临战场，同饥民作战，同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府系统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战，并且禁止一些赶来救灾的个人（其中包括乌斯宾斯卡娅女士）开办食堂。就象尤利乌斯·凯撒一样，奥博连斯基公爵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111]，于是电报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全俄国的读者。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胜利，这个对一切尚有一点正义感，尚有一点公民勇气的俄国人的无耻挑衅，在最有关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人们中间，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在赫尔松省无疑有许多人一直知道这种掩盖饥荒和反对救济饥民的斗争的全部底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这（P269）个有教益的事件发表任何文章，或任何有关的文件，甚至连抗议无理禁止开办食堂的任何普通呼吁也没有。在政府执行它的威胁政策，解雇5月1日“旷工者”时，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在禁止知识界人士……救济饥民时，知识界却默不作声。
政府同那些敢于救济饥民的“煽动作乱者”初次交锋就取得了胜利，似乎大受鼓舞，立即转入了全线进攻。奥博连斯基公爵的英勇业绩已经成为指导原则，已经成为今后调整一切行政官员对待一切同粮食问题有牵连的人的法律（“有牵连的人”这个词是我国刑法典的专用术语，但我们已经看到而且下面还将看到，现在，未经准许的救济饥民活动，完全被当作刑事犯罪行为）。这样的法律很快就颁布了，这次是用《内务大臣给1901年受灾省省长的通令》（1901年8月17日第20号）这种简化的形式颁布的。
应当看到，这一通令将长期成为一个可资纪念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警察对人民的可怕的灾难、对饥民同救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接近害怕到了极点，同时，通令要坚决制止关于饥荒的任何“叫嚷”，并把救济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通令写得太长，官样文章晦涩难懂，大概会妨碍广大群众对它的了解。
大家知道，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取消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移交给了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这看来似乎更可靠得多了，因为选举因素取消了，对当局稍持独立态度的人现在不管事了，因而也不会再叫嚷了。可是，在奥博连斯基公爵讨伐以后，这一切又显得不够了：必须更严格地把一切事务交给内务部和直接执行内务部指令的官员掌管，必须彻底消除任何夸大的可能性。因此，怎样的县算是“受灾县”这个问题，今后将完全由（P270）内务部本身来决定[注:从被尔姆省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决定这个问题的。据最近的一些报纸报道，该省仍然继续被认为是“丰收区”，虽然该省的歉收（按10月10日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的报告）比1898年的歉收还要严重。粮食收获量只有平均收获量的58％，而沙德林斯克县和伊尔比特县只有36％和34％。1898年政府曾拨出（地方资金不计在内）150万普特粮食和25万以上的卢布。而现在地方自治机关已经没有资金，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受到限制，歉收较1898年要严重得多，粮食价格7月1日就已开始上涨，农民已卖掉牲畜，可是政府仍旧固执地认为该省是“丰收区”！！]，显然，在内务部内还将建立起对付饥民的军事行动总部。这个总部将通过省长先生们指导那些掌握“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人（主要是县的贵族代表）的活动。倡议用军事行动对付饥民的奥博连斯基公爵，过去总得亲自到场，以便采取制止、控制和缩减的措施。现在这方面已经加以“整顿”，只消“县中央”管理局和彼得堡中央管理局之间互拍一下电报（好在每县已拨给了上千卢布的办公费用），就可以“去处理”了。屠格涅夫笔下的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不仅不亲自去马厩，就是对那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仆人也只是低声提示一下：“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112]现在我们这里也将同样“不加喧嚷地”、文静高雅地“去处理”关于控制饥民的过大胃口的事。
