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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我国的派别”也在异常迅速地成熟（和凋谢）。凡是在俄国这样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中有着扎实基础的派别，几乎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探索到了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阶级。司徒卢威先生的演进就是一个例子。仅仅在一年半以前，革命工人还要求“撕下”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现在他自己已经撕开假面具亮相了，成了为自己的坚固基础和沉着冷静而自豪的自由派地主的领袖（或奴仆？）。反之，凡是只代表知识分子这些中间的和不坚定的阶层所特有的传统的动摇观点的派别，却竭力用喧嚷来代替同一定阶级的接近，而且事件的声势愈大，它们就喧嚷得愈厉害。“我们大声喧嚷，老兄，大声喧嚷”，这是很多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提出的口号，他们是被事件的旋风卷进来的，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P365）

　　“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种“喧嚷的”派别，他们的面貌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到时候了，无产阶级现在应该仔细认清他们的面貌，确切地搞清楚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愈是感觉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不紧密地靠拢真正革命的社会阶级就无法存在，他们就愈加坚决地想从无产阶级这里寻找友谊。

　　下面三种情况最有助于弄清社会革命党人的真面目。第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抬起头来的机会主义发生分裂。第二，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以及某些革命者在情绪上重新倾向于使用恐怖手段。第三，也是主要的，最近的农民运动迫使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而没有任何纲领的人不得不事后发表稍微类似纲领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所有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必须声明一点：在报纸论文中只能简单地提出一些主要论点，至于更详细的阐述，恐怕只能留到杂志论文或小册子里去谈[188]。

　　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危机》的未署名的编辑部文章中，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理论声明。我们非常愿意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一切想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理论上毫无原则性和动摇性（以及用滔滔不绝的话来掩饰这种无原则性和动摇性的技巧）的人。这篇十分精采的文章的全部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力量；由于革命者（“正统派”）同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斗争，现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分裂。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从来没有同情过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对使我们摆脱了教条束缚的“批评”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也要重新审查这种教条，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批评（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虽然我们还没有作过什么重新审查，但是我们这种摆脱理论束缚理应认为（P366）是我们的莫大功劳。之所以理应认为是功劳，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摆脱理论束缚的人竭力主张普遍联合，严斥各种原则性的理论争论。《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27页）煞有介事地硬要我们相信：“严肃的革命组织不会去解决那些永远会引起分裂、引起争论的社会理论问题，当然这不应当妨碍理论家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而我们，趁事情还没有头绪，乐得趁这空当寻寻开心。

　　现在要认真地分析这种脱离（因争论本身）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没有可能。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连德国人”也在分崩离析，那上帝也会让我们俄国人为自己不知道蹭到哪里去而感到骄傲。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没有理论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对联合”特别便利的事情。可见，我们和他们是谈不拢的，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唯一的希望是：司徒卢威先生也许能使他们明白过来，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在谈论（只是更加煞有介事）消灭教条，说“我们的”任务（同任何向无产阶级求援的资产阶级的任务一样）不是制造分裂，而是谋求联合。社会革命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帮助下是否会有一天看到，他们为了联合而脱离社会主义和在脱离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联合的立场，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现在来谈第二点，即恐怖手段问题。（P367）

　　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维护已被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是不适用的恐怖手段，竭力声称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恐怖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以驳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已经驳倒了）这种斗争方法的合理性的那些论据，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这里重现了同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十分相似的情景。社会革命党人嚷嚷说，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却又仅仅根据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批评，就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教条束之高阁了。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没有重犯恐怖主义者的错误，我们没有放弃群众工作。但同时他们又热心地向党推荐象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这样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并看到这种行为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就其实现的方式来看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干这种事的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期待群众会进行某种一定的发动，或者会给予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天真地不去发觉他们倾心于恐怖手段同下面一件事实有极其密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并且继续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甚至不打算成为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革命阶级的政党。热中于指天誓日往往反而使人不得不存戒心，怀疑这样大肆渲染的东西是否真实。每当我听到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采用恐怖手段决不放弃群众工作，我就常常想起这样一句话：干吗要这样起誓呢？其实作这种担保的正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真正能提高群众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而且他们抓住随便什么理论的只言片语，还在继续脱离这个运动。

