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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用来如此“轻易地”“斥责”我们土地纲领的那个“简单的”“实现”标准，是不完全、不中用的。这种可以最近直接“实现”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我们纲领中明显带有改良性质的部分和条文，而绝不适用于革命政党的总纲领。换句话说，这个标准之适用于我们的纲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绝不是作为一种常规。我们的纲领一定能实现，这只是从这个词的广义即哲学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纲领没有一个字同整个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向相抵触。既然我们已经正确地肯定了这个方向（从整体和从局部），我们就应当为实现自己的革命原则和自己的革命职责，始终不渝地尽一切力量争取实现我们的最高要求。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这种想法总是要导致机会主义的，纵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希望这样。（P291）

　　马尔丁诺夫认为《火星报》的土地纲领是“浪漫主义”，“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加入我们的运动是大成问题的”（《工人事业》第10期第58页，黑体是我用的），这种议论实际上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这是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简单化为“经济主义”的那些很“体面”很廉价的议论中的一个好例子。但是，只要把这种“体面的”议论好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原来是个肥皂泡。“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这个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不可能，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不可能不参加。马尔丁诺夫没有仔细考虑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和反对农奴制的运动两者的性质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用“我们的运动”这几个字把问题弄糊涂了。[注：马尔丁诺夫对他所要论述的问题考虑得多么肤浅，从他文章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他说：“我们纲领的土地部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具有较小的实际意义，所以它只是为革命空谈大开方便之门。”加上着重标记的这句话，正好包含了正文所指出的糊涂观念。马尔丁诺夫听说，在西方，只有在工人运动非常发展的时候才提出土地纲领。在我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因此，还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政论家急忙作了这种推论。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西方拟订土地纲领是为了吸引半农民、半工人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我国，则是为了吸引农民群众来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土地纲领的意义就愈大。我们的土地纲领，就其绝大部分要求来讲，农业资本主义愈发达，它的实际意义就愈小，因为这个纲领所反对的农奴制残余不仅在自行消亡，而且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日趋消亡。所以我们的土地纲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最近的将来，即专制制度崩溃以前的时期。俄国的政治变革无论如何必然会引起我们最落后的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到那时候，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了。而马尔丁诺夫只是牢牢记住一点：考茨基的书[160]很好（这是公正的），只要重复和照抄考茨基的书就够了，用不着考虑俄国在土地纲领方面的根本特点（这是很不聪明的）。]

　　成问题的绝不是能不能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农奴制残余的（P292）运动，而只是参加的程度如何，因为在农村中，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一个阶级的农民（小农），与其说是革命分子，不如说是保守分子（特别是因为农业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演进在我国还刚刚开始）。所以，在政治改革时期，政府分裂农民（例如，比分裂工人）要容易得多，它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小私有者作小小的无足轻重的让步来削弱（最坏的情况甚至是麻痹）农民的革命性要容易得多。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但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政府愈容易同农民中的保守分子步调一致，我们就应该愈努力、愈迅速地同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步调一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以尽可能科学的准确性来决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支持这些分子，然后推动他们坚定不移地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作斗争，而且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推动他们。企图预先“规定”我们的推动会有几分成就，这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结果如何，以后生活会决定这一点，历史会记录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一直斗争到底。难道一个正在冲锋陷阵的士兵会考虑我们也许不全歼敌人的兵团，而只歼灭它五分之三吗？照马尔丁诺夫的说法，象建立共和国这样的要求，不也是“成问题的”吗？对政府来说，用部分款项支付这张期票，比支付农民要求消灭农奴制一切痕迹这张期票，更容易办到。但是这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部分款项我们当然要放在口袋里，但是决不停止争取全部款项的殊死斗争。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P293）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树立[注：我们说“树立”，是因为俄国旧的革命者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共和国问题，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实际”问题，——民粹派、骚乱派[161]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轻视态度对待政治；民意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从专制制度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传播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和在俄国革命者中树立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肩上了（如果不谈十二月党人的早被遗忘了的共和思想的话）。]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斗争到底，决不回头——而斗争本身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夺得多大一部分款项，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夺得这部分款项。在我们没有让敌人尝到我们打击的全部力量，我们自己没有领教过敌人打击的全部力量以前，就企图计算这部分款项有多少，那是愚蠢的。在农民要求方面，我们的任务也是如此，就是要根据科学的材料确定这些最高要求，并帮助同志们争取实现这些最高要求，让那些冷静的合法的批评派和欣赏显著结果的不合法的“尾巴主义者”去讥笑最高要求“大成问题”吧！（P294）[注：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卡·考茨基1896年同罗·卢森堡的论战，也许不无好处。罗·卢森堡写道：把波兰复国的要求列入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纲领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卡·考茨基反驳说：提出这个论据“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实质惊人的无知。我们的实际要求，不管是纲领中的明文规定，还是默认的“假设”，适宜与否（werden……darnachbemessen），不是看这些要求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而是看这些要求是否同现存社会制度相符合，是否能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这个斗争发展（fordern），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扫清（ebnen）道路。在这里我们丝毫不考虑目前的（“den”）力量对比。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为目前时期制定的，——它应当尽可能（ausreichen）对现代社会的任何情势作出指示。纲领不仅应当为实际行动（derAktion）服务，而且应当为宣传服务，它应当用具体要求的形式，比抽象的议论更清楚地指出我们想要遵循的前进方向。并且，只要我们不失之于空想主义的思辨，能为自己提出的实际目标愈远大愈好。这样，群众，甚至那些不能理解（erfassen）我们的理论论断的群众，也会更加明白我们所遵循的方向。纲领应当说明我们向现代社会或现代国家要求的东西，而不是等待它给我们的东西。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它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如果用罗·卢森堡的尺度来衡量这个要求，那么它也象建立波兰民族国家的要求一样是一种空想。谁也不会幻想，在现代政治对比的情况下，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能在德意志帝国实现。有理由可以预料，波兰的民族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才可能出现，关于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的要求，也同样有理由可以这么说。但是，难道这就是不该把这项要求列入我们的实践纲领的充分根据吗？”（《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册第513页和第514页。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