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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革命党人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特别引人注意。无论是旧的俄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继承人，还是俄国无数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总认为自己特别通晓土地问题。那些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嚣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批评”完全打乱了阵脚。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可说是把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了，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偏见……过时了的、早被生活驳倒了的教条……革命知识分子闭眼不看农村，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被正统思想禁止了”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话。目前，诋毁正统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有些诋毁正统思想的人，到农民运动开始时连自己的土地纲领都没有来得及制定，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火星报》在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阐述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俄国革命通报》只知道嘀咕说：“既然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又一个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了。”[注：引自对《火星报》头三号的评论（1901年7月《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第85页）。——编者注]在这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又倒了一个小霉，就是它根本不了解《火星报》对问题的提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现在《革命俄国报》才迟迟引证了《当前问题》这本小册子，虽然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纲领，有的只（P375）是对赫茨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者的颂扬之词。

　　这些在农民运动开始前既同意《火星报》的观点也同意赫茨的观点的人，在农民起义后的第二天，就“以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然而在这个宣言中，你们找不到一句话真正出自农民之口，你们所看到的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你们在民粹派、自由派和“批评派”……那里见到过几百次的东西。人们说，勇能夺城。这固然不错，不过，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粗制滥造的广告证明不了这种勇气。

　　我们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优越性”就是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善于讲些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要制定纲领，不管怎样总得发表意见。比如说，必须彻底抛弃“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其他革命力量的教条”。“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有些人把这个真理“说成是”某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并且企图要天真的读者相信，似乎这个教条的“全部基础就是确信公开的政治斗争遥遥无期”，试问，对这样的人该怎样看待呢？

　　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这就暴露了他们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P376）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象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集团。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对待这个阶层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机关报叫作俄国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如果你们说的是还没有任何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生活迫使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正常地位而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那么，把这种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也是极其荒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一样，不仅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物色拥护自己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条”的攻击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党的全部力量就是一小撮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的俄国知识分子。

　　至于谈到农民，社会革命党人的见解更为混乱。他们问道：“哪些社会阶级一般〈！〉总是〈！！〉支持现存……制度〈仅仅是专制制度吗？还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制度呢？〉，保护这个制度并且自身不受革命化的影响呢？”单是问题的提法就够混乱的了。老实说，对这个问题只能反问一句：哪些知识分子一般总是支持现有的思想混乱状态，保护这种混乱状态并且自身不受一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呢？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不严肃的问题却想作出严肃的回答。他们首先把资产阶级列入“这些”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满足”。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参看《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32—133页），这种陈旧的偏见现在成了“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财产。再说一遍：司徒卢威先生不可以（P377）使他们的头脑开开窍吗？

　　其次，社会革命党人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列入这些阶级，说“这些阶层的利益是个人主义的，没有形成为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在改良的或革命的社会政治纲领中表述出来”。这是从何说起，只有天晓得。小资产阶级不仅不一般和总是保护现存制度，而相反地，它往往甚至进行革命发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即当它依附无产阶级的时候），经常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几乎总是制定出社会改良的纲领，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位作者只是“更加喧嚷地”胡乱对小资产阶级攻击一通。承袭了屠格涅夫在自己《散文诗》中的一首借“老滑头”之口所讲的那种“处世之道”：对于感到自己也有的丑事要更加大声地骂[注：参看《屠格涅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8卷第464页。——编者注]。请看，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感觉到，他们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立场的唯一社会基础只能是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所以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写成这样，似乎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不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只是一种论战性说法。他们还想回避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即他们不懂得现代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呢？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在重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言只语（比如关于农民离乡背井和到处流浪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却闭眼不看正是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俄国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解释，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者或半私有者”怎么能不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

　　不会的，别指望了！社会革命党人在实质问题上不会作出任何答复、任何说明、任何解释的，因为他们（还是同“经济派”一样）牢（P378）牢掌握了在理论方面一言不发的策略。《革命俄国报》指着《俄国革命通报》说，这是他们的事情（参看该报第4号给《曙光》的答复）。而《俄国革命通报》则向读者讲述机会主义批评的功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说，还要进行更加厉害的批评。先生们，这还少了点儿吧！

