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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我国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立宪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有，那么，是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在这个问题上，地方自治机关设立的时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奴制的崩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能不撕破掩盖着阶级矛盾的警察帷幕。最团结、最有教养和最习惯于政权的阶级——贵族阶级——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要通过代议机关来限制专制政权的愿望。维特的记事提到了这一事实，这是非常有教益的。“1859—1860年的贵族会议就已发表过必须设立贵族的共同‘代议机关’，‘俄国各地有选出自己的代表向最高当局陈述（P21）意见的权利’的声明。”“甚至还提出过‘宪法’这个词。”[注：德拉哥马诺夫《俄国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第4页。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往往不说明他是在抄录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例如，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上述著作第55—56页），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德拉哥马诺夫的话。]“有些省的农民问题委员会和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农民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也指出，必须号召社会参加管理。尼基坚科在他1859年的日记中写道：‘代表们显然在为制定宪法而努力’。”

　　“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以后，对专制制度所抱的这些希望看来是完全落空了，而且行政机关中一些比较‘赤色的’分子（如尼·米柳亭）受到排斥，不让他们来执行这个法令，于是拥护‘代议制’的运动就更为一致了。这个运动表现在向1862年的许多贵族会议所提出的提案中，还表现在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彼得堡、特维尔等地的贵族会议的一份份的呈文中。其中以莫斯科的呈文最为出色，它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由各阶级组成的地方自治杜马来制定整个改革草案。2月2日特维尔贵族的决议和呈文最为尖锐，其中说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例如各等级权利平等，强制赎买农民土地），必须‘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作为圆满解决2月19日的法令所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手段’[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第5页。《记事》第64页上的节录所引证的不是德拉哥马诺夫的话，而是德拉哥马诺夫所摘引的《钟声》[15]第126期及1862年6月15日出版的《两大陆评论》[16]上的话。]。

　　尽管特维尔呈文的发起人[注：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即闻名的米·亚·巴枯宁的弟弟，不久前（今年即1901年4月19日）死在特维尔省他自己的领地上。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以及其他的调停官曾在1862年的呈文上签名。一个曾在我们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论述尼·亚·巴枯宁的短评的作者报道说，这一呈文的签名人都遭到了惩罚，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了一年才获释，但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却没有得到宽恕（他们没有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因此，再也不准他们担任社会职务。此后，尼·亚·就再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出现了……在最“伟大的改革”时期，我国政府就是这样来惩治进行合法活动的贵族地主的！而且，这是在1862年，在波兰起义[17]以前，当时就连卡特柯夫也曾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受到了行政处分和司法惩罚，——德拉哥马(P22)诺夫继续说，——（不过不是直接因为呈文，而是因为他们为集体辞去调停官职务进行激烈的辩解）但1862年和1863年初的各种贵族会议还是以这个呈文的精神发表了声明，同时还拟定了地方自治草案。

　　当时立宪运动也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进行着，在这里，运动表现为组织秘密的会社和印发多少带有革命性的传单，如《大俄罗斯人》（1861年8月至11月；参加出版工作的有一些军官，如奥勃鲁切夫等），《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土地和自由》（1862—1863年）……呈文的草案也附在《大俄罗斯人》里传播了出去，很多人说这个呈文应该在1862年8月纪念俄罗斯一千周年时呈递给皇上。”这个呈文草案说道：“恳请陛下在我们俄罗斯祖国的两个首都之一，莫斯科或彼得堡，召开全俄代表会议，为俄罗斯草拟宪法……”[注：参看弗·布尔采夫《一百年来》第39页。]

