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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收到崩得的《最新消息》[47]第106号（2月3日（1月21日）），其中一篇报道谈到崩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坚决的和极其可悲的行动。原来，崩得中央委员会已在俄国就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实确切些说，声明是针对组织委员会通告中的脚注的，因为崩得在它声明中所论述的主要只是针对这条脚注的。

　　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我们的读者都知道，组织委员会在这条掀起（象是由它引起的吧！）一场轩然大波的可怕的“脚注”中曾一字不差地写过如下的话：

　　“当时也曾建议崩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崩得对这一邀请没有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①

　　请问，还有比这更自然更清白的脚注吗？组织委员会怎么能采取别的态度呢？不提崩得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委员会并没有忽视过崩得，而且只要崩得还按照1898年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不能忽视崩得。而既然没有不提崩得，那就必须说我们是邀请过它的。这不是很清楚吗？更清楚的是，既然（P80）① 见本卷第76页。——编者注组织委员会不知道崩得保持沉默的原因，那它正应该说：“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组织委员会补充说：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 这是组织委员会公开坦率地表明自己希望和崩得一起组织代表大会和恢复党的工作。

　　显而易见，如果崩得也有这种愿望，那只要应我们通过秘密途径和报上刊载的声明所发出的邀请派出代表就行了。崩得不但不这样做，反而跟这条脚注（！！）展开了论战；而且在报上发表的声明中对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单独地专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研究崩得的“论战”以前，在分析崩得的看法以前，我们要最坚决地抗议崩得在报上专门发表声明，因为这一行动违反共同进行革命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规则。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们不愿意在一个共同的组织委员会中工作，那当然不会有人来抱怨你们单独发表声明了。要么你们愿意一起工作，那你们就有义务不向公众单独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把意见提给组织委员会中一起工作的同志，组织委员会只有作为整体才能公开发表意见。

　　崩得自己当然看得很清楚共同事，它发表声明是直接违反协力进行共同事业的一切规则的，它为了替自己开脱，就强词夺理地说：“既然我们没有可能通过亲自参加会议或参加《通告》的拟订工作来发表自己对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任务的看法，我们就只好发表这个声明，以便哪怕稍微弥补一下这个缺陷。”请问，难道崩得当真想让人相信它“没有可能”给组织委员会写信吗？或者“没有可能”给圣彼得堡委员会、给《火星报》组织[48]、给“南方工人”社[49]写信吗？而派遣自己的代表到上述任何一个组织中去也都没有可能吗？在这些“异常”困难的，也许对崩得这样一个软弱的、没有经验（P81）的、失去任何联系的组织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措施中，崩得是否想点办法采取过一个呢？

　　先生们，不必躲躲闪闪了！这样既不聪明又不体面。你们单独发表声明，是因为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而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是为了想马上表明和贯彻自己那个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同俄国同志的关系的决定，即不是根据1898年的党章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是同它建立联邦制的联盟[50]。关于联邦制和民族问题的论战[51]，是由我们发动的，现在已被搁下很久了，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整个代表大会上得到详细全面的讨论，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俄国同志肯定也都是希望这样做的，可是你们却不这样做，而是破坏共同讨论。你们不是作为彼得堡、南方和《火星报》的同志，希望同他们共同讨论（无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或在代表大会上）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你们是公然作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相分离的一方，向全党提出自己的条件。

　　俄国谚语说，爱情不能强求。既然崩得不愿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在1898年的代表大会上建立起的正确的、最密切的联系，它当然不会再保持原来的关系。我们并不否认崩得有发表自己意见和表示自己愿望的“权利”（非万不得已，我们一般是不会来谈革命事业中的“权利”的）。但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崩得没有一点分寸，它单独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好是在被邀请参加共同组织（组织委员会）的时候，而这个组织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预先发表任何绝对肯定的意见，它之所以召开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

