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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话要从后面说起。马尔托夫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件[91]，特别是关于钱的问题，理解和解释错了。他没有考虑到这些信件是他自己和特拉温斯基的谈话的继续。马尔托夫自己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对特拉温斯基同志，也象对你本人一样，我提到了5000—6000这个数目，这是预计党在一年中能够从编辑部成员拥有的两个来源得到的最低收入。”我声明，特拉温斯基告诉我们的是一次给这个数目，而不是在一年中陆续付给，所以说这里有一些误会。事实是我们指望得到这5000，而且已经按照这个数目在国内和国外的会计处之间进行了分配。

　　马尔托夫同志说，两个经费来源（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甚至用了带引号的“钱袋”这个字眼，责备我们使用这个字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编辑部把事情歪曲——由于恼怒——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个字眼不是我们的，而是马尔托夫的）——我再说一遍：马尔托夫同志说，两个经费来源我们是知道的。是的，是知道的，但是问题不在于知道不知道，而在于拿到拿不到钱。据我所知，在一年内我们从一个来源可以得到1万，从（P153）另一个来源可以得到4万，但是这没有用，因为我拿不到。这些本来可以拿到的来源变成了拿不到的，这就表明采用了停止供给经费这种绝对不能容许的党内斗争手段。

　　此外，不久以前又发生了一些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涉及本来负责在国内弄到经费的人。我们这里没有钱，从国内也不能很快弄到钱，如果派专人去，就要花费不止一百卢布。当然，只要不再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钱总归还是可以弄到的，但是不会很快弄到，而且未必会有足够的数目。

　　说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有威胁的口吻，那是完全不对的。信里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因为中央委员会是一贯关心中央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的。关于接头地点，瓦西里耶夫同志会回答。据我们所知，编辑部正在派自己的代办员到俄国各地去。中央机关报这样做，也就要有自己单独的会计处，而这意味着党的实际上的分裂。这是和党章相抵触的，党章要求中央委员会充分了解和完全集中掌管整个会计处和实际工作的全部组织事务。中央机关报严重地破坏了党章，因为它建立了自己的巡视和代办中心，建立了自己的领导实际工作和干预各委员会事务的中心。这种和党章相抵触的代办机构直接给工作带来破坏。既然中央机关报本身不断地制造混乱，中央委员会自然就无法保证也不能保证有正常的秩序。这里有敖德萨和巴库的来信，它们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敖德萨12月24日的来信写道：“昨天扎戈尔斯基到我们这里来，他说编辑部委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向各委员会传达最近发生的事件、商谈的情况、编辑部目前的状况，编辑部还要求我们寄材料、写稿、订购小报，或为一般的小报以及专门的小册子提供题材，为出版这些东西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他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重新说了一遍，竭（P154）力证明少数派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和‘忠诚的’。委员会听他把话说完，提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委员会是否知道他担负这项使命。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或不是，而只是为自己辩护，竭力证明编辑部完全有权不通知中央委员会而和各委员会打交道。他坚持要马上当着他的面讨论他的传达并作出决议，对此，委员会声明，它注意到了他所传达的内容，至于说要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那要等到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而现在还需要进行日常的工作。”[92]下面是巴库1月1日的来信，信中写道：“马尔丁代表中央机关报到巴库委员会来作了一个报告，目的显然是要散布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最后，当他询问委员会的意见时，我们回答他说：我们绝对信任中央委员会。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对中央机关报的态度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们听了他刚才说明他的使命的话以后，对中央机关报的信任‘动摇了’。”

　　中央机关报不仅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告诉了各地方委员会，而且还告诉了个别人（例如告诉了德鲁扬，关于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在给中央机关报的信里已经指出了），这也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一种泄密行为。至于讲到“好战的态度”，那么问题就在于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在进行正常工作和筹集经费方面采取好战的态度（抵制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而在出版物方面进行“战争”则是容许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限制过中央机关报进行论战。你们应该还记得，甚至在很早以前，中央委员会就表示非常愿意出版唐恩写的论反对派口号的信和马尔托夫的小册子《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尽管这两篇东西都包含攻击中央委员会的内容。

　　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耽搁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出版物。在分配（P155）出版物时，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过不正确的或偏袒的做法，从来没有“委屈过”少数派的各委员会。相反，特拉温斯基作为见证人已经在这里证明：少数派各委员会都是尽先得到充分的供应，马尔托夫同志也不能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谈到拒绝发给党的出版物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毫无例外地把出版物免费发给任何一个党员（如果他在保密等方面可以信任的话），让他们运往国内并交给那里的中央代办员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一些人有勇气把自己叫作党员而同时又拒绝把出版物交给中央代办员去进行统一的分配，那么很自然，中央委员会就无法（甚至无权）同这些人打交道。如果这些人以后又为自己的那些破坏共同工作的单个手工业企业收买出版物，那对他们只会更加不利。