　　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青年俄罗斯》[18]这份传单，对“政治”犯（奥勃鲁切夫、米哈伊洛夫等）的大肆逮捕和严厉惩罚，以及用非法和诬陷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这等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产生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也就清楚了。维特在《记事》中说，“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统治阶层内“无疑已注意到”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情绪。这种说法只是说对了一半。《记事》作者处处流露出的那种对社会现象的官场的看法，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无视革命运动，掩盖政府为防御革命“政党”的攻击所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诚然，以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谈论什么60年代初的革命“政党”和它的攻击似乎有些奇怪。40年的历史经验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所谓革命运动和革命攻击的要求标准。但是，不应忘记，在尼古拉统治了30年的当时，谁也还不能预料到事变的发展进程，谁也不能判断出政府的实际抵抗力量和人民激愤的实际力量。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刊和整个贵族阶级(P23)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革命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传单的出现，农民对当局“常常”[注：隆·潘捷列耶夫《60年代的回忆》，《在光荣的岗位上》[19]文集第315页。在这篇小论文中汇集了几件关于1861—1862年革命风潮及警察反动……的非常有意义的事实。“1862年初，社会空气极为紧张；发生一点什么小的情况就能左右生活的进程。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的几次大火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大火开始于5月16日，尤其厉害的是22日和23日的大火，23日那天发生了大火5起，5月28日阿普拉克辛大院起火，并烧毁了周围一大片地方。民众中有人指责大学生纵火，许多报纸也附和这些流言。《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曾宣称要同整个当前制度进行流血的斗争并说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使人们认为关于故意纵火的流言是确实的。“5月28日后，彼得堡宣布进入一种类似戒严的状态。”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受命采取非常措施以保护首都。全城划分为3个区，均由军人省长领导。成立了审理纵火事件的战地法庭。《同时代人》[20]和《俄罗斯言论》[21]被停刊8个月，阿克萨科夫的《日报》[22]也被查禁，宣布了严格的出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早在5月12日，也就是说，在大火以前就已批准，因此，“生活的进程”急剧地走向反动方面，而不是如潘捷列耶夫所认为的，是由于大火之故），公布了印刷所监督条例，接着就发生了无数政治性质的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雷马连科和其他人），封闭了星期日学校和民众阅览室，对在圣彼得堡进行公开讲演加以刁难，封闭了文学基金会[23]第二分部，甚至封闭了象棋俱乐部[24]。

　　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大火和政治有任何联系。委员会的成员斯托尔博夫斯基向潘捷列耶夫先生陈述，“他如何成功地在委员会里揭发了主要的假证人，这些人看来是警察密探的简单工具”（第325—326页）。所以，认为关于大学生是纵火犯的流言是警察散布的，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卑鄙地利用人民的无知来对革命家和抗议者进行诽谤，原来这在轰轰烈烈的“伟大改革时代”也是流行的。]动用军队和枪杀来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25]所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26]的集体拒绝执行这样的《法令》，大学生的骚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慎重而冷静的政治家必然会承认革命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政府必定要毫不留情地杀害一些个别人，一些自觉地坚决与暴政和剥削制度为(P24)敌的人（即“革命政党”的“首领”），恫吓大批的不满者，并用微小的让步来收买他们，因为这样的政府认为它的最高使命，就是一方面要坚决卫护宫廷奸党和大批贪官污吏的无限权力和玩忽职守，另一方面要支持剥削阶级的恶劣的代表人物。谁对“伟大的解放”宁愿保持缄默而不愿说出愚蠢或虚伪的赞美之词，就判谁服苦役；谁对政府的自由主义赞不绝口，对进步的时代兴高采烈，就让谁来进行改革（对专制制度和对剥削阶级无害的改革）。

　　我们不想说，统治集团的全部成员或者至少也有几个成员，对这个预谋的反动警察策略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在系统地推行这个策略。当然，统治集团的个别成员，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可能没有全面地考虑这个策略，他们幼稚地赞赏“自由主义”而没有察觉到它的警察躯壳。但整个说来，统治者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个策略，则是无疑的。大多数显贵大臣并没有白白地长期为尼古拉效劳和受到警察训练，可以说，他们都是饱经世故的。他们记得帝王们如何忽而奉承自由主义，忽而又成了杀害拉吉舍夫们的刽子手，“放出”阿拉克切耶夫之徒迫害忠良臣民；他们记得1825年12月14日[27]，并且履行了俄国政府于1848—1849年所执行过的那种欧洲宪兵的职能[28]。专制制度的历史经验，不但促使政府采取恫吓和利诱的策略，而且促使许多独立的自由派向政府推荐这一策略。科舍列夫和卡维林的议论就证明了这种见解的正确性。亚·科舍列夫在他的小册子《宪法、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莱比锡版）中表示反对立宪，赞成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并设想出下面这样的反对意见：

