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1）

　　我认为必须作些回答，主要是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对我提出的详细的反驳；但是，为了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反驳也作出答复，我先简单地谈一谈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反对意见。我觉得他在原则上是主张比例代表制的……（普列汉诺夫：“不对！”）也许我没有了解他，但我是这样觉得的。在我们党组织内按照惯例是不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原则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清楚表达出来的意志，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这个或那个党机关的组成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里有人说，代表大会上的合法的选举所造成的这种“合法的”情况比不合法的还糟。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多数派人数不够多，还是因为少数派造成了实际的分裂？有人说中央委员会仅仅以24票当选，即只占微弱的多数，似乎后来在党内生活中产生各种不愉快的纠纷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对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的“形式主义的想法”使我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我实在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问题的根源”在代表大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全都是形式主义者，因为在回顾代表大会的情况时，都必须以大会的正式决议为（P128）依据。如果“问题的根源”不在代表大会，那究竟在哪里呢？的确，党内形成的情况比不合法的还糟（这话是很重的），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应当归咎于代表大会还是归咎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情况？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没有这样提出问题。

　　现在我来回答马尔托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断定：少数派方面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没有不愿意一起工作。这不是事实。在9月、10月和11月这三个月中，许多少数派代表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愿意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抵制的一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进行谈判，同拒绝工作的、“受了委屈的”反对派进行交易，后者正在把党引向分裂，因为擅自拒绝一起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分裂了。有人直截了当地声明说，我们不愿意和你们一起工作，从而在事实上证明，“统一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它在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这样，他们也就提出了一个如果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那确实是毁灭性的理由……现在我来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即关于卢同志退出总委员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单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卢不是编辑部成员，任命他代表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这样做是否合法？我认为是合法的。（马尔托夫：“当然是合法的！”）请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话记录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按照原委派机关的意愿来撤换总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指出：从11月1日起成为编辑部留下的唯一成员的普列汉诺夫，直到11月26日把马尔托夫和他的伙伴增补进来以前，始终没有撤换卢的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卢是自己退出的，他为了不致因为他个人的问题引起争论，才作了这种让步。（普列汉诺夫：“我觉（P129）得，现在来争论卢同志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这个问题不包括在我们的议程之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个目前与我们不相干的问题的争论上。”）我必须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在上次会议上曾经要求把他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记录下来，而我对的的解释根本不同意，因此，如果不允许另一方对同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这里，在总委员会里，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就会是错误的、片面的。（普列汉诺夫：“我要提请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列入议程，并且和我们会议的主要议程没有直接关系。”）

　　列宁反对这种说法，并提请总委员会确定他（列宁）是否有权反驳马尔托夫，对在这里被解释得有很大出入的这件事实作出自己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再一次指出在这种场合争论卢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列宁坚持自己有权要求总委员会允许他来谈在总委员会内已经提出并引起争论的这个问题。（马尔托夫：“鉴于列宁同志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机关是否有权召回自己的代表的问题，我宣布我将提出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专门提案。也许我的这个声明会使列宁感到满意，使他在当前的讨论中不再涉及卢的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不仅不反对，而且确认我想在现在对卢同志退出总委员会的问题作适当的说明的意图是正当的。我要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是对马尔托夫同志的有关意见的答复。（普列汉诺夫向马尔托夫和列宁提出，关于卢的问题不应当在现在讨论，因为它不包括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应集中精力来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以内。）我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认为在这里讨论卢同志的问题不恰当的意见，卢主张总委员会委员不能撤换，所以他的退出总（P130）委员会应当被看作是他为了党内的真正和平而向反对派所作的一种让步。（普列汉诺夫：“既然总委员会根本不反对就卢同志的问题交换意见，那么我建议列宁继续谈这个问题。”）我已经谈完了。（普列汉诺夫：“如果你已经谈完，那我建议总委员会讨论昨天列宁同志提出的和我提出的决议案。”）