西皮亚金先生确信饥饿的农民的胃口过大，这可以从通令固执的语气看出，通令不仅固执地警告提防“夸大”，而且直接作了许多规定，以消除夸大的可能性。这位大臣直截了当地说，别急于编造缺粮户名册，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因此，他命令一定要在临分配粮食的时候再编造名册。其次，通令认为没有必要谈到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算受灾县，但却明确规定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认定是受灾县（例如，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通常有做工收入等等）。最后，大臣对饥民救济金标准作了一些规（P271）定，这些规定极其明显地表明，政府想方设法要尽量削减这些救济金，而用一些丝毫不能防止居民死绝的小施舍来敷衍了事。实际上，标准量是每户粮食48普特（按该村的平均收获量计算）；凡是不少于这一标准者，就不是缺粮户。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不过大家知道，在非饥荒的年头，即使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消耗比这多一倍的粮食（见地方自治局对农民收支的统计调查）。所以，根据大臣先生的指令看来，吃不饱乃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就是这个标准量也还要减少，首先要减少一半，要使约占人口半数的做工的人不能得到粮贷，其次，“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正是这样说的：“或任何”！！〉物质财富”，还要减少1/3—1/5—1/10不等。由此可以设想，政府打算贷给真正缺粮的居民的那部分粮食是多么微不足道！西皮亚金先生真是恬不知耻，他讲述了这一套令人难于想象的削减救济金的办法以后声明说，这样粗略的计算“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看来对此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当俄国政府的正式声明中，除了单纯的指令以外，还有那么一点解释这些指令的意图的时候，它里面几乎总包含着（这是一种法规，这种法规比我国的大多数法律还要稳定得多）两个基本论调或者两类基本论调。一方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一般的夸张的空话，表示当局的关心，表示当局愿意考虑当前的要求和社会舆论所表达的愿望。例如，谈到“防止农村居民中缺乏粮食这一重要事宜”，谈到“对当地居民的福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等等。不言而喻，这些老生常谈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并不意味着要做什么好事情；但是这些话却和不朽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斥责被他肆意掠夺的农民时所说的不朽的话一模一样。附带说一下，受检（P272）查的自由派报刊常常利用这些老生常谈（部分由于幼稚，部分由于“职责”），来表明政府同它的观点原则上的一致。
可是，如果你更加留心地看看政府命令的另一种论调，那些并不那么一般也并不那么明显空洞的论调，那你就时时都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说明，完全是重复我国出版界最反动的报刊（例如，《莫斯科新闻》）所提出的论据。随时注意并指出政府同《莫斯科新闻》的一致，在我们看来是不无好处的（甚至对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办到的）工作。例如，在上述的通令中，我们又碰到了最“野蛮的地主”发出的最卑鄙的指责，——说什么过早地编造缺粮户名册，会促使“某些殷实户主力图变卖存粮、余粮和农具来假装自己家计拮据”。大臣说，这是“过去几次粮食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怎么办呢？因此，大臣就从那些最顽固的农奴主的教诲中吸取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些农奴主在过去的饥荒年代曾叫嚷农民在骗人，他们现在也在这样叫嚷着，并且对产生于饥荒的伤寒流行病所引起的“喧嚷”忿忿不已。
西皮亚金先生从这些农奴主那里也学会了谈论什么道德堕落这套话，他写道：“非常重要的是要使……地方机关……能协助节约使用拨款，而主要是〈原文如此！！〉要防止轻率地把政府的救济金发给生活有保障的人，以致产生道德堕落的不良影响。”这个协助节约资金的不体面的指示因为下面这个原则性的训诫而得到了加强：“……把粮食救济金广泛分发给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每家全年24普特能够过得去吗？〉，而不管国库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毫无效果〈！〉，这种办法将会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必要的救济。”古时候一些颇有恻隐之心的帝王说过：“宁可宣判（P273）十个有罪的人无罪，也不要判处一个无罪的人有罪。”而现在沙皇最亲密的助手声明说：把救济发给每年有24普特粮食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多么可惜，这个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直言不讳的堂皇的“观点”，竟因通令又臭又长而没有使广大公众看清其真正面目！唯一的希望是，也许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头鼓动会使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大臣通令的内容。
通令特别坚决地“攻击”私人慈善家：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那些同饥民作战的行政官员们，把私人的救济小团体、私人开办的食堂等等都当作“敌人”的最重要的阵地。至于为什么这种私人慈善事业老早就使内务部坐卧不宁，西皮亚金先生作了解释，他说得非常直率，真是令人感激不已。通令上说：“自1891年和1892年的歉收开始，以及在后来所有这类灾荒中，时常发现有些慈善家一面用物资救济灾区的居民，一面又力图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同时，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加上不可避免的疾病和经济的破坏，都为反政府的鼓动造成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通常，一听到严重歉收的消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就从各地汇集到受灾地区，这些人总是竭力设法同来自首都的慈善团体和机关的全权代表交往，那些代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接受他们当各地的助手，从而造成了维持秩序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困难。”
