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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尔·恩·斯，先生这样怒气冲冲和这样空空洞洞地谈到的问题吧。我们上面举出的一些事实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即它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因素的意义，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我国有产阶级（特别是土地贵族）代表组成的这一组织，经常以选举机关同官僚机关相对立，经常引起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地揭露不负责任的沙皇官吏的反动本质，支持不满情绪，对专制政府持反对立场。[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第5、8、11—12、17—19页。]第二，地方自治机关是加在官僚制度这一回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它渴望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渴望立宪（甚至象维特所说的，“无意识地走向”立宪），并为此上书请愿。因此它成了政府对付革命者的一个不中用的同盟者，它对革命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给予他们尽管是间接的、但却是无疑的帮助，在紧要关头使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镇压手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关顶多也不过提出一些自由主义的请愿和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强大的”和多少独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一个辅助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不妨承认，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读者也许会说：这么说，你们是同意尔·恩·斯·先生的意见了，因为他肯定的也只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这回（P57）事。我们的分歧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

　　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这个一小部分，却是用来诱使俄国“社会”放弃真正的宪制的手段。这是一块完全无关紧要的阵地，专制制度把它让给勃兴的民主主义，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主要阵地，为了分化和瓦解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对地方自治机关（“立宪的萌芽”）的“信赖”，这种瓦解手段不论在60年代或在1880—1881年间都获得了成功。地方自治机关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这个总问题中的一个个别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别情况，看到时髦的伯恩施坦派理论[50]的全部狭隘性和妄诞不经，这种理论用争取改革的斗争来代替革命的斗争，它宣布（例如通过别尔嘉耶夫先生之口）“进步的原则就是愈好愈妙”。这一原则，总的说来，和它的反面——愈坏愈妙——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当然，革命者永远不会拒绝为改革而斗争，不会拒绝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有时敌人自动让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瓦解进攻者和更容易地击溃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

　　正是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不彻底的让步来巩固专制制度的工具，它是把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吸引到专制制度方面去的工具——尔·恩·斯·先生却完全没有了解。他宁愿根据愈好愈妙这个“公式”来编造一个以直线连接地方自治机关和宪法的学理主义的图式。他向维特说（P58）道：“如果您先撤销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然后再扩大个人的权利，那么您就会失掉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因为这个宪法是在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基础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您都会给予保守主义的事业以非常不妙的效劳。”多么严谨而又美妙的概念啊！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接近圣上的英明的保守主义者，——温和的宪法。但遗憾的是，英明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已不只一次因为有地方自治机关而找到了不“给予”国家宪法的“良好机会”。

　　尔·恩·斯·先生的和平“概念”对他的口号的措辞也产生了影响；这个口号是在他的文章的末尾提出的，并且正象口号那样，用黑体排成了单独的一行：“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公开承认，这是对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所作的一种无耻的奉承，它同我们在《工人思想报》上看到的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所作的那种奉承一样。不管是第一种奉承还是第二种奉承，我们都应该反对。有下面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没有切断通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口号可以成为——姑且不说革命运动的，而只是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不是帮助区别敌人和同盟者、能够用来指导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旗帜，这只是帮助一些最不可靠的人混到运动中来、并且便于政府再一次用响亮的诺言和不彻底的改革来敷衍了事的一块破布。所以，不必是预言家也可以预见到：我国的革命运动将达到自己的顶点，社会上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将十倍地泛滥起来，政府中将出现一些打着“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旗帜的新的洛里斯－梅利科夫（P59）们和伊格纳季耶夫们。至少，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种最不利的结局，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种最有利的结局。如果自由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了这面旗帜，并且由于醉心于它而从背后袭击“寻衅者”－革命分子时，那后者就可能陷于孤立，而政府就会只企图作些最低限度的、局限于实行某种咨议性的和宫廷贵族式的宪法的让步。这样的企图能不能成功，将取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政府决战的结局，——但是，自由派将成为受骗者，这是可以完全担保的。政府会利用尔·恩·斯·先生提出的这类口号（“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者“地方自治人士”等等），象引诱小狗似的诱使他们离开革命者，一经引诱过去，就会抓住他们的衣领而飨以所谓反动的鞭笞。先生们，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说一声：你们这是咎由自取！