　　“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意味着把俄国引向革命，也就是说，三级会议将在我们这里重现，这种三级会议后来变成了国民公会，最后以1792年的种种(P25)事变，以剥夺人权、断头台、大量溺杀等等结束了它的活动。”科舍列夫回答说：“不！先生们，并不象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会为革命开辟或准备场所；其实，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政府方面行动不坚决，自相矛盾，进退不定，由于政令和法律难以执行，由于禁锢思想言论；由于警察（公开地、尤其恶劣的是秘密地）监视各等级和个人的行动，由于吹毛求疵地迫害某些人，由于侵吞公款，由于任意挥霍公款和滥加犒赏，由于国家要人昏庸无能和对俄国离心离德等等。在一个刚从长年的压迫中觉醒过来的国家里，军事屠杀、严密监禁和流放更会引起革命（仍照你们所指的意义而言），因为久治不愈的旧创伤比新创伤更使人感到痛楚。可是，不要害怕，你们所认为的在法国由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作家进行的革命，在我们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以暗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狂热的冒险家团体在俄国是组织不起来的（不过这一点难于保证）。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倒是，在分裂的影响下，将出现地方警察、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所觉察不到的农民同小市民（包括年轻人和非年轻人，《大俄罗斯人》和《青年俄罗斯》等等的作者和拥护者）的团结。这样的团结会破坏一切，它所宣扬的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是违反法律的平等（真是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自然，我们赞成平等，但我们赞成的是不违反法律——不违反破坏平等的法律的平等！），它所宣扬的不是人民的历史上的村社，而是它的病态的产儿，它所宣扬的不是某些当政者如此惧怕的理性的权力，而是那些当政者本身所喜欢采用的粗暴力量的权力，这样的团结，我认为，在我们这里更有可能产生，它比我们的官僚们十分厌恶的、百般排挤和亟欲扼杀的那种温和的、善意和独立的反政府派，也许更为强大有力。不要以为在国内有秘密的匿名刊物的政党人数很少和力量薄弱，也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连根带梢抓住了它；不！你们所采取的禁止青年修完学业、把青年的淘气行为提到犯国事罪的高度、一味吹毛求疵地进行迫害和监视的种种做法，只是十倍地加强了这个政党的力量，使它分布、繁殖到帝国各处。当这种团结一旦爆发出它的力量时，我们的国家要人将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呢？诉诸武力吗？但武力是不是一定能指望得上呢？”（第49—51页）

　　从这段冗长言论的华丽词句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策略，即要消灭“冒险家”和那些拥护“农民同小市民团结”的人，而用一些让步来满足和分化“善意的温和的反对派”吗？不过政府表(P26)现得比科舍列夫一类先生们所想象的更为聪明，更为巧妙，它所作出的让步比“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更小。

　　请看1862年8月6日康·德·卡维林给赫尔岑的一封私人信：“……俄国传来的消息，在我看来，并不那样坏。被捕的不是尼古拉，而是亚历山大·索洛维耶维奇。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而且我承认，也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则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在卑鄙的尼古拉的统治下，逮捕和流放却是另外一回事。人们是为自己的思想、信念、信仰和言论而死的。我倒希望你能站在政府的地位上，让我看一看你将如何对付那些暗地里或公开反对你的政党。我爱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非常爱他，但象他这样一个brouillon〈寻衅者，爱好争吵、性情乖僻、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这样一个不机智的、自以为是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死得毫无意义！确实毫无意义！几次大火都和传单有关，现在是不容怀疑的了。”[注：引自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的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同亚·伊·赫尔岑的通信集的德译本（泰·施曼出版的《俄国文献丛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第65—66页）。]真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教授式的深思熟虑的典型！一切都是这些革命者的不是，他们竟如此自以为是地嘲弄夸夸其谈的自由派，如此热中于暗地和公开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如此不机智，以至陷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这个自由派教授假如掌权，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惩治这些人的。(P27)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