但是，俄国政府在俄国土地上愈来愈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在过去一个时期，只有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受到特别保护的阶层：对（P274）他们曾建立了特别严密的监视，某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同学生的交往被认为是重大的罪过，任何小组和社团，即使它们只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也被怀疑有反政府的目的等等。在那时候，即在不太久以前，没有其他的阶层，更没有一个居民阶级被政府认为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政府的一些正式公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数还要多得不可胜数的需要特别保护的居民阶级：工厂工人。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建立整套的机构来监视新的暴乱分子；在禁止政治上可疑人物居住的地区的清单中，除了首都、有大学的城市外，还出现了工厂中心区、村镇、县和整个省份。[注:例如，参看《火星报》第6号上所刊载的关于圣彼得堡被放逐者的秘密通报，这些人主要是著作家，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人”事件。然而，不仅禁止他们在有大学的城市居住，而且禁止他们在“工厂区”居住，而有些人只被禁止在工厂区居住。]欧俄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而不准不可靠人物居住，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都有大批的“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以致连最偏僻的省份也不得安宁。[注:例如，见《火星报》第6号和第7号上的通讯，说到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反政府的“表现”甚至已经深入到神佑的城市，如奔萨、辛菲罗波尔、库尔斯克等。[113]]现在的情况是：按内务大臣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权威判断，即使是最偏僻的农村，只要存在着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还有疾病和经济破坏的情况，那里就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有利的条件”。可是，不经常发生这类“情况”的俄国农村是不是很多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应该立刻利用西皮亚金先生这个关于“有利的”条件的有教益的指示呢？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农村非常关心道听途说传来的消息，说城市无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在2月和3月间同政府的禁卫军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人说（P275）什么农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这一类的话等等，难道这不是给最广泛和最全面的鼓动提供了内容最丰富的纲领吗？
西皮亚金先生的有益指示我们应当加以利用，但对他的幼稚只能付之一笑。以为把私人慈苦事业置于省长的监督和管制之下，就能使“不可靠的”人物难于影响农村，这真是幼稚得可笑。真正的慈善家从不抱政治目的，所以制止和控制的新措施将主要落到那些对政府最没有危险的人身上。而那些希望让农民看清新措施的意义和政府对饥荒的态度的人，大概已经没有必要去同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联络，或晋见省长先生们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旦工厂环境成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想要接近这个环境的人，就不去同工厂的管理者打交道来了解工厂的制度，也不去晋见工厂视察员先生们以获得同工人举行集会的许可了。当然，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从城市中吸引革命力量去进行这种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和不实际的，可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象政府的这些限制私人慈善事业的丰功伟绩，却完全可以消除我们的一半困难和解除我们的一半工作。
至于这位大臣关于加强对慈善音乐会和演出等的监督的通令这样的“小事情”（同上面分析的通令比较而言），我们就不谈了（参看《火星报》第9号《新的障碍》）。