　　我同意马尔托夫同志所说的总委员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而只有道义上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同志曾表示最好我能参加编辑部。（普列汉诺夫：“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至少，你的话我是这样记的：“最好能让列宁参加编辑部，而中央委员会增补三个委员。”（普列汉诺夫：“是的，我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党内和平，可以让列宁同志参加编辑部，并增补少数派代表进中央委员会。”）

　　这里有人曾问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组成作怎样的变动最好，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引用“多数派”的意见作为回答，“多数派”认为最好是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这三位同志退出编辑部。其次我应当说明，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中从来没有过不让某一个人参加党的工作的事情。同样，我不能不反对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他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已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战争工具。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执行党的职能的工具，而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战争”工具。马尔托夫同志的这种论断根本不符合事实。谁也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中央委员会发动和进行了反对少数派的“战争”。相反，少数派倒实行了抵制，进行了必然引起反击的战争。其次，我也反对这样一种论断，似乎现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妨碍中央委员会要比对中央机关报的不信任妨碍正常地和平地进行工作更甚一些。马尔托夫同志坚持说，争吵的中（P131）心似乎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对于这种说法，我应当指出，党的文件所表明的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同志引证11月25日的文件说，中央委员会在原则上自己也承认它的组成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所以它同意从少数派中增补两个委员。我反对这样来解释这个文件，因为我本人就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说的完全是另外的意思。中央委员会决定增补两个委员，不是因为它承认它的组成具有单方面的性质，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完全的分裂。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当时传说有人准备出版新的机关报……（普列汉诺夫：“如果我们听信传说，我们就会一事无成。”阿克雪里罗得：“而我听说，现在还有人准备出版新的机关报……”）我向总委员会声明：既然马尔托夫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80作了一种解释，我就不得不对此作出我的解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意见在这里会引起这么大的激动。（普列汉诺夫：“问题不在于激动，而在于在这里听信传说是不恰当的。”）也许有人会说，我说的那些理由根据不足。这可能！但是我无论如何还是要肯定地说，这些理由正是具有我刚才所指出的那种性质。

　　我现在继续来谈实质问题：马尔托夫同志怀疑中央委员会同意增补两个委员的理由。而我要肯定指出，中央委员会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意见，即党内已经存在实际上的分裂，并且很快会发生彻底的正式的分裂，因为已经有人要另外出版机关报，另外建立运输机构，在国内另外建立组织。现在我来谈程序问题：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谈的是实质问题，而不是程序问题。我要问总委员会：主席这样做是否正确？[81]（P132）

（2）

　　马尔托夫同志说，好象我是一上来就发动论战，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寻求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这个共同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发动论战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尔托夫同志自己。在我的决议草案中丝毫没有论战的东西。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把这个决议案叫作“牧师的呼吁”。而大家都知道，在牧师的呼吁中是不会有论战的东西的。确实，我在那里只是谈党内斗争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这种斗争采用什么形式是可以容许的，什么形式是不能容许的，并且不仅对正常进行党的生活，甚至对党的存在本身都是危险的。同时，在谈论问题时，我还小心谨慎地竭力避免使我们再次进行无益的论战，我在自己的建议里竭力不从评价某些斗争手段出发，而这些斗争手段已成了党的两个部分之间将近半年的战争的特点。马尔托夫同志却不愿意保持在这个范围内，他发动了论战。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还是准备以后再回到我开始谈的问题。现在我先来谈下面一件事情。马尔托夫同志曾提出一个借口，说特拉温斯基赞成把编辑部原来的成员增补到编辑部里去。我认为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一个情况，即私人的谈话和商谈没有什么意义。特拉温斯基所进行的一切正式商谈都是采用书面的方式。至于他的私人声明，看来马尔托夫同志也没有正确地领会，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另外找时间来证明这一点。

