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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谈谈另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决定了我们为农民提出的一切要求的性质，它表现在“……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P294）展……”这句话中。

　　这句话无论是对于整个土地问题的原则性提法，还是对于个别土地要求的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个要求是我们和所有彻底的自由派、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土地问题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等等的共同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所有这些先生没有原则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他们在这一点上也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停留在改良的范围之内，而我们则不会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在上述意义上）。相反，我们要求保证“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所有这些先生，甚至同一切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原则上的矛盾。后两者在土地问题上并没有在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停下来，但是他们恰恰不愿使这些要求服从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P295）展这一条件。这个条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基本点和中心点[注：实质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左右徘徊，误入歧途，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中间最勇敢、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诚实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的“研究性著作”中公开宣称，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关系的领域。（《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9页）]。承认这个条件，就是承认农业的演进——不管它多么错综复杂，不管它的形式如何纷繁——也是资本主义的演进，承认这种演进（象工业的演进一样）也产生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应当是我们关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对象，应当是我们今后用来检验原则问题、政治任务以及宣传、鼓动和组织等方式的试金石。承认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小农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个特别重要而难于解决的问题上也坚定地站在阶级立场上，决不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相反，要求受现代整个资本主义压榨而破产的小农离开自己的阶级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不仅坚定不移地同自己的敌人（即那些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护资产阶级的人，他们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是我们暂时的和局部的同盟者）划清了界限，而且同不可靠的朋友划清了界限，这些朋友由于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提法模棱两可，会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带来（事实上正在带来）很多危害。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就贯彻了一项指导原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坚持这项原则，即使处在任何穷乡僻壤，即使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把一般民主主义任务提到首位的土地关系，也能在解决这些任务时强调和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就象我们在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政治任务时，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一样。（P296）

　　我们提出这个条件，也就回答了许多人在草草读过我们土地纲领的具体要求以后所提出的那种反对意见……他们说，“把赎金和割地归还给村团”！？——这哪里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呢？这实质上难道不是送给农村资产阶级的礼物吗？？

　　当然是的，——但只是从农奴制的崩溃本身也是送给“资产阶级的礼物”这个意义上讲的，因为这正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不是为其他别的什么发展解除农奴制的羁绊和束缚。无产阶级和其他受资产阶级压迫并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的差别，恰恰就在于，它把自己的希望不是寄托在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不是寄托在削弱或缓和阶级斗争上，而是相反地寄托在最充分、最自由地发展阶级斗争上，寄托在加速资产阶级的进步上。[注：当然，无产阶级不是拥护加速资产阶级进步的任何措施，而仅仅拥护其中直接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能力的措施。而“工役制”和奴役制加在无产的和接近于无产阶级的那部分农民身上的痛苦，要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痛苦厉害得多。]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这样来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就不能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对这一点“惶惑不安”，就是重犯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会加强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P297）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