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政府按新条例确定和分配给居民的救济金同实际的需要量成怎样的比例。诚然，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报刊现在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开办私人食堂的人随着他们的活动的“被查禁”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可以向在新的严厉手段面前不知所措的俄国公众报道的，只有官方警察关于粮食运动（P276）顺利进展的记事，还有《莫斯科新闻》上相同性质的小文章以及有时转载的无聊记者同郑重其事地论述“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的某个庞巴杜尔[114]的谈话。例如，《新时报》第9195号上报道说，萨拉托夫省省长（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Ａ·П·恩格尔哈特接见了地方报纸的撰稿人，并且顺便告知该撰稿人，他以省长资格亲自在当地召开了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地方官和红十字会代表的会议，并“分配了任务”。
Ａ．П．恩格尔哈特说：“这里没有象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见过的那种坏血病：在那里，不能在五步以内接近病人；在那里，这种病真是一种‘腐败性病症’，而在这里，最多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恶劣而形成的严重贫血的后果。这里，坏血病唯一的症状几乎全都是苍白的嘴唇、苍白的齿龈……这种病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合理调养就可以恢复健康。现在正在增加营养。虽然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但大体上每天要发出1000份口粮。
除坏血病外，整个地区只发现三起伤寒。可以相信，情况今后不会发展，因为到处都兴办了公共工程，居民的工资收入有了保障。”
请看情况是多么令人满意：赫瓦伦斯克全县（庞巴社尔先生说的）极需救济的只有400人（大概在西皮亚金先生和恩格尔哈特先生看来，其余的人，每户全年有24普特粮食就“过得去”了！），而且居民生活已有保障，病人经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健康。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相信《莫斯科新闻》呢，它在一篇专论（第258号）中要我们相信，“据12个受灾省最近报道，这些省内救济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许多县经过调查被认定是粮食歉收县，任命了县的粮食部门管理人员等等。看来政府的负责人员正尽一切可能给（P277）予及时的和充分的救济”。
“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而且“……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赫瓦伦斯克县有农村居民165000人，而口粮只发了1000份。整个东南地区（其中包括萨拉托夫省），今年黑麦短缺34％。萨拉托夫省的农民耕地的总播种面积（150万俄亩）中，颗粒不收的占15％（按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15]），收成不好的占75％，而赫瓦伦斯克县以及卡梅申县是萨拉托夫省受灾最重的县份。所以，赫瓦伦斯克县农民总共缺粮在30％以上。假定缺少的粮食有半数落在富裕农民头上，他们还不会因此而陷入饥饿状态（但是这个假定很不妥当，因为富裕农民的土地好，耕作得比较好，所以他们所受的歉收灾害总要比贫苦农民轻）。即使在这样的假定下，饥民也应占15％，也就是说，应达25000人。可是却有人要安慰我们说，赫瓦伦斯克县的坏血病还远不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严重，伤寒病似乎只发生三起（说谎也要说得巧妙一点！），而且发了1000份口粮（大概是按照西皮亚金防止夸大……的一套方法计算和测量出来的）。
至于说到“工资收入”，西皮亚金先生为了避免夸大，在自己的通令中对它们计算了三次（第一次他指示不要把工资收入通常较高的县算作受灾县，第二次他指示把48普特的标准缩减一半，因为50％的做工的人“应该”是有工资收入的，第三次他指示把这最后的数字按各地的情况再缩减1/3—1/10），至于说到工资收入，在萨拉托夫省不仅农业的而且非农业的工资收入都减少了。地方自治局的上述报告说：“歉收的结果，也影响到了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产品销路减少了。由于这些情况，手工业最发达的县份出现了危机。”灾情最重的卡梅申县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县里，成千上万（P278）的贫苦农民在从事有名的条格布织造业。在平常的年头，这个处在偏僻农村的行业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最荒唐的：例如，6—7岁的小孩做工，一天挣7—8个戈比。可以想象，在严重歉收和手工业危机的年头，那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粮食的歉收在萨拉托夫省（不言而喻，在一切歉收省都是一样）引起了饲料的缺乏。近几个月来（也就是说，已是夏末了！）各种兽疫蔓延得很厉害，牲畜的死亡率大大提高。“据赫瓦伦斯克县的兽医报道〈这个消息引自曾叙述过上面提到的省地方自治局报告内容的同一份报纸〉，在解剖死亡的牲畜时，发现它们的胃里，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
