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务部设立的“代议机关学校”给俄国公民讲授的最初课程就是如此。政治学童在评论60年代的立宪声明时写道：“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了，应该着手做实际工作了，而实际工作现在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此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注：1865年卡维林就莫斯科贵族请愿“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全国共同需要”一事给亲属的信。]除了这些政治学童以外，幸而俄国还有一些不满于这种“机智态度”的“寻衅者”，他们在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他们所举起的理论旗帜在本质上不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宣传依然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为数极少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斗争，事态才再度发生变化，政府才再次被迫让步，而自由派人士才再次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能力给予战士们支持和对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意向暴露得很明显，但只是一阵软弱无力的“冲动”而已，尽管地方自治自由派本身在政治方面明显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曾试图成立秘密政党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1901年6月）和创办自己的政治机关报。维特的《记事》综合了一些秘密著作（肯楠的、德拉哥马诺夫的、吉霍米罗夫的著作）的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机关所走上的“不可靠的道路”（第98页）。70年代末曾经举行过好几次地方自治自由派代表大会。自由派决定“采取措施，姑且暂时制止一下极端革命政党的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恐怖分子继续用暴力的威胁和行动来刺激和扰乱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就将达不到任何目的”（第99页）。所以，自由派不是去关心如何扩大斗争，如何发动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去支持个别的革命者，如何组织某种总攻击（如举行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拒绝支付强派的开支等等），而是再一次采取老一套“机智态度”：“不要刺激”政府！用60年代显然已证明其毫不足取的那种“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注：德拉哥马诺夫说得对：“其实俄国的自由派是不可能采取完全‘和平的方法’的，因为我国法律禁止发表关于改变最高管理机关的任何声明。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该坚决地越过这道禁令，这样做，至少也可以在政府和恐怖分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既然地方自治自由派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力量，他们就必然落到连这些已被削弱的地方自治机关也要被政府逐步加以消灭的地步。”（上述著作第41—42页）]不言而喻，革命者绝没有停止或中断作战行动。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这个同盟后来变成“地方联合和自治协会”或“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纲领要求：（1）言论和出版自由；（2）人身保障；（3）召开立宪会议。在加里西亚出版秘密小册子的尝试没有成功（奥地利警察没收了原稿，逮捕了打算刊印小册子的人），于是由德拉哥马诺夫（原基辅大学教授）在日内瓦编辑发行的《自由言论》杂志[33]就从1881年8月起成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德拉哥马诺夫本人在1888年写道：“归根结底……出版《自由言论》这样的地方自治机关(P34)刊物的尝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这至少是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材料只是从1882年底才开始按时送达编辑部，而刊物到1883年5月就被禁止出版了。”（上述著作第40页）自由派机关刊物的失败是自由派运动软弱无力的自然结果。1878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各等级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希望他们给予“协助，以制止迷误的青年在不可靠分子的极力引诱下走上绝路”。后来在《政府通报》[34]（1878年第186号）上又发表了要求社会给予协助的呼吁。5个地方自治会议（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马拉和特维尔）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关于必须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记事》作者维特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呈文（其中只有3份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内容以后写道：“也可以认为，如果内务部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这些声明，通令在各省地方自治会议任主席的贵族代表，要他们绝对禁止在会上宣读诸如此类的呈文的话，那么，各地方自治机关关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也许要多得多了。有些地方发生了逮捕和放逐议员的事件，在切尔尼戈夫，甚至有宪兵进入会场用暴力驱散与会者的事情发生。”（第104页）

　　自由派杂志和报纸都支持这个运动，“莫斯科个有名望的公民”向洛里斯－梅利科夫递交的请愿书[35]提出召开由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组成的独立会议，并建议该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于是政府任命洛里斯－梅利科夫为内务大臣，看来政府作了让步。但仅仅是看来而已，因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步骤，而且连任何肯定的、不容曲解的声明也没有发表。洛里斯－梅利科夫召集彼得堡定期刊物的编辑，向他们阐明了他的“纲领”：调查清楚居民的愿望、需要等等，使地方自治机关等有可能享有合法权利（自由派的纲领要保证各地方自治机关享有那些不断为法律所削减的(P35)“权利”！）等等。《记事》的作者写道：

　　“大臣通过他的交谈者（召集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自己的纲领传布到全俄国。其实这个纲领没有许诺什么肯定的东西。任何人都能从纲领中看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里面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当时有个秘密传单说得颇有自己的道理〈只是颇有“自己的”道理，而不是绝对“完全”有道理吗？〉，它说这个纲领既有‘狐狸尾巴’若隐若现，又有‘豺狼磨牙’格格作响。[36]伯爵把纲领告知出版界时一再劝告他们‘不要徒劳无益地以自己虚妄的幻想煽动和扰乱人心’，所以对纲领和它的作者进行这样的攻讦就更可理解了。”可是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没有听信秘密传单所说的这些有道理的话，竟把“狐狸尾巴”的摇摆看作可以信赖的“新的方针”。维特的《记事》引用秘密小册子《地方自治会议对俄国现状的意见》的话说，“地方自治机关信赖和同情政府，似乎害怕冒进，害怕向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一些随意发表意见的地方自治机关支持者的自白很能说明问题：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在1880年的代表大会上刚刚决定“要在一院制和普选的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争取成立中央人民代表机关”，——而实现这个争取的决定所采用的策略，却是“不冒进”，“信赖和同情”模棱两可的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声明！地方自治人士有着一种不可原谅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认为提出请愿书就意味着“争取”，所以“地方自治机关发出”的请愿书好似“雪片纷纷”。1881年1月28日，洛里斯－梅利科夫上了一份奏折，提议成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机关推选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拟定体现“皇上意志”的法律草案，但这个委员会只有咨议权。亚历山大二世所任命的特别会议赞同这个措施，1881年2月17日，会议的决议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沙皇也同意了洛里斯－梅利(P36)科夫提出的政府通报全文。