　　崩得想挑拨所有对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行啊！对达一点，我们当然不会反对。我们要告诉俄国无产阶（P82）级，特别要向犹太无产阶级重复说明，崩得现在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肯定会被时间纠正，被经验纠正，被运动的发展纠正。崩得曾经支持过“经济主义”，助长过国外的分裂，曾经通过决议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对这点我们反对过，斗争过。斗争帮助改正了旧的错误，现在这种错误大概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曾经同醉心于恐怖手段的现象斗争过，看来，这种现象甚至消失得更快些。我们深信，醉心于民族主义的现象也会消失的。犹太无产阶级终究会明白：同俄国无产阶级最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党内，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预先判断犹太人在自由的俄国的演进是否会不同于他们在自由的欧洲的演进，是愚蠢透顶的；崩得只能提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事务方面完全自治这样的要求，而这一点，1898年代表大会已完全确认，从来也没有谁否认过。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崩得的声明吧。崩得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脚注说成是“另有所指”。这是近乎诽谤的谎言。崩得中央委员会隔了几行字自己也承认，“我们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纯属偶然。”而组织委员会是怎么说的呢？它希望崩得代表缺席的原因是偶然的。你们自己证实了这种假设，自己又在生气。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偶然的事情谁也无法事先知道。可见，崩得国外委员会硬说组织委员会知道妨碍出席的原因，这是毫无根据的。总之，崩得国外委员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在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加进了虚构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同中央委员会自己的话直接相矛盾！既然被邀请的是崩得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国外委员会），既然崩得中央委员会自己都说这些缺席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崩得国外委员会又怎么能确定组织委员会知道崩（P83）得缺席的原因呢？？

　　崩得中央委员会说：“我们深信，会议发起人稍加努力，这些偶然的原因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反应……”我们要问任何一位公正的人士：如果有两个打算到组织委员会会合的同志异口同声地都说妨碍他们见面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挑起公开的论战，辩论谁对缺席一事有更多的过错，这是否恰当，是否光彩？我们要指出，我们对崩得的缺席早就表示了（当然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信件中）遗憾，就我们所知，崩得曾受到两次邀请：第一次是写信邀请的，第二次是面托崩得某委员会转告的。

　　崩得抱怨说，会议以后几乎过了一个月，代表才到。是啊，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应该揭露出来，因为它特别突出地表明，崩得甚至两个月以后还不准备派代表，这是多么遵守时间啊！

　　代表“没有履行诺言”，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转抄稿或印样在散发以前一定寄来……我们劝我们的俄国同志们同某些人谈话一定要作记录。《火星报》组织也曾经许下诺言要把《通告》的转抄稿和印样给我们寄来，但是转抄稿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而看到印样的时间也比那些同《火星报》组织没有关系的组织成员要迟得多。希望崩得派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责难《火星报》组织违背诺言，就我们来说是否得体？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答应崩得中央委员会要立即写信给负责印刷《通告》的同志，叫他们延期印刷——这才是真正的诺言（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诺言已经履行了，但是延期印刷已经办不到了，因为没有时间同印刷部门进行联系了。

　　总而言之，组织委员会的发起人写了信，面托某委员会代为转（P84）达，又派了代表到崩得中央委员会去，崩得却一连数月没有来过一封信，可不用说派代表了！而崩得竟在报刊上提出责难！崩得国外委员会令人惊奇地断言，会议发起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惊奇”，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目的矛盾极大，他们表现“急躁”（相反，崩得中央委员会却责备他们迟缓！），他们想“给人造成印象”，似乎崩得“漠不关心”！！

　　我们还要就崩得对组织委员会的如下责难说几句。崩得说组织委员会没有作出如下“唯一正确的结论”：“既然党实际上不存在，那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应当具有成立大会的性质，因此俄国现有的一切社会民主党组织，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其他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应当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崩得力图回避那个使它感到不快的事实，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没有统一的中央，但是它的存在由许多委员会和机关刊物体现出来了，并且有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定，顺便说说，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些以犹太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人，他们还没有发生经济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动摇。崩得正式提出“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建立早已建立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清楚地证明，它正是为了臭名远扬的“联邦制”问题才掀起这场风波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应当由崩得先提出来，在真正的革命者中间也不应当谈什么“权利”。现在摆到日程上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核心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能不同意“一切”民族都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也不能忘记，只有在这个核心形成以后（或者至少是确实巩固了以后），才能考虑扩大核心以及核心同其他组织联合的问题。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还没有坚定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前，同我们联合对“其他一切”民族（P85）不会有什么好处！至于“其他一切”民族派代表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是“权利”，先生们！）的问题，取决于组织委员会和俄国各委员会的一系列策略措施和组织措施，一句话，取决于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成功。而崩得一开始就对组织委员会百般干扰，这是历史事实。

　　载于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95—101页（P8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