　　社会革命党人洁身自好，不受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有害影响。他们保留了庸俗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旧方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即某一人民阶层的新运动。社会革命党人不研究这个阶层的状况，也不打算从这个阶层的性质以及它同正在发展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运动。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全是空洞的教条，都是过时了的正统思想。他们的做法简单得多，只要看看正在发动起来的阶层的代表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讲的是土地、是补分土地、重分土地。你们看，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半社会主义的纲领”、“完全正确的原则”、“光辉的思想”、“在农民脑子里已经萌芽的理想”，等等。只要“把这种理想加以纯化和提炼”，就能得出“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你们不相信吗？这些灵巧地照本宣读最新著作的人，会把这种民粹派的破烂货重新搬到世界上来，你们是否觉得不可思议呢？然而这是事实，我们上面援引的话都是从《革命俄国报》第8号上的“农民联合会”的声明中摘来的。

　　社会革命党人责备《火星报》，说《火星报》把农民运动叫作农民的最后一次骚乱，就是过早地做安魂祷告。他们教训我们说，农民也可以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责难清楚地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不堪。他们甚至分辨不清，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运动是一回（P379）事，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回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本身不了解，也就不能了解《火星报》这些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话只是针对前一种运动讲的。日暮途穷的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一点，《火星报》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作了说明，而且还确切地规定了他们参加运动的条件。但是当前的农民运动根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反，这个运动联合了农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这两者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确实是团结一致的。当前的农民运动清除了束缚我国农村中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基础的农奴制羁绊以后，能够建立的和一定要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结构，而是资产阶级的农业结构。

　　但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硬要《火星报》相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是一种空洞的教条，因为“改革”（60年代的）“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足够的〈！！〉场地”。灵巧人竟然会写出这种话来，他挥舞着灵巧的笔杆，以为“农民联合会”随便什么都可以写，反正农民不了解！但是，可爱的作者，请想一下：您从来没有听说过农奴制的残余正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吗？您不觉得这甚至是近乎多余的重复吗？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过目前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吗？

　　《火星报》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反驳说：这个革命“首先将是政治革命，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提出这种可爱的反驳意见的作者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解释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过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设想吗？其实，连社会革命（P380）党人自己的纲领（平均使用归社会所有的土地）也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纲领的范围，因为只要保存着商品生产和允许私人经营制存在（即使是在公有土地上的），那也丝毫不会消灭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

　　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轻率地对待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就愈容易编造出什么“基本的演绎法”，甚至还以自己的“纲领能归结为”这样的演绎法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所有的三点演绎法，这些演绎法想必会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思想敏锐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的纪念碑而永世长存。

　　演绎法之一：“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现在已经属于国家，应当使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这种在警察民粹派（如象萨宗诺夫等人）和各种讲坛改革派作品中令人感动地引证俄国国家土地占有制的手法，“现在已经”使我们讨厌了。“应当”使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以及革命者的人去跟在这些先生的屁股后面转。“应当”使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假想的万能（甚至忘记了很大一部分国家土地都集中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这一事实），而不要强调半农奴式的农民和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大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些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大量优等耕地，“国家”一向同他们心心相印。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演绎出了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他们由于对旧民粹主义采取了非批判态度而玷污了这种思想。

　　演绎法之二：“现在土地也已经在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应当由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入林愈深，木柴愈多。我们向警察民粹派再跨一步，就会呼吁（阶级的！）“国家”来扩大农民土地占有制。这真是绝妙的社会主义化，惊人的革命化。既然这些人认为农民购买土地和租佃土地并不是土地从农奴主－地主手中转到农业（P381）资产阶级手中，而是“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那对他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呢？我们不妨提醒这些人至少注意一份关于“正在转到劳动手中”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材料：农民购买的土地的6/10—9/10，农民租佃的土地的5/10—8/10都集中在五分之一的农户，即为数很少的富裕农户手中。由此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党人硬说“我们并不指靠”富裕农民，而只指靠“纯粹劳动阶层”，这些话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

　　演绎法之三：“农民已经有了土地，而且大多数场合都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土地，应当把这种由劳动者使用土地的做法贯彻到底……并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用集体的农业生产来完成这一过程。”剥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壳，你们就能看到瓦·沃·先生的原形！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在遁词掩饰下非常顺利地保存下来的民粹派的一切旧偏见便立即暴露出来了。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这就是萨宗诺夫、尤佐夫、尼·—逊、社会革命党人、霍夫施泰特尔、托托米安茨等先生们的宏伟公式，而在这个公式中只是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既没有包括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谈到阶级斗争。这些人的整个思想行囊里满装着民粹派的褴褛衣衫和时髦批评的漂亮碎布，他们脑袋里怎么会想到这种区区小事呢？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本人不是讲过在农村中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吗？难道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不是可以使自由派、“批评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块传统性招牌的人感到心满意足吗？难道不是可以试试用保证来安慰天真的人们，对他们说“我们同任何把村社理想化的思想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吗？虽然你们在读到这种保证的时候，还可以读到侈谈“村社农（P382）民的庞大组织”，说什么“在某些方面俄国没有一个阶级能象农民那样容易地被推上纯粹的〈！〉政治斗争”，说什么农民自决权（！）的范围和权限远远超过了地方自治机关，“广泛的”……（到村子边上吗？）……“主动精神”同缺少“最起码的公民权利”这两者的结合，“好象故意想要……激发和锻炼〈！〉社会斗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素养”。不爱听就不要听，而……