　　《记事》作者维特写道：“无疑，成立这样的纯咨议性委员会也还没有建立宪制。”他接着说，可是未必能够否认，这是朝着宪制而不是朝着别的什么前进了（在60年代改革以后）一步。该作者还引用国外刊物的报道说，亚历山大二世看到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奏折时说：“这岂不是三级会议[37]”……“他们向我们建议的无非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显贵会议[38]。”

　　在我们看来，洛里斯－梅利科夫计划的实现，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朝着宪制迈进的一步，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一切取决于是谁取得优势，是革命政党和自由派人士的压力取得优势，还是非常强大的、团结的、不择手段地坚决支持专制制度的党派的反抗取得优势。如果说的不是可能的假定，而是既成的事实，那就必须认定，政府的摇摆不定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一些人主张坚决同自由派斗争，另一些人主张让步。但是（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后一部分人也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并没有任何十分明确的纲领，而且也不比做实际工作的官僚高明。
　　《记事》作者维特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似乎不敢正视问题，不敢十分明确地定出自己的纲领，而是继续执行——不过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执行——过去瓦卢耶夫伯爵对地方自治机关早就采取过的转弯抹角的政策。正如当时合法刊物所公正指出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所宣布的纲领是很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在伯爵以后的全部行动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声明说，专制制度‘脱离居民’，‘他把社会的支持看作主要的力量……’，‘没有把’筹划中的改革‘看作某种最终的东西，而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伯爵又向报界声明说，‘……社会上激发起来的希望无非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却断然声明说，国民代表会议将是‘一种退回到过去的危险的尝试……’，他所筹划的措施从限制专制制度这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措施和西方的一些(P37)立宪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总之，正象列·吉霍米罗夫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奏折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混乱的。”（第117页）

　　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感化专政”[39]的英雄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争取自由的战士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却是空前绝后的，他竟因在一个17岁的少年身上搜得印刷的传单而将他处以死刑。洛里斯－梅利科夫没有忘记西伯利亚的遥远的角落，没有忘记要使那里因进行宣传活动而受难的人们的境况更加恶劣”（维·查苏利奇的文章，《社会民主党人》[40]第1期第84页）。在政府这样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只有能作严峻斗争的力量才能争得宪法，可是当时没有这种力量，因为革命者在3月1日已经耗尽自己的力量[41]，工人阶级中既没有广泛的运动，也没有坚强的组织，自由派人士这一次在政治上还是表现得很不成熟，以致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害以后，他们还只是一味地上请愿书。请愿的有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城市，请愿的有自由派报刊（《秩序报》[42]、《国家报》[43]、《呼声报》[44]），请愿的还有起草报告书的自由派人士（维洛波尔斯基侯爵、契切林教授和格拉多夫斯基教授；维特的《记事》叙述了这些报告书的内容，他所根据的是伦敦的一本小册子[注：我们知道，《记事》的作者总是非常用心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且认为“秘密报刊和外国书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对问题作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第91页）。在这位俄国博学的“国家学者”那里，只有某些素材才是原有的，而对俄国政治问题的一切基本观点，他必须借用秘密书刊。]《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这本小册子于1893年由自由俄国出版基金会在伦敦出版），这些自由派人士以一种特别善意的、狡黠的和暧昧的形式请愿，一心想“用巧妙的办法使君主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请愿和巧妙的设想由于没有革命的力(P38)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虽然在1881年3月8日的大臣会议上多数人（7比5）赞同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计划，但是专制党还是胜利了。（那本小册子就是这样报道的，可是热心抄袭该小册子的《记事》作者维特不知为什么却声称：“在3月8日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和结局如何，详情不得而知；相信国外报刊上的传言未免轻率。”第124页。）1881年4月29日发布了被卡特柯夫称之为“天降甘露”的关于巩固和保卫专制制度的宣言。[45]

　　农民解放以后，革命的浪潮再度被击退，自由派运动也接着因此而再度被反动所取代，俄国的进步社会对此当然深感痛心。我们已饱经痛心之事：我们痛心革命家们在攻击政府时的不机智和自以为是；我们痛心政府的犹豫不决，它看不到自己面前的真正力量，作假让步，而且出尔反尔；我们痛心“无思想和无理想的时代”，政府镇压了不为人民所支持的革命家之后，又力图重整旗鼓，准备新的斗争。(P39)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