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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们首先谈谈关系到这次代表大会成败的问题。

　　作为《火星报》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提一提我们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历史。《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它仅仅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是根据国内许多同志的委托进行活动的。《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就已经声明，它将不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3]内部发生的组织分歧，并且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曾建议我们举行代表会议，以便同国外组织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说明，“联合会”里有一批人（P245）赞成我们提出的原则，因此可以指望“联合会”也会接受这些原则。“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94]，不顾除原则分歧外还存在着组织分歧，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遗憾的是，“联合会”拒绝进行谈判。后来又出现了发起团[95]，“联合会”这才表示同意进行谈判。“联合会”的面貌很不固定，在“联合会”里出现了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因此可以指望，有可能达成原则协议。《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再次表示同意，在这以后就召开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克鲁格洛夫同志在我们会议一开始就宣读了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对这个决议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联合会”里也没有人发言反对这个决议。

　　我们认为，《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示反对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协议，而“联合会”显然是同意那次会议的方针的。

　　因此，我的批评所针对的将是《工人事业》编辑部，而不是整个“联合会”。

　　让我们把日内瓦的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对照一下。

　　日内瓦决议的特点是写得十分详细，而且着重指出了一些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原理。

　　原则协议的第1条写道：“我们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96]等等。”显然，这是有所指的，显然，在机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过斗争的。不管《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如何，它绝对无法抹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日(P246)内瓦代表会议已经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可以作为统一的基础。例如，日内瓦决议第3条就认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过去显然也是有过分歧的。决议为了竭力避免机会主义，几乎要闹出笑话来（见第5条（5）[97]）。可见，就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是有过分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对照一下。遗憾的是，我只有三天的时间浏览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详细地揭示了我们之间观点的差别；文章中对《曙光》和《火星报》的某些正确意见，我们也准备加以采纳，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文章立论的原则。《工人事业》第10期的原则立场推翻了“联合会”代表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这两种立场是无法调和的。必须揭露两者的分歧，才能了解“联合会”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才能了解是否有可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在《工人事业》第10期第32页和第33页上，文章作者不满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提出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对立[98]。请看一下日内瓦代表会议，难道这次会议不就是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一次交锋吗？难道《火星报》不就是山岳派吗？难道《火星报》编辑部在它的第一篇声明中没有说过它不希望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以前实现任何组织上的统一吗？《工人事业》第10期说：甚至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也是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决议对伯恩施坦主义作了专门的论述，为了驳斥伯恩施坦主义，与会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现在《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竟又弹起老调来了。这是什么呢，是挑衅还是嘲笑？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这完(P247)全是在嘲笑我们为奠定理论基础所付出的劳动。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其次，那篇文章还表示要更加扩大我们分歧的范围。例如在第33页上作者说：“我们的分歧也许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一遍：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

　　日内瓦决议第4条（3）指出必须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斗争，而这里有人却说，也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本就不一样。

　　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一切都伴之以关于禁锢思想的危害等等的议论，这恰恰是一切伯恩施坦分子的言论。这种言论在吕贝克党代表大会[99]上就已经有过了，现在饶勒斯分子[100]也在反复地说这种话；但是协议的条文恰恰没有这样说，因为协议是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批判主义的表现，就会导致完全的破裂。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意见的实质，而不是讨论发表意见的自由。这里拿德国人和法国人作榜样是十分不恰当的。我们还在争取的东西，德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掌握着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而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相反，我国的其他革命流派倒是相当活跃。从《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中不仅看不到在原则上同机会主义彻底的决裂，甚至更糟糕的是，它对自发运动占优势的情况赞不绝口。我并不是爱抠字眼的人。我们所有的人，《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同志以及我本人，注意的只是文章的基本倾向，但是这些字眼，正象德国人所说，臭气刺鼻。关于这些条文，日内瓦决议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01]也在和这些文章唱一个调子。(P248)

　　请注意一下文章对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的著名区分。作者说，策略－计划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他认为可以谈策略－“过程”，他把策略－“过程”理解为同党的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党的任务的增长。依我看，这简直是不想讨论问题。我们为了拟订一定的政治任务曾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内瓦代表会议关于这些任务进行了那么多的讨论。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向我们说起“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来了。我认为，这是《工人思想报》的伯恩施坦主义特殊的狭隘的产物的再现，《工人思想报》曾经断言，应该只进行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的斗争。我们说，这只是变本加厉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日内瓦决议说，转入政治鼓动无需经过任何阶段，可是在这以后突然出现一篇文章，把“揭露性的刊物”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对立起来。马尔丁诺夫谈到大学生和自由派时写道，他们自己会关心民主要求。而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就在于，自由主义民主派没有表现出政治斗争的主动精神。如果自由派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且能够自行去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文章作者甚至认为，政府自己将会采取具体的、行政的措施。

　　关于恐怖行动问题，大家知道，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在代表会议以后，“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崩得分子[102]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恐怖行动。而文章作者在第23页上写道，我们“不想阻挠恐怖主义情绪”。这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声明……(P249)[注:记录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69—275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