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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邦神父是奸细，这个推测似乎已被他是祖巴托夫协会的参加者和头目这一事实所证实。其次，国外报纸，也象我们的记者一样，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说警察当局是蓄意让罢工运动更广泛更自由地开展起来，说整个政府（特别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是想在对它最为有利的条件下掀起一场血腥镇压。英国的记者们甚至指出，在这种形势下，祖巴托夫分子积极参加运动对政府特别有利。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很可能备有武器的觉悟的无产者，不能不避开祖巴托夫运动，不能不站在运动之外。这样，政府就更能腾出手来，能够去搞百赢不输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参加游行示威的都是些最平和、最没有组织和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我们的军队对付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而无产阶级将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训；在街上开枪射击任何人都是理直气壮的；反动的（或大公的）宫廷党徒将要完全战胜自由派；随之而来的将是最残暴的镇压。

　　英国报纸和保守的德国报纸都直言不讳地说政府（或弗拉基米尔）有这样的行动计划。这很可能是事实。1月9日流血日事件极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计划的存在丝毫不排斥加邦神父可能是无意中成为这一计划的工具的。在俄国一部分青年僧侣中间存在着自由主义改良运动，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不论在宗教哲学协会的会议上，还是在教会的书刊中，都有这个运动的代言人。（P191）这个运动甚至还获得了名称：“新正教”运动。因此，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想法：加邦神父可能是虔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流血星期日把他推上完全革命的道路。我们倾向于这种推测，何况加邦在1月9日大屠杀之后所写的信中曾说“我们没有沙皇”，并且还号召为自由而战等等。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些事实说明他的正直和诚意；因为一个奸细的任务中决不可能包括这种主张继续进行起义的强有力的鼓动。

　　无论情况怎样，社会民主党人对新的领导者的策略是不言而喻的：对一个祖巴托夫分子必须慎重、警惕、不要轻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积极参加已经发动起来的（即使是祖巴托夫分子发动起来的）罢工运动，努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口号。从前面援引的信[114]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们就是遵循了这种策略。无论反动的宫廷党徒的计划如何“巧妙”，全体人民的先锋队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反抗的现实却更巧妙百倍。事实情况是：警察和军队的计划已转过来对付政府了，从祖巴托夫运动这一小小的契机已产生出一个宏伟广阔的全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革命本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了警察的一切阴谋诡计。（P19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