　　其次，马尔托夫同志说，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种种缺点；这样，马尔托夫同志又开始了论战。也许，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确有缺点，但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对这一工作提出批评，那就只能是论（P133）战。例如，我也同样认为，中央机关报的活动离开了正路，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在这里先去批评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方针，而是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彼此之间存在着不满。我也反对这样一种论断，说我的决议案一旦被总委员会通过，总委员会就会变成“战争的工具”。我的呼吁中只是讲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可以容许，什么样的不能容许……这与“战争的工具”有什么关系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是“开头致贺词，末了唱挽歌”，并且责备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证明党内存在着分裂上。可是我们昨天正是从肯定有分裂谈起的……其次，马尔托夫同志为了证实争吵的中心不是在国外，还引证了瓦西里耶夫同志12月12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谈到国内是真正的地狱[82]。对此，我要指出，能“造成地狱”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团，因为正是细小的琐碎的争吵往往最容易给工作造成巨大的障碍。我已经提到我在9月13日给一位前任编辑的信。我将来会把这封信发表出来。①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泥潭”一词含有侮辱的意思。我要提醒大家：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出版物中和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泥潭这个字眼有时引人发笑，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因此而大叫这是侮辱。无论是我或是瓦西里耶夫同志，在使用这个字眼时从没有想到要侮辱任何人。当谈到具有一定倾向的双方时，对处于这两派之间的不坚定分子和动摇分子，人们就用“泥潭”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或者也可以用“中庸之道”这个词来代替它。

　　说中央委员会偏心，这也许是俏皮话，但是它也会引起争论。要知道，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中央机关报。有人对我说，我的（P134）① 见本卷第348—350页。——编者注“呼吁”是用顺势疗法的药来医治应当用对抗疗法医治的病。我并不否认，我所开的药只是一种缓和剂，但是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对抗疗法的药。既然你们说到必须用“对抗疗法的”、根治性的药来医治这种病，那么就治个彻底吧。这种药是有的，这唯一可以根治的药就是代表大会。我们已经白白地谈判了5个月（“这不是事实！”）……不，这是事实，我可以拿出文件来作证明……我们是从9月15日起开始谈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妥。在这种情况下，请昨天马尔托夫同志也说过的那种机构来解决也许更好一些，而这种机构只能是党的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正是解决“指挥棒”问题的机构。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争夺”“指挥棒”（当然，不是从这个词的粗俗的意义上来说的）。在那里，斗争是通过投票，通过和同志们协商等等来进行的；在那里，为中央机关的组成而进行斗争是容许的，而在代表大会以外，在党内生活中就不应当有这种斗争。

　　因此，如果说我的“牧师的呼吁”是缓和剂，那么要是你们不愿意使这种病成为慢性病，除了代表大会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根治的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指出，在西欧，中央机关的成员很重视反对他们政策的反对派，甚至在党的最偏僻的角落里也是如此，他们努力通过同反对派的谈判来调解已经发生的冲突……可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是这样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派了两个委员到国外去[83]，中央委员会几十次同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的代表进行商谈，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论点是荒谬的，他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此等等。应当指出，这一切在人力、经费和时间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浪费，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在重新谈到实际建议的问题时，我要再说一遍，你们只有一种（P135）根治性的药可以结束这个可悲的论战时期，这就是代表大会。我的决议案的目的是要使党内斗争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进行……有人说，刺并没有拔出来，病愈来愈重了……既然如此，只有召开代表大会才能把刺彻底拔掉。