　　不提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而提出这种温和谨慎的愿望作为文章结尾的口号，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是为了通过这种庸俗的空论，来表示愿意“为保守主义效劳”，相信政府会被这种温和所感动而表示“顺从”。其次是为了“团结自由派”。是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许能够团结所有的自由派，——正如“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口号将能够团结（按“经济派”的意见）所有的工人一样。不过，这样的团结会不会是失利而不是得利呢？如果能够把被团结者提高到团结者的觉悟的和坚定的纲领的水平上来，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得。如果把团结者降低到群众偏见的水平，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失。毫无疑问，下面这种偏见在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中是非常流行的：地方自治机关确实是“立宪的萌芽”[注：关于从地方自治机关那里可以期待到什么的问题，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小报》[51]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为有趣的（布尔采夫的上述著作第64—67页）：“我们在考察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的条例的时候，又碰到了政府那个秘而不宣但又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用自己的宽宏大量迷惑人心，并高声宣布：‘看，我赐予你们的有多少！’然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少给，一方面尽量少给，一方面还竭力设置障碍，使大家连它所赐予的那些东西也不能完全使用……现在，在专制制度下面，地方自治机关不会有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有用处，它们不会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可以在未来大大发展的萌芽……大概命运决定，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将会成为俄国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俄国实行立宪的管理方式以前，在存在着专制制度的时候，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地方自治机关必然仍旧是一个政治怪影，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们不敢议事的集会场所。”由此可见，多尔戈鲁科夫甚至在热火朝天的60年代也没有沉湎于过分的乐观主义之中。而从那时起，这40年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并且告诉我们，是“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决定地方自治机关成了迷惑立宪派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它只是偶尔由于遭到了某些不道德的宠臣的（P60）阴谋阻挠而延缓了它的“自然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成长；只需几次请愿就足以使专制君主变得“顺从”；一般合法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可以使那些口头上仇视专制制度的人不必再去以某种形式积极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诸如此类，如此等等。把自由派团结起来当然是一件有益的好事情，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以反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为目的，而不是迁就这些偏见，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成熟（更正确地说：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肯定这种水平，——总之，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秘密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式地空论合法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如果说对工人提出诸如“罢工自由”的政治口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自由派提出“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专制制度时代，任何（哪怕是最“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都必然要成为不能正常发育的畸形儿，而到了立宪时期，地方自治机关就会立刻失去它现今的“政治”意义。

　　团结自由派可能有两种形式：通过建立独立的自由主义的（当（P61）然是秘密的）政党和通过组织自由派援助革命者。尔·恩·斯·先生自己指的是第一种可能，但是……如果把他所指出的这种可能当作自由主义的前途与希望的实际表现，那么这是不能使人过分乐观的。他写道：“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自由派将不得不成立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深信，自由派组织成一个秘密的（尽管从它的纲领和手段看来是非常温和的）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是“撤销”，那么这也还得等很久才能实现，因为甚至连维特也不希望撤销地方自治机关，而俄国政府向来就特别重视保持外表，即使这种外表已完全失掉了内容。说自由主义政党将是非常温和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对资产阶级运动（自由主义政党只能在这种运动中立脚）根本也不能够指望什么别的。但是这个政党的活动、它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一点尔·恩·斯·先生并没有说明。他说道：“秘密的自由主义政党，就本身来说，既然是由最温和的和最不活跃的反对派分子所组成的团体，它就不可能展开特别广泛的或特别紧张的活动……”我们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哪怕只是局限于地方的和主要是地方自治机关的利益这个范围内，自由主义政党本来完全可以展开既广泛而又紧张的活动——譬如组织政治揭露这样的活动……“可是当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正在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在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人达成直接协议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说得完全正确，所以读者自然希望作者哪怕是极为概括地规定一下这个“因素”的工作。但是，尔·恩·斯·先生没有这样做，反而去描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并且这样结束道：“当存在着鲜明的政治（P62）运动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组织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能够起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温和派政党通过灵活的策略，总是能够从极端的社会分子之间的日益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仅此而已！“因素”（它已经由政党转化为“反对派”）的“作用”就在于从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关于自由派参加斗争的事一字不提，而关于自由派得到好处的事却已谈到。这一失言真可以说是天意……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忽视下面一点：他们首先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会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根据这一点而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只有那种陷入空想主义或反动的民粹主义的拙劣偏见中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安享清福，——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对解放斗争抱什么样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将不倦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支持所有抗拒专制制度压迫的反对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立场，对我们来说决不是毫不相干的。自由派能够组织成秘密政党，——那就更好，我们将欢迎有产阶级中政治自觉的增长，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要求，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注：本文作者在4年前谈到“民权党”[52]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政党会带来好处。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8年日内瓦版）：“……然而，如果在这个党〈“民权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第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编者注）]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P63）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名言应用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它的进步不在于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而在于摆脱有害的幻想。[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我们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已有了革命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夺权和英勇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单独决战的理论。是时候了，我们的自由派应该摆脱在理论上看来最无根据的而在实践上却最不易消失的幻想了。照这种幻想看来，似乎还可能同俄国专制制度进行谈判，似乎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机关便是立宪的萌芽，似乎立宪的真诚拥护者们可以通过耐心的合法活动和呼吁敌人顺从的耐心的号召，来履行自己的汉尼拔式的誓言。（P64）

　　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1—72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