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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方自治改革是专制政府受到社会激愤情绪和革命攻（P27）击浪潮的冲击而被迫作出的一个让步。我们特别详细地论述这种攻击的特点，是为了补充和纠正《记事》的说法，因为身为官僚的《记事》作者抹杀了产生这种让步的斗争。但是这种让步的不够彻底和谨小慎微的性质，就是在《记事》中也描述得相当清楚：

　　“起初，当刚刚着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时候，无疑是打算在设立代议机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注：“无疑”，《记事》的作者引述勒鲁瓦－博利厄的话时犯了官僚们夸大其词的通病。“无疑”，不论兰斯科伊或米柳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所以把米柳亭的模棱两可的话（“他原则上拥护宪法，但认为实施宪法为时尚早”）当作“第一步”是可笑的。]；但后来，当瓦卢耶夫伯爵接替了兰斯科伊伯爵和尼·阿·米柳亭以后，‘温和而模棱两可地’以‘调和’精神行事的愿望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愿望就连前内务大臣自己也不否认。他当时说，‘政府本身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意图’。总之，曾经有过要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满足自由主义意向的同时维持现存制度的尝式，可是遗憾得很，国家要人一再重复这种尝试，但他们总是收到不良的效果……”

　　这里，这句伪善的“遗憾得很”真是可笑之极！警察政府的大臣在这里竟把警察政府所不能不遵循的策略说成是偶然性的，其实，这个政府在颁布关于工厂视察制的各项法令、缩短工作日的法令[29]（1897年6月2日）时就采取过这种策略，而且它现在（1901年）通过万诺夫斯基将军的讨好“社会”的手段[30]还在采取这种策略。

　　“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说明书中说，草拟中的法令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和逐步地发展地方自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特别机关……’当时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的许多文章非常明显地暗示，正在建立的机关将是代议机关的学校。（P28）

　　另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在说明书中被称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机关，它同各个团体和个人一样，服从于共同的法律……

　　不论是1864年条例的各项规定本身，或者特别是内务部在后来对地方自治机关所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清楚地表明，人们非常担心地方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并且害怕这些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了解，发展起来会造成怎样的结果。〈所有黑体都是我们用的〉……无疑，那些不得不去完成地方自治改革的人，他们实行这种改革，只是向社会舆论让步，目的是要象说明书中所说的那样，‘去制止不同等级因建立地方自治机关而激发起来的无法实现的期望和自由的意向’；同时，这些人对它〈？改革？〉都有清楚的了解，并且力图不让地方自治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使这种机关带有私人的性质，限制这种机关的权限等等。瓦卢耶夫伯爵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在谈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重复自由派人士关于必须使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实际的和独立的权力的论点的同时，就已在拟定1864年条例之际竭尽全力限制这种权力，并把地方自治机关置于严格的行政监护之下……

　　根据1864年条例建立的地方自治机关，由于没有贯穿一种主导思想，而成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妥协，当它们开始进行工作时，就显得既不符合于奠定它们基础的自治的根本观念，也不符合于被机械地加在它们头上的、而且是依然没有经过改革的和不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行政制度。1864年条例企图把两种互不相容的东西调和起来，并以此来同时满足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对拥护者提供了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为了讨好反对者而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作了极有伸缩性的规定。”

　　当我们的大臣们想陷害某个同僚并显示自己的深谋远虑时，他们有时竟会在无意中说出何等中肯的话啊！所有心地善良的俄国小市民和所有信奉“伟大的”改革的人，如果把警察智慧的伟大训诫——“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对他们“提供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镶上金镜框挂在自己的墙壁上，将会是多么有益啊！特别是现在，在阅读报纸上关于万诺夫斯基将军的“殷切关怀”的每篇论文或短评时，对照这些训谕尤为（P29）有益。