（3）

　　把要求明确性和准确性说成是一种侮辱，这是可笑的[84]。我们已经几十次看到（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私人谈话作不正确的叙述引起了多少误会甚至吵闹。否认这个事实是奇怪的。我声明，中央机关报的代表把特拉温斯基同志的私人谈话理解错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多少也有点理解错了。特拉温斯基同志12月18日写给我一封信，其中谈到：“我刚刚接到一个消息，说编辑部给各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正式信件，这封信的内容非常不好〈我用了一个温和的词，原话还要激烈一些〉。在这封信里编辑部直接反对中央委员会，并且威胁说，它现在就可以通过总委员会强行增补它所要增补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它目前还不想采取这种手段，它要向各委员会指出中央委员会有小圈子习气并且无能，说增补列宁是不合法的……一大堆这样的人身攻击。总之，是令人气愤的，而且……〈我在这里再一次删去一个过于尖锐的字眼〉违背了对我所作的全部诺言。我气愤极了。难道普列汉诺夫也参加了这件事吗？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读了这封信以后也感到非常气愤，因此写了一封措辞非常激烈的回信……现在少数派正在不顾一切地割断所有的联系。它发给各委员会的这封信，在我看来是它的孤注一掷，也是一次公开的挑战。至于我个人，我以为列宁完全有（P136）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信。我想，别的同志也决不会反对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情况证明特拉温斯基同志的意见是被理解错了。特拉温斯基同志由于希望在党内建立真正的和平，是可以要求增补的，但是他的希望根本没有实现。

　　原来，马尔托夫和他的同伴们的编辑部不仅没有致力于和平，反而向多数派发动了战争。而特拉温斯基是希望恢复和平的，而且他也是可以这样希望的。

　　原来，普列汉诺夫想遏制“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尽管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和特拉温斯基所抱的希望，即希望普列汉诺夫能够遏制新编辑部，使他们不向多数派发动战争，没有能实现。这只能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能实现的；我自己退出编辑部，也是希望能因此而促进和平，但是我的希望也没有实现。谁也没有否认私人谈话的事实，不过必须把个别的人所表示的希望和愿望同整个团体的决定区别开来。我说在这里不应从私人谈话中作出结论，这句话对总委员会的委员来说，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我坚决否认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经无条件地主张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毫无疑问，他的离开是希望得到和平，而作为这种和平的结果，可以指望进行增补，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增补。

　　马尔托夫同志反对我的呼吁，认为它只包括单方面的攻击。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我也可以再提出一个补充决议案，对马尔托夫同志所不喜欢的一些词句进行修改，但是他硬说我的决议案是单方面的，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曾经有人说我的决议案好象牧师的呼吁，说它满篇都是陈词滥调等等，但没有人说它有造成新（P137）的创伤的倾向。马尔托夫同志责备我，说我回避正面回答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是否愿意增补“少数派”代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9个中央委员中的所有其他委员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向你们回答所提的问题呢？（普列汉诺夫：“你没有了解马尔托夫同志的意思。”）说我故意回避问题，这是可笑的。即使有人因我不作回答而责备我回避问题，我也不能回答。我已经明确地说过，我们彼此都对两个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因此也必须考虑其他同志的意见。有人对我说，必须大家商量好，但是我们已经商量了5个月了。因此，马尔托夫同志的推论，即认为中央委员会建议召开代表大会也就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这简直是可笑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已经尽一切可能试图用家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吗？“中央委员会显得无能……”在哪方面无能呢？是在斗争方面吗？还是在建立党内和平方面呢？噢，是的！我的那个在这里大受批评的建议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们的决议案说什么要占领对手的地盘，但是要知道，这样的要求是会促使对方提出反要求的，因此我甚至要这样提出问题：中央委员会是否有权根据这些原则重新开始商谈？要知道，有些委员会已经在指责中央委员会对同盟让步了[85]。你们希望我们重视少数派，忽视多数派。这是可笑的。在这种条件下逃避代表大会就象是害怕代表大会。正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无能，而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无能。中央委员会确实没有能力解决党内的纠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向总委员会建议召开代表大会。其次，马尔托夫同志把总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权利这个纯粹法律性的问题完全解释错了。党章规定：“代表大会由党总委员会召开（尽可能每两年不少于一次）。”可见，总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代表大会。（P138）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总委员会才必须召开代表大会。（马尔托夫：“从党章里可以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定数目的有权利能力的组织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或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两年以后，总委员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在未满两年以前和在一定数目的组织声明必须召开代表大会以前，总委员会不能召开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我认为现在不应当在这里讨论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问题，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来看，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马尔托夫同志提出来的，我们也没有作出决定把它从议程上取消。马尔托夫说总委员会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我说它能够召开。党总委员会可以不经过任何征询随时（尽可能每两年不少于一次）召开代表大会。马尔托夫同志说，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是的，现在我们这些争论的毫无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家应该记得，马尔托夫同志自己在原则上曾经承认，由没有卷入我们的纠纷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在恢复党内和平方面起良好的作用。由于我们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获得什么结果，甚至在书刊上我们看来也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可以容许的论战形式的范围内，因此我断言只有局外的同志才能说出有决定意义的话。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不愿担负进一步做恢复党内和平的工作的责任，我们认为除了诉诸代表大会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消除我们的纠纷的公正办法。现在我来谈谈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泥潭”这个词的意见。（普列汉诺夫：“我是针对瓦西里耶夫同志的问题说的，因为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党内一部分人；我再重复一遍，作为主席，我不能容许在党总委员会里使用这类字眼。”）这里有人告诉我，说我（P139）对中央委员会组成的不正常和片面性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我要肯定一个事实，即党内存在着彼此使用不能容许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双方。现在我们已经弄到不能进行任何正常工作的地步了。