　　“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从村社支配土地的传统转到土地社会化的主张，是多么容易。”先生们，情况不正是相反吗？有些人至今还不知道，半农奴制的村社把农民分成极小的组织和束缚农村无产阶级的手脚，正是半农奴制的村社这种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这些人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瞎子和聋子吗？你们承认离乡背井的好处，而离乡背井的现象已经把村社的那种臭名昭彰的平均传统破坏了四分之三，使这种传统只是变成了警察式的勾心斗角，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上面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一件真正的奇闻。这个“纲领”包含两点：（1）“土地社会化，即把土地变为全社会的财产，供劳动者使用”；（2）“在农民中发展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经济合作社……〈以便进行“纯粹的”政治斗争吗？〉……以便使农民逐步摆脱货币资本的统治……〈去受工业资本的统治吗？〉……以便准备未来的农业集体生产”。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点反映出了现代“社会革命主义”的全部精神。在理论上，只有革命的词句，没有深思熟虑的和严整的观点体系；在实践上，只是无可奈何地仿效某种时髦的手段，而不参加阶级斗争，——这就是它们的全部内容。说实在的，要在最低纲领中把土（P383）地社会化和合作社相提并论，非有罕见的公民勇气不可。这个最低纲领，一方面是巴贝夫，另一方面是列维茨基先生。真是无与伦比。

　　如果可以对这个纲领作一个认真的评价，那我们不得不说，社会革命党人在用响亮的词句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农民。说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起着革命的作用，培养着集体主义，而不是在巩固农业资产阶级，这是欺骗。说什么可以使“农民”看到土地社会化似乎也是“最低要求”，也是一种同合作社一样很快就能实现的东西，这也是欺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向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说明，消灭土地私有制现在只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直接前奏，仅仅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满足，因为成百万、成千万的破产农民即使自己有土地，也没有能力去经营。然而要供给这成千万破产农民农具、牲畜等等，就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要求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党人把土地社会化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了。抽象地说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消灭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例子却清楚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模糊阶级斗争这个唯一革命的原则，助长一切官僚习气。

　　不仅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竟反对我们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个要求，这样他们就堕落到了公开反动的地步。为了坚持民粹派关于“村社原则”和“平均原则”的偏见，他们竟拒绝为农民争取象支配自己土地这样“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他们闭目养神，无视现实村社中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他们成为警察禁令的辩护人，成为“国家”所设置和支持的（P384）……地方官的捍卫者！我们认为，不仅列维茨基先生，而且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都不怎么害怕这种为了平均使用土地而提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作为最低要求提出来的，而且与此同时既提到合作社，又为采取警察手段把农夫束缚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官有份地上的做法辩护。

　　愿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能成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成为说明被某些轻浮的人称之为摆脱教条束缚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子。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那么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不具备：对于最终的目的没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任务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他们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地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搅在一起，这样只是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出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设想。在评价当前俄国农业演进问题时，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奴制的残余还在压抑着我国的农村。现在，除了表明他们理论观点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又加上了“纲领方面的”同样著名的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的三位一体论。

　　请把这同《火星报》的纲领比较一下，《火星报》的纲领向全体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指出了唯一的最终目的，没有把这个目的缩减为“最低要求”，也没有为了迁就某些不开展的无产阶级阶层的思想或小生产者的思想而降低这个目的。无论在城市或农村，（P385）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除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外，在我国农村中还进行着另一种斗争，即全体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也答应支持全体农民，竭力给他们的革命热情指出真正的目标，指导他们举行起义来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无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如果把农民当作被监护人，向他们隐瞒目前他们能够立即做到的只是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和残余，只是为全体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更广泛更艰巨的斗争扫清道路，如果这样，那是不诚实的和不体面的。（P386）

　　载于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7—398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