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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恩·斯·先生的序言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这篇序言牵涉的问题极广，它谈到俄国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各种方法以及导向改革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位同自由派，特别是同地方自治自由派显然过往甚密的尔·恩·斯·先生，在我们的“秘密”著作的合唱中，无疑唱的是一种新的调子。因此，无论是为了弄清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这个原则问题也好，或者是（P46）为了了解接近自由派的人们的趋向以及……情绪（我还不把它叫作思潮）也好，都非常需要详细考察一下这篇序言，分析一下这个新的调子是好还是坏，说好好到什么程度，说坏坏到什么程度和坏在什么地方？

　　尔·恩·斯·先生的见解的基本特点如下。从我们下面引证的他的文章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他崇拜和平、渐进、绝对合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真心反对专制制度，渴望政治自由。但是专制制度之所以成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它禁止和压制一切趋向自由的“发展”。这一矛盾贯穿了尔·恩·斯·先生的整篇文章，使他的论述前后不一、软弱无力，摇摇摆摆。只有预计或者至少是假定专制政府自己会醒悟、厌倦和让步等等，才会把立宪主义同关心专制俄国的绝对合法发展的思想凑在一起。而尔·恩·斯·先生有时竟真的从他的公民义愤的高峰跌到最不发达的自由主义的这种庸俗观点上去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尔·恩·斯·先生在谈到自己时说道：“……我们认为，有觉悟的现代俄国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就是他们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这种誓言是十分神圣的，就象过去40年代的人们争取农民解放的斗争一样……”又说：“……不管我们这些发出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汉尼拔式的誓言’的人感到多么困难”，等等。说得多么漂亮，多么有力！如果他的整篇文章都贯穿了同样不屈不挠和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汉尼拔式的誓言”！），这些有力的言词也许可以作为文章的点缀。这些有力的言词正因为它十分有力，所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渗进一些勉强的和解及宽慰的调子，企图把和平的绝对合法的发展的观念强塞进去，那么这些言词也就成了虚伪的东西。可惜在尔·恩·斯·先生的文章里，这样的调子和企图简直是俯拾皆是。例如，他用了（P47）整整一页半的篇幅来详细“论证”这样一种思想：“从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看来，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的国家政策，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分份地的改革比起来，应该受到更加〈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呢？原来，因为亚历山大三世是同革命作斗争，而尼古拉二世则是同“俄国社会的合法要求”作斗争，前者要对付的是有政治觉悟的社会力量，而后者要对付的只是“十分平和的、有时甚至根本缺乏明确政治思想的社会力量”（“他们甚至认识不到，他们的自觉的文化工作是在破坏国家制度”）。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点下面就要说到。但是即使抛开这点不谈，也不能不指出，作者的论述方法是非常奇怪的。他抨击专制制度，对两个专制君主中的一个抨击得尤为厉害，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那个原封未动的政策的性质，而是因为在这个专制君主面前已经没有（似乎如此）“自然”会引起强烈反击的“寻衅者”，因而也就没有迫害的借口。有人说，我们的慈父沙皇根本用不着害怕召集善良人士，因为所有这些善良人士从来没有想到要越出和平的要求和绝对合法的范围。尔·恩·斯·先生提出上述论据，不是显然迁就了忠良臣民的这种论调吗？维特先生在自己的记事中写道：“看来，在凡是没有政党，没有革命，任何人也不想争夺最高当局的权利的地方，也就用不着把行政当局同人民和社会对立起来……”[注：第205页。尔·恩·斯·先生在对这段话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这甚至是不明智的。”完全正确。但是尔·恩·斯·先生在他的序言的第XI—XII页所发的上述议论，难道不是同维特先生的说法如出一辙吗？]等等。我们在维特先生那里看到这种“思想方法”（或撒谎方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契切林先生在1881年3月1日以后给米柳亭伯爵的（P48）呈文中宣称：“当局首先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毅力，证明它没有在威胁面前卷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当自由机关是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的结果时，君主制度才能同它们相容”，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权，在“为选举因素所加强和革新的立法机关”的帮助下进行活动。[注：维特《记事》第122—123页。《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第24页。]我们对契切林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一位契切林先生如果认为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倒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是可能产生自由机关的。但是一个发出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的人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恐怕是不大自然、不大体面吧？