在谈及继续推进粮食运动的“内务部地方局通报”中还声明说，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县份中，“只有赫瓦伦斯克县自7月份起有两个村发现了好几起流行性坏血病，当地医务人员尽力制止这种疾病蔓延，同时，红十字会派出了两个医疗队前往协助，根据省长〈即我们已经谈到的那位Ａ·П·恩格尔哈特〉的报告，这两个医疗队工作得很有成效；根据内务部在9月12日以前掌握的材料，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其他各县中，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因吃不饱引起疾病蔓延的情况”。
说什么好象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那有没有经常性的缺粮呢？），好象没有发现疾病的蔓延，这种言论是否可信，我们只要把另外两个省的资料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
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克县和别列别伊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因此内务部地方局通报说，“根据省长的声明”，政府需贷给“食用粮”80万普特。然而，8月27日为讨论救灾问题召开的乌法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确定，除了贷给种籽（全省320万普特）和牲畜饲料（60万（P279）普特）外，这两个县还缺少粮贪220万普特，其余各县还需要100万普特。可见，内务部所确定的粮贷只等于地方自治机关所确定的四分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维亚特卡省在地方局发表通报以前，并没有被宣布为受灾的县份，可是地方局确定粮贷为782000普特。据报纸报道，这个数字就是维亚特卡省粮食会议在它8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计算出来的（这是按照8月18日至25日各县代表大会的决议计算出来的）。同是这些代表大会在8月12日左右所确定的粮贷额却与此不同，就是说，所贷的粮食是110万普特，所贷的种籽是140万普特。这种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8月12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西皮亚金先生在8月17日发表了同饥民斗争的通令。就是说，通令立即生效了，于是从各县代表大会（请注意这一点）——即由一般官员，尤其是由地方官组成的、取代了（按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不可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机关——所制定的数字中削减了23万普特粮食这样一个微小数目……难道说，我们真的会看到连地方官也被指责为自由主义者吗？这也说不定。至少不久前在《莫斯科新闻》上我们就读到过对某位欧姆·先生的这种指责，因为他竟敢在《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116]上提议在报纸上刊载省城市自治事务会议的会议记录（如果不准许报界代表出席这些会议的话）：
“目的真够明显的了：俄国官员常常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所以在报上披露就可以迫使他们有时甚至违背良心去支持城市或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这种打算并不完全错误。”
维亚特卡的地方官显然是由于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P280）而“夸大”缺粮的严重程度，表现了不可宽恕的轻率，对这些地方官不应该加以特别的监视吗？[注:这里还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省长反对夸大的例子：
维亚特卡省省长在发给各乡公所的“公告”中指出，农民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发放的粮贷的态度非常慎重。克林根贝格先生说：“在省内巡视时我深信，农民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目前情况的，他们害怕负担非万不得已的债务，所以下定决心耐心地等待来年上帝的帮助，争取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这使维亚特卡省省长相信，“任何传闻，不论是说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免费救济和可能免除债务和欠税，或者是夸大灾情，都不会扰乱沉着理智的维亚特卡省的居民”。省长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如果在复核粮贷决定时，发现户主虽然没有任何存粮，但今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家食用和播种，然而这些粮食已经出售，并将所得金钱用于其他需要，那他就不能指望获得粮贷。按照新法律，所发放的粮贷将不采用连环保[117]责任制的办法，而是根据征收直接税的条例来追偿。所以申请并已获得粮贷的户主应该记住，他要独自一个人归还粮贷，谁也不会帮助他，而且追偿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所以一旦债台高筑，不但动产可能要全部卖掉，而且不动产也会被没收”。
可以想象，省长发表了这样的公告以后，乡公所的头头们是怎样对待申请粮贷的饥饿的欠税者的！]