　　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发的传单[189]，是上述情况最（P368）好的说明。这是一份极生动的、使直接活动者感兴趣的最确凿的材料。根据《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第7号第24版）[注：诚然，《革命俄国报》在这一点上也在搞什么左右逢源。它一方面说“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又暗示是“言过其实”。《革命俄国报》一方面声明，这份传单只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个小组”印发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传单上印有“社会革命党刊印”的字样，而且就是这个《革命俄国报》还刊载了“祝你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的题词。我们知道，触及这个痛处对《革命俄国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躲躲闪闪简直是不光彩的。“经济主义”的存在，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是不愉快的，但是它公开揭露经济主义，从来不想蒙蔽任何人。]，这份传单“关于恐怖斗争问题的提法”“同党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4月3日的传单非常认真地抄袭了恐怖主义者那一套“最新的”论据。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号召采用恐怖手段，不是代替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并和群众工作同时进行。”这句话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句话是用比其他字体大两倍的铅字排印的（当然，《革命俄国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不是代替，而是同时进行”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论据、历史的全部教训马上就不存在了。可是，不妨读一下传单的全文，你们就会看到，假借群众名义用黑体字发出誓言是枉费心机的。“工人群众摆脱蒙昧状态”和“以强大的人民浪潮把铁门冲垮”的日子，“可惜！”（真的是说：可惜！）“还不会很快到来，一想到这样将要作出多少牺牲，就令人不寒而栗！”“可惜还不会很快”这几个字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完全无知和不信任吗？难道不是故意虚构这个论据来嘲笑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事实吗？最后，就算这个陈旧的论据说得有根有据，如同它实际上荒诞无稽一样，那也由此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为没有工人群众，任何炸弹都是无能为力的，（P369）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请继续听下去：“每一次采用恐怖手段的打击，似乎都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既然恐怖手段将经常〈！〉采用，那就很清楚，我们最终将会占优势。”是的，是的，任何人都很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最露骨的恐怖主义偏见：政治谋杀自然而然会“转换力量”！你们看，一方面是转换力量论，另一方面说“不是代替，而是同时……”干吗要这样起誓呢？

　　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社会革命党边问边答说：“应该刺杀谁？”应该刺杀大臣而不是沙皇，因为“沙皇不会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他们怎么知道的？？），再说“这也比较容易做到”（真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深居在象城堡那样的宫廷里”。这种论证最后所作的如下论断，可以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典范万古长存。这就是：“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革命组织有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但是什么东西来解救它……”（它是谁？是专制制度吗？作者不自觉地已经把专制制度同比较容易刺杀的大臣一视同仁了！）“……免受那些个人或小组的袭击呢？这些个人或小组都不断地、甚至互不通气地〈！！〉在准备进攻和实行进攻。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这种抓不住的活动。可见，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就是用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手段即暗杀的手段来搞掉专制制度的每一个掌权的暴吏”。不管社会革命党人费尽多少笔墨，不管他们怎样担保说鼓吹恐怖手段不会脱离、不会破坏群众工作，但是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词推翻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上述传单如实地反映了现代恐怖主义者真正的心理状态。转换力量论自然是同这种不仅把过去的全部经验而且把任何常识都（P370）彻底颠倒过来的抓不住论相辅相成的。革命的唯一“希望”就是“群众”，只有（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领导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同警察进行斗争，——这是起码的常识。来论证这一点真有点不好意思。只有那些把一切都忘得精光、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才会提出“相反的”解决办法，发表奇谈怪论，胡说八道，说什么士兵可以“解救”专制制度免受群众攻击，警察可以解救它免受革命组织打击，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救它免受那些追踪大臣的个人袭击！！

　　这种奇谈怪论我们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句名言，决不单单只是一种荒诞的论断。不，它是很有教益的，因为这样大胆地发表谬论，揭露了恐怖主义者同“经济派”（或许应当说，同死去的“经济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共同的基本错误。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就是不了解我国运动的基本缺点。由于运动的发展异常迅速，领导者落后于群众，革命组织的发展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这种不适应的现象是存在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对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只是他们走到了同样愚蠢却又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革命者的人力物力不足以领导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时候，号召采取象组织某些个人和某些互不通气的小组去谋杀大臣那种恐怖手段，这就意味着不仅会因此而中断群众工作，而且会直接破坏群众工作。我们在4月3日的传单中读到：我们革命者“过去惯于怯生生地抱成一团，甚至〈注意〉近两三年来产生的那种新的勇敢精神暂时还是使群众的情绪比个人更为高涨”。这两句话里有很多无意间道出的真情。正是这种真情彻底击溃了恐怖主义的鼓吹者。任何一个有思（P371）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从这种真情中得出如下结论：应当更坚决、更勇敢、更严整地抱成一团行动。而社会革命党人的推论却是：“开枪吧，抓不住的个人，因为一团人可惜还不能很快地行动，而且还有士兵来对付他们。”先生们，这全是胡扯！