　　其实尔·恩·斯·先生是错了。他在比较现在的和上一代的皇帝的统治时说道：“现在……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考虑‘民意党’活动家所设想的暴力变革了。”Ｐａｒｌｅｚｐｏｕｒｖｏｕｓ，ｍｏｎｓｉｅｕｒ！请只代表您自己讲话吧！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代皇帝在位时，俄国革命运动不仅没有衰亡，没有比前一代减弱，反而活跃起来并大大发展了。在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中间，如果竟没有一个人肯去认真考虑暴力变革，那么这还配称什么“革命”运动呢？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在上面引证的这段话中，尔·恩·斯·先生指的不是一般暴力变革，而是专指“民意党的”变革，就是说，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变革，是不仅要推翻专制制度，而且要夺取政权的变革。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在专制制度本身（即专制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或“社会人士”）看来，重要的决不在于为什么要推翻它，而在于要推翻它。第二，还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的初期，（P49）“民意党”活动家就向政府“提出了”正象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向尼古拉二世提出的抉择：或者是革命斗争，或者是放弃专制制度。（见1881年3月10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信中提出两个条件：1．大赦一切政治犯；2．在实行普选制和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召开全俄人民代表会议。）尔·恩·斯·先生自己也明明知道，不仅知识界，而且工人阶级中间也有许多人在“认真考虑”暴力变革。请看一下他的文章的第XXXIX页及以下各页吧，那里谈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既有“群众基础，又有精神力量”，它从事“坚决的政治斗争”，从事“革命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的流血斗争”（第XLI页）。因此，丝毫用不着怀疑，尔·恩·斯·先生的“善意的言论”[47]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手法，是一种想用表白自己（或别人）谦恭有礼来感动政府（或“社会舆论”）的尝试罢了。

　　同时，尔·恩·斯·先生认为，斗争这个概念可以作非常广泛的解释。他写道：“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会给革命宣传提供有力的根据，——我们这样说是绝对客观的〈原文如此！〉，因为我们毫不厌恶通常所谓的革命活动，但是也不称赞和向往这种谋取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形式〈原文如此！〉。”这段议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只要把这个用文不对题的“客观性”（既然作者自己提出了他倾向于某种活动形式或斗争形式的问题，那又说他的态度是客观的，这就是二二得蜡烛[48]了）装饰起来的貌似博学的议论拿近一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陈旧不堪的论证：当权的老爷们，即使我拿革命吓唬你们，你们也可以相信我，因为我对革命一点也不感兴趣。所谓客观性的论调，无非是掩盖主观上憎恶革命和革命活动的遮羞布罢了。尔·恩·斯·先生所以需要遮遮盖盖，是因为这种憎恶态度同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水火不能相容。（P50）

　　可是，我们对这位汉尼拔的了解是不是错了呢？他是真的发誓要同罗马人斗争呢，还是仅仅要为迦太基的进步，为这种当然终归会损害罗马的进步而斗争呢？对斗争这个词是否可以理解得不那样“狭窄”呢？尔·恩·斯·先生认为是可以的。只要把汉尼拔式的誓言同上边的议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非法的斗争，另一种是一般的“谋取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换句话说，是和平的、合法的活动，是在专制制度容许的范围内传播文化。我们丝毫不怀疑，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能够推动俄国进步的合法活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活动可以相当迅速地推动技术的进步，在少数情况下可以轻微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微乎其微地推动政治的进步。至于这种微小的进步究竟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和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个别的微小进步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销专制制度无时无地不在向居民施行的大规模政治诱惑，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如果把和平的合法活动也包括在（哪怕是间接地）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概念之内，那就会有助于这种诱惑，就会削弱俄国普通人头脑中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关于每个公民都应对政府的一切行为负责的意识。