（2）

　　我根本不能理解，分发人员究竟在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里什么地方表现得蛮横无礼[93]。他要求知道对他写工作报告很重要的情况，但编辑部对他的要求不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作出切实的回答（他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而是用纯粹官僚主义的态度敷衍了事。现在我念一段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才是真正蛮横无礼的一个例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一个事实，即三个中央委员住在国外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并且这样会形成一个党章所没有规定的新的组织中心，因此必然会把玩弄政客手腕和瓦解组织的现象带进党的生活……”这简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谩骂（政客手腕）！中央委员会对这一点的答（P156）复是：“编辑部如果不是极端恼怒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它的关于有多少中央委员在国外的说法是极不恰当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代表对编辑部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如可笑地指出所谓“秘密的”刊印）的唯一回答，就是号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和停止那些能够使出版物上的论战成为分裂借口的行动……”[94]

　　至于说连资产阶级出版社都给编辑们几百份，这我要坦白地说，我没有听说过。马尔托夫同志如果不是信口开河的话，不妨去问一问狄茨，他是不是给过考茨基400份《新时代》去分发？或者问一问辛格尔或费舍，格拉德瑙尔是否也要过200份《前进报》[95]自己出钱去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懂得无政府状态和组织性之间的区别的。

　　关于钱的问题是在组织遭到破坏以前提出来的，而我只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引起的变化。

　　编辑部怎样把可以容许的论战和不能容许的抵制行为混淆起来，从下面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编辑部在1月4日的信中，在答复我们关于钱的问题的质问时说，编辑部“在熟人中间宣传积极支援中央会计处有困难，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央代办员和为他们所庇护的那些人在大会上说了编辑部目前的组成是不合法的这种带有威胁口吻的话（而且在中央委员列宁的信里也谈到这一点……）。”请看，这是对政治概念的多么惊人的歪曲！获得（或断绝）经费来源的问题竟同在讲话和小册子中进行论战的问题联在一起了！这岂不是把思想斗争同计较地位和无谓争吵混同起来了吗？！党员赞成不赞成编辑部的组成（和活动）问题竟和“合法性！”的问题混淆起来了！这岂不是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吗？！当（P157）然，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只好对此回答说：“……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向编辑部指出，根据国外作的报告中的过激言词或根据出版物上的论战来提出合法性等等问题，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编辑部认为论战是对自己的攻击，那它是有充分的而且是最充分的可能进行反驳的。当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抵制和其他某种不忠诚的（在中央委员会看来）活动方式的时候，因论战中的某些尖锐言词（在编辑部看来）而动怒，这是否理智呢？……”[96]说什么“所庇护”的人，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官腔呢？中央委员会同报告中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有书报检查机关来限制言论自由和争论自由。难道不需要把这种斗争同抵制区分开来吗？

　　马尔托夫同志叙述的关于敖德萨委员会的情况（说什么它问过中央委员会，是否要给中央机关报寄信），我认为显然是在开玩笑。对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

　　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中央委员会不让少数派工作。我要着重指出，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承认，他举不出任何不正确地、片面地或偏袒地分配出版物的事实。

（3）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们是想搞政变。这是可笑的。（马尔托夫：“那么最后通牒是什么意思呢？”）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对斯塔罗韦尔的最后通牒[97]的答复。最后通牒是表示我们对恢复真正和平所能接受的条件的最后意见。这就是全部意思。只有胡思乱想才会认为我们给少数派（它无疑把党弄到了分裂的地步）的（P158）答复是企图搞政变。多数派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政变。至于说到《火星报》的分配，我们每号都是尽量按时分配的，如果某一个委员会发现自己“被忘记了”，那它只要用同志式的态度通知中央委员会就行了。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过这种通知。编辑部给各委员会的信却不是同志式的，而是一种军事行动。

　　中央委员会主张分配出版物的工作应当统一进行，另搞一个分配中心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现在就分发人员问题谈几句。我再说一遍，分发人员受到责备，只是因为他想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向编辑部作了工作上的询问。随后编辑部提出要求，说什么“别争辩！”“给100份或200份”等等，——充分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官僚主义态度。

　　关于通信地址的事情，我只想说明，凡是属于编辑部的东西都交给了编辑部。我们只是把私人的和组织的信件挑出来，其余的都交给编辑部了。此外，我还想提醒你们，在伦敦的时候，组委会就已经把全部组织的来往信件正式掌管在自己的手里。

　　由于几名中央委员住在国外就说什么形成了新的中心，这显然是吹毛求疵，是对属于中央委员会独立管理的工作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涉。

（4）

　　马尔托夫同志对党章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消息灵通，全面了解情况，这是党章所要求的，也是工作所需要的。但是中央机关报派遣负有组织任务的全权代表出去，例如，不通知中央委员会就派Ｚ到敖德萨委员会去，显然是违反两个党中央机（P159）关之间的自然分工的。要了解情况根本用不着这样做，这只会直接造成组织瓦解，完全破坏行动的统一。这种做法只会使党的工作更加混乱，在实际上等于把党完全分成两半，取消两个中央机关的分工。（P160）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