（4）

　　在谈实质问题以前，我顺便再说一下泥潭这个词从来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受侮辱。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同特拉温斯基进行的商谈。这里有人根据我的话得出结论说，似乎我否认同特拉温斯基进行过商谈的事实。决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否认过商谈这个事实，我只是要说明，私人商谈能起的作用和正式商谈所起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引用特拉温斯基亲笔写的信件是为了证明，如果说特拉温斯基同志过去的看法同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的看法一样，那么后来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我认为提出法国相信谁的问题是根本不恰当的。把问题诉诸“法国”是没有任何必要的[86]。

　　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我的和平“呼吁”甚至对自己也没有发生作用。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自己的“呼吁”里只是表示希望不要采取某些斗争手段。我呼吁和平。人们却以攻击中央委员会作为对我的回答，然后又对我因此而攻击中央机关报表示惊奇。他们攻击中央委员会以后，却责备我对这种攻击给以回敬是缺乏和平诚意！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在总委员会中的全部争论，就可以看出是谁首先建议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建立和平，是谁在继续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争。有人说，列宁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断对反对派重复说：“要听话，不要乱发议论！”……这样说不大对。我（P140）们9月和10月的全部通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大家总还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我（和普列汉诺夫）曾经准备增补两个人参加编辑部。其次，在我亲自参加起草的最后通牒里，我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两个席位让给了你们。在这以后，我又作了新的让步，就是我退出了编辑部，退出的目的是希望不致于阻碍别人参加编辑部。由此可见，我不仅说了“要听话，不要乱发议论”，而且还作了让步。现在来谈问题的实质。对我的决议案所采取的态度，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它难道真的是在责备什么人，或者带有攻击什么人的性质吗？决议案里只是谈某种斗争可以容许或不能容许。存在着斗争，这是事实，全部问题就在于要把这种斗争的可以容许的形式和不能容许的形式区分开。因此我要问，这种主张是否可以接受呢？可见，把“斗争的工具”、“对少数派进行攻击”等等用到我的决议案上是非常不恰当的。也许，这个决议案的形式不怎么成功，对于这一点我不打算专门进行争辩，我可以修改一下措辞，但它的实质，即要求党内的斗争双方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不要超出一定的可以容许的范围，这个实质是无可非议的。决议案在这里所得到的这种对待，我认为是片面的，因为当事双方的一方拒绝这个决议案，认为它对自己有某种危险。（普列汉诺夫：“我提醒一下，我在这里已经说过好几次，总委员会里不存在双方。”）我可以指出，我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的双方，而不是在法律上把总委员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在这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编辑部的代表什么也没有补充。我却始终希望这个决议案的片面性能够得到纠正。（P141）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