　　可惜，在不合法的著作家中间，试图抹杀革命斗争同和平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差别的不只是尔·恩·斯·先生一个人。还有他的一位前辈，这就是尔·姆·先生，他是著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49]（1899年9月）上刊载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的作者。他在反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时写道：“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社会法庭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种社会斗争由于（P51）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革命者既然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手段，那么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第8—9页）大家看到，尔·姆·先生甚至觉得用不着掩饰他对革命者的憎恶了；他竟干脆把合法的反对立场与和平工作叫作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甚至把工人应当怎样进行“这种”斗争当作主要问题。尔·恩·斯·先生决不这样浅薄和这样露骨，但是我们的这位自由派同纯粹工人运动的极端崇拜者在政治倾向上的一脉相承，却是一目了然的。[注：尔·恩·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的经济组织，将是对工人群众进行现实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我们愿意奉劝作者，在运用“现实的”这个已被机会主义勇士们用滥了的字眼时，最好慎重一些。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工人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许多政治教育（同样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某种政治诱惑）。但是，工人群众只有全面地参加革命运动，直到参加公开的街头斗争，参加反对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维护者的国内战争，他们才能受到现实的政治教育。]

　　至于说到尔·恩·斯·先生的“客观主义”，我们应当指出，他有时干脆把它也扔掉了。他谈到工人运动，谈到工人运动的有机发展，谈到革命社会民主党同专制制度未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谈到自由派组织秘密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当他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客观的”。他的这些议论都说得非常实在，非常清醒，清醒得使我们可以庆幸，在自由派中间竟有人传播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正确理解。但是当他不是谈论同敌人作斗（P52）争，而是开始谈论敌人可能“顺从”的时候，他就会立刻丢掉自己的“客观主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甚至竟一变叙述语气为命令语气。

　　“假使在当权者中间出现一种人，他们勇于顺从历史，并且能够迫使专制君主也顺从历史，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导致革命的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展开最后的流血斗争……无疑，在上层官僚中间是有不同情反动政治的人的……他们这些唯一能够接近圣上的人，从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信念……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惩罚的巨大影子，伟大事变的影子，也许会引起政界的动摇，并及时摧毁反动政治的铁的制度。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的……也许，它〈政府〉也会不太晚地觉悟到，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是注定要招致危险的。也许，当它还没有同革命遭遇以前，自己就已感到疲于同自由的自然的和历史必然的发展作斗争，并对自己的‘不妥协的’政策发生动摇。只要它不再坚决与自由为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大地向自由敞开门户。也许……不，不仅也许，而是一定会如此！”（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阿门！我们对于这篇善良而崇高的独白只能说一声阿门。我们的汉尼拔进步得真快，他竟然在我们面前以第三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第二种形式是传播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呼吁敌人顺从，试图拿“影子”来吓唬他。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完全同意尊责的尔·恩·斯·先生的说法：俄国政府的伪善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恐怕就是“影子”。我们的作者在念影子咒之前，曾谈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和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接着他感叹地说道：“这种丧失理智的侵略保守的政策，既缺乏政治意义，又毫无道德根据，它将使人才和文化力量遭到可怕的牺牲，一想到这点，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从这段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个多么深的学理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无底洞啊！作者丝毫不懂得，俄国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P53）大的历史意义。你们不提人民过去和现在为专制制度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唤起仇恨和愤怒，燃起斗争的决心和热情，反而妄谈什么将来的牺牲，吓唬人们，让他们放弃斗争。嘿，先生们！你们与其用这样的结尾来糟蹋你们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还不如干脆不议论吧。看来你们并不想组织“伟大事变”，而只想空谈“伟大事变的影子”，而且也只是同那些“接近圣上的人”谈谈而已。