　　传单上当然也少不了激发性的恐怖手段论。据说：“英雄的每一次决斗都能激励我们大家的斗志和勇气。”但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和从当前的事实看到，只有进行新形式的群众运动，或者唤醒群众的一些新阶层参加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激励大家的斗志和勇气。至于决斗，只要它依然还是巴尔马晓夫之流的决斗，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决斗。他们还硬要我们相信，“每一次恐怖手段的闪电都会启发人们的智慧”，可惜我们在鼓吹恐怖手段的社会革命党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还奉送给我们一种大小工作论，说什么“谁能力强、机会多、决心大，他就不要安心于小〈！〉工作；他应当去寻求并献身于大事业，比如向群众〈！〉宣传恐怖手段，准备复杂的……〈抓不住论已被遗忘了！〉……恐怖活动。”这真算得绝顶聪明了：让革命者为了向恶棍西皮亚金报复和用另一个恶棍普列韦来代替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大工作。而象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游行示威这样的工作，却是小工作。《革命俄国报》第8号正是作了这方面的解释，它声称，武装游行示威“作为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写起来容易，讲起来也容易”，“然而这一切议论至今只不过是理论而已”。[注：这两句话引自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告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全体工作者书》（1902年6月25日《革命俄国报》第8号第6版）。——编者注]这些不受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束缚、无视一切（P372）人民运动的痛苦经验的人所讲的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把直接产生显著的和轰动一时的结果同求实精神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要求坚持阶级观点和保持运动的群众性是“不明确的”“抽象理论”。在他们心目中，所谓明确性就是盲从每一次情绪的转变并……因而在每一次转变时必然束手无策。游行示威一开始，这些人就发出血腥味的论调，说什么这是末日的开始。游行示威一停止，他们就垂头丧气，不等靴子穿破[190]，就已经叫喊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沙皇的暴吏们又在干新的下贱勾当了，于是他们就要求给他们指出一种可以彻底回击这种暴力和立即“转换力量”的“明确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可以骄傲地允诺力量的转换！这些人不了解，单拿这种“转换”力量的诺言来说就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他们的冒险主义是由他们的无原则性所决定的。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露那些最终必将令人完全失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改变形式或者把新旧形式重新配合。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当学生运动尖锐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工人帮助学生（《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既不预测游行示威的形式，也不轻许诺言，说游行示威可以立即转换力量，启发智慧，可以不被抓住。当游行示威经常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组织游行示威、武装群众，并且提出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要求准备的是这样一些暴力（P373）形式，它们必须依靠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证群众直接参加。我们并没有闭起眼睛无视这个任务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坚定顽强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使别人反对说这是“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惶惑不安。是的，先生们，我们是赞成未来的运动形式的，而不是仅仅赞成以往的运动形式。我们宁愿为有前途的事情干长期的艰苦工作，而不愿意“轻松地”重复那些已经注定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揭露那些人，他们在口头上反对老一套教条，而实际上提出的也无非是一套最陈腐最有害的转换力量论、大小工作差别论，当然还有决斗论和单独决斗论。4月3日传单最后这样写道：“从前人民的领袖在人民的血战中用单独决斗解决了战斗，同样地，恐怖主义者也将在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中为俄国争得自由。”这样的论调只要转载出来，就会被驳倒。

　　凡是真正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看到和感觉到，无产阶级（以及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的人民阶层）有多少迫切的直接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知道，在很多地方，在很多大地区，工人群众简直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斗争，然而由于缺乏文献和领导者，由于革命组织缺乏人力和物力，他们的激情白费掉了。于是我们便陷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种该死的绝境，这种绝境象厄运一样长期笼罩着俄国革命。一方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和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革命激情白费掉了。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能同群众列队前进、并肩工作的“抓不住的个人”的开枪行刺也徒劳无用。

　　但是，同志们，事情还是完全可以挽回的！对目前事业丧失信心，不过是很少的例外。迷恋于恐怖手段，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愿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革命者的战（P374）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考察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P375）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