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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观流血星期日事件，最令人惊奇的是，对沙皇的天真的宗法式的信任是和手持武器反对沙皇政权的激烈巷战结合在一起的。俄国革命的第一天就以惊人的力量使旧的俄国和新的俄国相对峙，它表明农民世世代代对慈父沙皇的信任丧失殆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人民已经诞生。难怪欧洲资产阶级报纸说，1月10日的俄国已经不是1月8日的俄国了。难怪我们前面提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115]要追溯往事：70年前工人运动在英国是如何开始的，1834年英国工人如何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封闭工人联合会，1838年他们如何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规模巨大的集会上制订“人民宪章”，以及牧师斯蒂芬斯如何宣布“一切呼吸着上帝的自由空气和脚踏着上帝的自由土地的自由人，都有权有自己的家园”。这个牧师当时还号召集会的工人们拿起武器。

　　在我们俄国，领导运动的也是一个神父，他在一天之内就由号召和平地向沙皇本人请愿转到号召起来革命。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在流血日之后的一封信（这封信曾在自由派的会议上宣读过）中写道：“同志们，俄国的工人们！我们再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今天已把他和俄国人民隔开了。现在是俄国工人丢开他而开始为人民的自由战斗的时候了。我今天祝福你们。明天我将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今天我正为我们的事业奔忙。”（P197）

　　这不是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在说话。这是成千、成万、成百万、成千万俄国工人和农民在说话，过去他们曾经天真地和盲目地信任慈父沙皇，祈求慈父沙皇“本人”改善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艰难处境，他们只是谴责欺骗沙皇的官吏胡作非为，使用暴力，横行霸道，抢劫掠夺。世世代代备受压抑的、野蛮的、被隔绝在穷乡僻壤的村野生活，加深了这种信任。俄国新的、城市的、工业的、文明的生活每月都在侵蚀和破坏这种信任。在近十年来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先进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完全自觉地抛弃了这种信任。运动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阶级本能在罢工斗争和政治鼓动中得到了加强，从而摧毁了这种信任的一切基础。但是，在这数以千计和成千上万的人后面，还有千千万万被剥削的劳动者、被损害被侮辱者、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这种信任。他们不可能走向起义，他们只能恳求和哀告。格奥尔吉·加邦神父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反映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经验水平，这也就是他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起的作用的历史意义，这个人昨天还默默无闻，今天却已成为彼得堡的以至整个欧洲报刊上的当代英雄。

　　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信我们在前面已经援引过）一开始曾对加邦而且也不能不对他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个身穿教袍，信仰上帝，并在祖巴托夫和保安处的严密保护下活动的人，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他撕下身上的教袍，咒骂自己属于掠夺和毒害人民的可耻的神父阶层，这是真是假，谁也不能肯定，除非是非常了解加邦本人的极少数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只有事实，事实，事实。而事实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利于加邦的。（P198）

　　我们彼得堡的同志们看到波及无产阶级非常广泛的阶层的总罢工不可阻挡地飞快发展，看到加邦对那些可能被奸细诱惑的“没有文化的”群众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就担心地问自己：社会民主党能否掌握这个自发的运动呢？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支持那种认为可以进行和平请愿的天真幻想，而且还同加邦进行过争论，他们公开而坚决地维护自己的一切观点和自己的整个策略。而工人群众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所创造的历史，证实这些观点和这种策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逻辑，胜过了加邦的错误、幼稚和幻想。代表沙皇行动和行使沙皇的一切权力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用他充当刽子手的功绩向工人群众所表明的，正是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书报和口头宣传一贯向工人表明并且将来还要表明的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对沙皇还抱着信任的工农群众不可能走向起义。在1月9日事件之后，我们有权说：现在他们能够走向起义，而且就要走向起义了。“慈父沙皇”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样他自己就把他们推上街垒，并给他们上了街垒斗争的第一课。“慈父沙皇”的课是不会白上的。

　　社会民主党当前必须注意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有关彼得堡流血日的消息，必须注意更好地团结和组织自己的力量，更加努力宣传它早已提出的口号：全民武装起义。①（P199）

　　① 不错，我们的深思熟虑的（象马尔丁诺夫那样深思熟虑）新火星派千方百计地搅乱、削弱和撤回这一口号（参看《火星报》第62号的社论：《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但是，新火星派的马尔丁诺夫行径在我们党内遭到坚决的反击，特别是在提出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的著名计划之后。[11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