　　象这样的同影子论影子的谈话，大家知道，在我国的合法刊物上也是比比皆是。为了赋予影子实际的内容，人们常常举出“伟大改革”作例子，并且为它大唱谎话连篇的赞美诗。受检查的著作家撒谎，有时还是不能不加以原谅的，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说出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渴望。但是尔·恩·斯·先生从来没有受过检查。他写道：“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请看，这句辩护词说得多么委婉啊。是谁“设想出”的呢？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温科夫斯基和他们的同路人吗？但是这些人所要求的远比“改革”所做到的要多，而且他们还因为自己的要求而遭到实行“伟大”改革的政府的迫害。还是由政府以及那些盲目歌颂政府、追随政府、并且向“寻衅者”狂吠的人物“设想出”的呢？但是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尽量少作让步，尽量削减民主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才削减这些要求。尔·恩·斯·先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历史事实，他所以要抹杀这些事实，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完全推翻了他那关于专制君主可能“顺从”的善心理论。在政治上是没有顺从可言的，警察惯用的手法是：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让出次要的，保全主要的，左手给出去，右手拿回来。只有天真透顶的人（不管是纯朴天真的人，还是故作天真的人），才会把警察惯用的手（P54）法当作顺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伟大改革’的时候，并没有自觉的目的——千方百计截断俄国人民走向政治自由的一切合法道路，它还没有从这个观点来衡量它的每一措施、每一法律条文。”这是撒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完全自觉的目的：不能向当时提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它自始至终都在截断一切走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因为它甚至对于普通的请愿也采取镇压手段，甚至从来不准人们随便谈论自由。只要看一看我们上面引证的维特《记事》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完全驳倒尔·恩·斯·先生的赞颂。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中的要员，维特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应当指出，60年代的杰出国务活动家当时做了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伟大事业，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从不违背圣意，兢兢业业地革新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芳名，将永远铭记在感恩戴德的后裔心中。”（《记事》第67页）什么怀着虔诚的信仰，对警察匪帮的头子皇帝忠心耿耿……你们看，这倒真是实话实说。

　　读了上面这段话之后，我们对于尔·恩·斯·先生很少谈到地方自治机关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作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尔·恩·斯·先生除了一般地谈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实际”事务和“文化”事务而外，还轻描淡写地谈了谈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教育意义”，他说：“地方自治机关具有政治意义”，地方自治机关的“危险之处〈对现存制度〉”，正如维特先生所洞察到的，“就在于它这个立宪萌芽的发展的历史倾向”。他讲完了这些似乎是无意中说出的话之后，便对革命者开始攻击起来：“我们重视维特先生的作品，不仅因为它说出了专制制度的真情，（P55）而且因为它是官僚制度自己发给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份宝贵的政治证书。这份证书对于那些因为缺乏政治修养或者迷恋于革命空谈〈原文如此！〉，总是不愿意正视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巨大政治意义和它的合法文化活动的人说来，是一个绝妙的回答。”究竟是谁缺乏政治修养或迷恋空谈呢？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尔·恩·斯·先生究竟是不赞成谁，又是为什么不赞成呢？作者对此没有作出回答，他的攻击除了说明他对革命者的憎恶而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他的这种憎恶，我们从他的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可以看到。下面这段更加奇异的注解，丝毫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讲这些话，决不是想〈？！〉中伤革命活动家，这些人在反对专横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首先必须予以重视。”为什么要这样说？用意何在呢？大无畏精神和不善于重视地方自治机关又有什么联系呢？尔·恩·斯·先生未免弄巧成拙了。起先，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不指名的”（即不知针对谁的）责难，说什么有些人既无知又尚空谈，以此来“中伤”革命者，而现在，他又认为，只要承认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把指责他们无知的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就可以迫使他们吞下去，从而再一次“中伤”革命者。尔·恩·斯·先生不但谈不清问题，而且还自相矛盾起来，他宣称（同“迷恋革命辞藻的人”似乎是异口同声）：“现代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并不是一种能直接靠自身力量争得别人敬仰或吓倒别人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勉勉强强维持着自己的一块不大的阵地……”“这种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就其本身说来，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和随着国内整个文化的发展，才能构成对这个〈专制的〉制度的威胁。”（P5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