　　所以，地方自治机关从建立之初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管理机关这个四轮大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限权力不受到损害时才容许这个轮子存在，而居民代表的作用只限于纯粹的事务工作，只限于单纯在技术上执行这些官僚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地方自治机关没有自己的执行机关，它们必须通过警察进行工作，地方自治机关彼此并无联系，地方自治机关一经成立就被置于行政当局监督之下。而且，政府在作了这种无损于自己的让步之后，在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第二天，就开始有步骤地对它们加以约束和限制：大权在握的官僚集团是不能同选举产生的一切等级的代议机关和睦相处的，所以就用种种方法对它进行迫害。关于这种迫害的材料搜集得尽管很不完全，但不失为《记事》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派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荒唐。他们不是支持“小市民和农民同《大俄罗斯人》的拥护者的团结”，而是害怕这种“团结”并用它来吓唬政府。他们不是起来保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装模作样地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并替政府辩护。可是他们也因为这种夸夸其谈和软弱无耻的背叛政策而受到公正的惩罚。政府镇压了那些不仅善于谈论自由，而且善于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以后，认为自己相当强大，完全可以把那些自由派也从他们“在当局许可下”所处的谦卑和次要地位上排挤出去。当“小市民和农民”同革命者的“团结”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内务部本身也嘟哝起“代议机关的学校”，而当所谓“不机智的和自以为是的”空谈家和“寻衅者”一被排除，就毫不客气地对“学童们”严加管束起来。悲喜剧式的史诗就此开始：（P30）地方自治机关请求扩大权利，可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却接二连三地被剥夺，对于请求所作的回答是“慈父般的”训诫。但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吧，即便是《记事》中所列举的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1866年10月12日内务部通令把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置于政府机关的支配之下。1866年11月21日颁布一项法令，限制地方自治机关征收工商业营业税的权利。1867年的彼得堡地方自治会议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法令并通过了（根据安·彼·舒瓦洛夫伯爵的提议）向政府提出请愿的决定，请求“由中央行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努力”来研讨这项法律所涉及的问题。政府以封闭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和进行迫害来回答这一请求：圣彼得堡地方自治局主席克鲁泽被驱逐到奥伦堡，舒瓦洛夫伯爵被驱逐到巴黎，参议员柳博辛斯基奉命辞职。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31]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是因为地方自治会议从一开始举行会议起就违反了法律〈违反什么法律？又为什么不对违法者起诉？不是刚刚成立了紧急、公正和仁慈的法庭吗？〉，它们不是去支持其他省的地方自治会议，利用圣上赐给它们的权利来认真照顾委托给它们管理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经济利益〈就是说，不是乖乖地顺从和执行官僚的“意向”〉，而是一味歪曲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力图煽起不信任不尊重政府的情绪”。无怪乎在这样的教训以后，“其他的地方自治机关就没有对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给以支持，尽管1866年11月21日的法令到处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在会议上说颁布这项法令就等于废除了地方自治机关”。

　　1866年12月16日，参议院发表了一项“说明”，它赋予省长一种权利，即对地方自治会议所推选的任何人物，如果省长本人认（P31）为不可靠，都有权拒绝批准。1867年5月4日参议院又发表了另一项说明，认为把地方自治机关的设想通报给其他各省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因为地方自治机关只应过问当地的事务。1867年6月13日公布了圣上批准的国务会议[32]的意见：未经地方省领导当局的许可，禁止刊印地方的、市的和等级的公众集会上所作的决定，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上的讨论内容等等。其次，这一法律还扩大了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的权力，赋予他们解散会议之权，并以处分相威胁，责成他们解散那些讨论违反法律的问题的会议。社会上对这个措施非常反感，认为这个措施严重地限制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地方自治机关被新法规束缚住了手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和省长从这个法规中获得了统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几乎无限的权力。”1868年10月8日的通令甚至规定刊印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也须经省长许可，同时还限制各地方自治机关的交往。1869年设立了国民学校的督学，目的是要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对国民教育的实际管理。1869年9月19日圣上批准的大臣委员会条例认定，“地方自治机关不论按其组成或是按其根本原则来说都不是政府的权力机关”。1870年7月4日的法律和1870年10月22日的通令肯定并加强了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对省长的从属关系。1871年对国民学校督学的指令，规定他们有权解聘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教员，有权停止执行学校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把问题提交学区督学裁决。1873年12月25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国民教育大臣的诏书中，担心国民学校在督学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可能变成“败坏国民道德的工具，对此已有迹象可寻”，因此，他命令贵族代表要亲身参与其事，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道德影响。随后在1874年颁布了国民学校新条例，将（P32）管理学校的全权交给了国民学校校长。地方自治机关“提出抗议”——如果可以并非讽刺地把要求在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参加下修改这个法律的请愿书（1874年喀山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书）称为抗议的话。请愿书当然是被驳回了，如此等等。（P33）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