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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有一个“土地纲领”,这一点未必需要详加论证。所谓土地纲领,我们是指在土地问题上,也就是在对待农业,对待农村居民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态度方面,确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自然主要是,甚至完全是“农民的纲领”,即确定对农民问题所持态度的纲领。大土地占有者、农业雇佣工人和“农民”,这就是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居民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的前两部分(土地占有者和工人)的态度不言而喻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却很不明确,因而我们对待农民生活和农民演进的基本问题的政策,也就更不明确了。如果说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关键正是“农民问题”,那么在俄国,这应该尤其如此。最明确地确定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对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必要,因为在俄国,我们这个派别还十分年轻,而俄国整个旧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农民”社会主义。当然,那批自以为继承了我国形形色(P281)色民粹派社会主义者遗产的俄国“激进派”,几乎连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也没有。但是,“工人”问题已经被推到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这个问题上,这些人没有任何固定的原则,他们有十分之九的人实质上都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愈是喜欢抹杀这一事实,他们就愈加乐意把自己同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提到首位。最后,许多在“工人”问题上几乎完全同俄国激进派(或自由派?)合流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拼命强调的也正是农民问题,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大卫之流、赫茨之流以及……切尔诺夫之流的“最新著作”,似乎已经使“正统马克思主义”丢尽了脸!
其次,除了理论上的困惑莫解和各“先进”派别的论战而外,运动本身的纯粹实际需要,最近也提出在农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任务。但是,没有原则上坚定的和政治上适当的纲领,就不可能比较认真、比较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一产生,就认为“农民问题”十分重要。可以提醒一下,“劳动解放社”草拟并于1885年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就提出了“彻底改变土地关系(赎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条件)”[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一书的附录。]的要求。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1892年版)这本小册子中,也谈到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所以,《火星报》在出版初期有一号(1901年4月第3号)对土地纲领作了概述,即在《工人政党和农民》[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一文中确定了自己对(P282)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土地政策原则的态度,这是十分自然的。这篇文章曾使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困惑莫解;我们编辑部收到了许多关于这篇文章的意见和信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由归还割地这一项引起的,我们本来打算在《曙光》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恰好这时候《工人事业》第10期出版了,上面有马尔丁诺夫的一篇文章,其中除别的问题外也分析了《火星报》的土地纲领。《工人事业》综合了许多流行的反对意见,因此我们暂时只答复马尔丁诺夫一个人,希望写信给我们的人不要抱怨。
我强调暂时二字,是由于下面这些情况。《火星报》的这篇文章是编辑部的一个成员写的,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在问题总的提法上同作者看法一致,但是在局部问题,在个别条文上自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整个编辑委员会(也就是说,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忙于集体草拟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一起草工作拖下来了(部分原因是党务繁杂和秘密环境有所不便,部分原因是必须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全面讨论这个纲领),直到最近才结束。既然归还割地这一条文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也就不急于替这一条文来辩护,因为在我看来,关于我党土地政策问题的总提法比这一个别条文重要得多,这一条文在我们的总的草案中还可能被否决,或者作重大修改。现在我要辩护的就是这个总的草案。“读者朋友”不厌其烦地把他们对我们土地纲领的批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请他们来批评我们的总的草案。(P281)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