但是，按照维亚特卡省地方自治机关（如果不是英明的俄国政府不让它再来管理粮食事务的话）的“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所确定的需要量还要大得多。至少，8月30日至9月2日举行的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所计算出的缺粮数比需要量少17％，饲料少15％。而需要量是10500万普特（常年收获量是13400万普特，而今年收获量是8400万）。可见，缺粮数为2100万普特。“今年省内310个乡中总共有158个乡收成不好。这些乡的男女居民共有1566000人。”是的，毫无疑问，在缩减实际需要量方面以及把救济饥民的整个工作变为施舍小恩小惠的假慈善事业方面，“政府当局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
但是，把那些集结在西皮亚金通令的旗帜下的行政官员们称（P281）为“假慈善家”，还是过于抬举他们了。他们和假慈善家的共同之处就是给的救济都非常之少，却要极力吹嘘。但是，假慈善家们充其量也只是把接受他们恩施的人看作能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的玩物，而西皮亚金的行政当局却把他们看作敌人，看作不法之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因而必须加以管制。这种观点在1901年9月15日圣上所批准的出色的《暂行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是由20个条文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其中出色之处很多，我们尽可以把它算作20世纪初最重要的立法条例之一。我们先看看它的标题：《关于受灾区居民参加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大概这些工程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优待，所以“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领受特别的恩典？不然的话，新法律第1条大概不会重复说：“灾区的农村居民可以参加工程的施工”等等？
但是这些“优待”在法律的后半部中才谈到，而开头是确定整个事业的组织工作。有关机关“指定最适当的工程项目”（第2条），同时“得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3条，按照狄更斯某些小说的章题，可以称为：“说明必需适应旧法律的新法律条文”）。工程的施工，或者是用预算资金，或者是用特别贷款，同时，工程的安排由内务大臣统管，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并在大臣之下成立由各部代表组成的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评议会的职责是：（一）批准可以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事例，（二）审议关于资金用途的提案，（三）“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以及规定居民参加上述工程的其他条件，（四）按照作业地区分配成批的工人，（五）负责把成批的工人调往施工地点”。评议会的决定须得到内务大臣批准，“在有关场合”还须得到其他部门的大臣批准。此外，指定工（P282）程项目和调查所需施工人数由地方官负责，地方官将所有这些情况通知各省长，省长附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内务部，“再按照内务部的指示，通过地方官把工人遣送到各施工地点……”
喝！我们总算讲清了新事业的全部“组织”工作。现在试问，到底需要多少润滑油才能使这架笨重的、纯俄国式的行政机器的全部轮子运转起来呢？请把这个问题具体地想象一下吧：直接同饥民接近的只有地方官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掌握主动权的。他要写公文，给谁呢？9月15日暂行条例的条文说，给省长。但是根据8月17日的通令，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使命就是“把县的整个粮食部门交给一个负责人管理”（8月17日的通令指出最好任命县的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争论”就此发生了，当然，根据“省的一般制度”第175条的六点中所阐述的非常简明的“原则”，争论很快就解决了，这一条规定了“解决各机关和各负责人之间……争端的程序”。最后，公文还是送到省长办公室，并由办公室着手作出“决定”。然后一并送到彼得堡，由专门的评议会加以审查。可是参加评议会的交通部代表，对修复布古鲁斯兰县道路这样的工程是否适当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于是又一纸公文从彼得堡到地方上旅行一次，然后再返回来。当最后关于工程是否适当等等问题将在原则上得到解决时，彼得堡评议会又要忙于在布祖卢克县和布古鲁斯兰县之间“分配成批的工人”了。
建立这样庞大的机构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这是一项新工作吗？绝不是。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公布以前，“根据现行法规”，兴办公共工程要简单得多，而同一个8月17日通令虽然谈到由各地方自治机关、各平民习艺所管理局及各省当局兴办的公共工程，但也并未预见到需要成立什么特别机构。看来，政府的“粮食运动”（P283）是这样的：彼得堡的司级机关挖空心思地想了整整一个月（自8月17日至9月15日），终于想出一套无限复杂的烦琐手续。但是，彼得堡评议会想必不会陷入夸大的危险，只有那些“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的地方官吏才抵制不住这种危险的压力。
但新的《暂行条例》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受雇的“农村平民”的法规。如果施工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那么，首先，工人就要“在地方官的监督下”编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其次，加入这种劳动组合的工人都列入专门的名册，这种名册“对于在册（法律用语：“入该册”）的工人来说，在调动和参加施工期间，便代替法律规定的居民证，在到达目的地以前，由押送工人的官吏保存，如官吏不在，则由工长保存，然后，交由施工主管人保存”。
凡是愿意离村的农民都有权免费获得普通的身分证，为什么要用专门的名册来替换这种身分证呢？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限制，因为工人持有个人身分证，他在选择居处，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对他更有利或更适当的工作时就会自由得多。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做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是由于爱玩官样文章，而且也正是为了限制工人，把他们看作一批批的农奴，“按清单”，按一种“档案册”[118]予以押送。例如，规定“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工人移交〈原文如此！〉给工程主管人”。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先是名册代替身分证，随之而来的是“成批地遣送和移交”代替行动自由。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流放一批批的苦役犯吗？农民带了身分证可以随意通行的全部法律能说没有废止（也许是对“夸大”饥荒的惩处？）吗？难道用公款运送，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剥夺公民（P284）的权利了吗？
再往下看。工程主管机关中管理分配工人、发放工资等的负责人员可“按照工人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的通知，在可能情况下，扣除一部分工资，寄给各家，作为维持这些家庭之用”。这是剥夺权利的新办法。官吏们怎么竟敢扣除工资呢？他们怎么竟敢干涉工人的家务，象代替农奴一样地代替工人决定他们愿意帮助谁和帮助多少呢？工人会容许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而扣除自己挣得的钱吗？大概新的“苦役条例”的草拟者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上面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之后，紧接着又有一条写道：“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农民“夸大”饥荒和“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而给予他们的剥夺权利的惩处！只是由普通警察，工厂警察和秘密警察监视全俄国工人，这是不够的，这里还制定了特别监督的法规。可以想见，政府在这一批批被严加防范地打发、遣送并移交的挨饿农民面前，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
再往下看。“如有扰乱公共安宁，对工作明显地敷衍塞责，或者不执行施工主管人员或维持秩序人员的合法要求的情况，对犯有上述罪行的工人，可以不经过特别审讯，按照第16条〈我们刚引用过〉所提到的官员的命令处以三天以下的禁闭；如果他们坚持不上工，可以按照这些官员的命令，把他们押送回原籍。”
既然如此，那能说9月15日的暂行条例不是暂行苦役条例吗？不加审讯就进行惩治，押解驱逐……俄国农民的愚昧和闭塞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限度。工人经常挨饿，不断地被驱逐出城市，这些都不会不产生影响。我国政府热中（P285）于用“暂行条例”来进行治理[注:常言说，任何傻瓜都会用戒严来进行治理。是的，在欧洲是需要戒严的，而在我国，戒严已成了普遍情况，并且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辅之以暂行条例。其实俄国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根据暂行条例来处理的。]，但毕竟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们可以利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在工人小组和农民中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让我们散发这份条例的文本和说明这份条例的传单，让我们举行集会来宣读这个法律并结合政府的整个“粮食”政策来说明它的内容。我们要争取使每一个多少有觉悟的工人，不论他是怎样来到农村的，都能对“暂行苦役条例”有个明确的看法，并且能向所有的人说明其问题之所在，说明究竟应当怎么办才能摆脱这挨饿的、任人摆布的和无权的苦役。
那些善良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称道各种劳动组合以及政府所许可或鼓励的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这份关于工人劳动组合的暂行条例倒可以成为一种经常的责备和严重的警告：责备他们幼稚，竟相信政府的许可或鼓励是诚心诚意的，而看不出“发展国民劳动”等等幌子下的最卑鄙的农奴制的本质；警告他们在今后谈到劳动组合和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所许可的其他团体时，永远也不要忘记说明，而且要如实地说明按9月15日暂行条例组成的劳动组合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能说明这样的劳动组合，那最好是完全保持缄默。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