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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新时代》[21]第42期和第43期上发表的文章，是对我用俄文写的论述我们党内危机一书①的评论。德国同志这样关心我们党的著作，并且试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加以介绍，对此我不能不表示感谢，但我必须指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从下面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接着又说，“根据他〈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对这个问（P35）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题的看法可以由我提出的党组织的章程草案来确凿地证明。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组织地方委员会的权利。是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章起草委员会把这个权利列入草案的，而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草案。除了我和另一个多数派外，还选出三个党代表大会少数派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这就是说，在这个授权中央委员会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会中，正是我的对手占了上风。罗莎·卢森堡同志把两个不同的事实混为一谈了。第一，她把我的组织草案一方面同委员会的修正草案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混为一谈；第二，她把坚持党章的某一条文的某项要求（说我不顾一切地坚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在全体会议上并没有反对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同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下属代表大会对它进行修改之前应该一直有效这一论点（这不是道地的“极端集中制”的论点吗？）混为一谈。这个论点（纯粹布朗基主义[22]的论点，这是读者很容易看出来的），我在这本书中确实是“不顾一切地”坚持的。卢森堡同志说，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这种意见。相反，我的论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己的大作中还责备我，说我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还很不够，让中央委员会过多地服从于设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我在这本书中回答了这个指责，指出党内多数派在党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没有试图限制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当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立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罗莎·卢森堡同志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对建立统一的党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任何怀疑，整个争论的中心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卢森堡同志肯花点力气（P36）读读组成多数派的许多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决议，她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从我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应不应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的”“纯粹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罗·卢森堡同志硬说我认为，俄国已经具备组织一个庞大的极端集中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出这种看法，更谈不上坚持这种看法了。我提出的论点所表述的一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的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可以用个别小组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的时期早已过去。我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党内有些学者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加之于俄国的无产者。俄国工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卢森堡同志说这种意见是“乐观主义的”（倒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并且对我的论点的实际根据只字不提，简直可笑。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个不同（P37）方面混为一谈，可惜罗·卢森堡同志竟也这样做了。①

　　卢森堡同志说，我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成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这样，我就比我的任何一个对手都更巧妙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也不是事实。最先谈到雅各宾派的不是我，而是帕·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最先把我们党内各派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派。我只是指出，对这种比较只能理解成这样：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山岳派和吉伦特派[23]的划分。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旧《火星报》[24]过去经常作这种比较。旧《火星报》正是由于承认这种划分，才同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即《工人事业》派进行了斗争。罗莎·卢森堡在这里把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的可比性和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比如，我说，小沙伊德格山跟少女峰[25]相比同二层楼跟四层楼相比是一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把四层楼和少女峰看成同一个东西。卢森堡同志完全忽视了对我们党内各派的实际分析。而我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恰恰是根据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进行这种分析的，我在序言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想要谈论我们党的现状，但同时却完全无视奠定我们党的真正基础的党代表大会。应当说，这是冒险的做法！尤其冒险的是，正象我在这本书中曾数百次指出的，我的对手们无视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因此，他们的一切论断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正是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她用各（P38）① 见俄文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罗莎·卢森堡反对卡尔·马克思》一文。种各样的骇人之谈来进行恫吓，而不去研究争论的真正根源。她硬说，我写的是一些泛泛的言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一些绝对真理，而对那些完全有肯定的事实根据的和只有我才运用的相对真理，却竭力避而不谈。她还指责我们死抠公式，并且为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搬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位尊敬的同志的文章，满篇都是臆造的死板公式，恰恰是她的文章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相违背。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罗莎·卢森堡同志傲然地无视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大谈特谈那些无法认真讨论的问题。我再从卢森堡同志的第二篇文章中举出最后一个例子。她引了我的话：组织章程条文的这种或那种写法，可能成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或多或少锐利的手段①。可是，我在这本书中以及我们大家在党代表大会上谈的是哪些起草方案，罗莎·卢森堡却只字未提。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什么样的论战，我提出的论点是反对谁的，关于这些，这位同志全都没有提到，而是给我作了一个关于议会制国家的机会主义……的演讲！！但是，机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我这本书谈到的我们俄国的各种色彩的机会主义，她的文章却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从这一切聪明透顶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党章本身绝不应当〈？？谁能懂〉成为什么反击机会主义的武器，而只应当成为实现实际上存在的党内革命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领导作用的强有力的外在手段。”完全正确。但我们党内实际上存在的多数派是怎样形成的，罗·卢森堡却避而不谈，而我这本书谈的却正是这一点。我和普列汉诺夫利用这种强有力的外在手段维护过什么样的作用，她也避而不谈。我（P39）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68页。——编者注只能补充一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

　　对这种解释我的观点的手法所作的最正确的回答，就是叙述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这样，每个人就会清楚地看到，具体事实与卢森堡同志的泛泛之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

　　我们党是1898年春在俄国召开的几个俄国组织的代表大会[26]上成立的。党的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报》[27]成了中央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28]成了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即被逮捕。《工人报》出版了两号就停刊了。整个党成了各地方党组织（即所谓委员会）的无定形的堆积体。这些地方委员会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纯精神上的联系。一个分歧、动摇、分裂的时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同西欧各党相比，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他们迷恋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但是，这种迷恋很快就消失了，接着，又一面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评，一面盲目崇拜纯粹的职工运动（罢工主义——“经济主义”）。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歧，引起了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工人思想报》和国外的《工人事业》[29]杂志成了“经济主义”的代言人（后者程度差些），它们贬低政治斗争的意义，否认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合法的”马克思的批评家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等先生们已经彻底向右转。欧洲没有一个地方象我们俄国这样，伯恩施坦主义竟如此迅速地达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组成了自由派。我们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头为维护伯恩施坦主义[30]而进行“批评”，最后创办了一个自由（P40）主义（指欧洲的自由主义）杂志《解放》[31]。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退出国外“联合会”以后，得到了《火星报》和《曙光》[32]杂志的创办人的支持。这两种刊物（罗莎·卢森堡同志也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为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进行了“三年辉煌战役”，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山岳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的战役（这是旧《火星报》的说法），是反对《工人事业》派（即克里切夫斯基、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等同志），反对犹太崩得[33]，反对受到该派鼓舞的俄国组织（首先反对彼得堡的所谓“工人组织”[34]和沃罗涅日委员会[35]）的战役。

　　事情愈来愈明显，各委员会之间只有纯思想上的联系是不够的。形势愈来愈迫切地要求成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即要求完成1898年只是初步规划了的任务。最后，在1902年底，成立了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36]为己任的组织委员会。一个犹太崩得代表也加入了这个主要由俄国《火星报》组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1903年秋，终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一方面，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另一方面，党又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这种划分在党代表大会以前是没有的。只有详细地分析一下党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才能说明这种划分。遗憾的是，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卢森堡同志在内）却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分析。我在这本由卢森堡同志以独特的方式介绍给德国读者的书中，用了100多页的篇幅，详细研究了代表大会的记录（编成一卷，约400页）。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把代表，或者不如说是把选票（我们的代表有的有一票，有的有两票表决权）分成四大类：（1）火星派多数派（拥护旧《火星报》方针的）——24票，（2）火星派少数派——9票，（3）中派（也谑称为“泥潭派”）——10票，以及（4）反火（P41）星派——8票，共51票。我分析了这四类人参加党代表大会所举行的一切表决的情形，并且证明在一切问题（纲领、策略和组织）上，党代表大会都是火星派同反火星派斗争的舞台，而“泥潭派”在这里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动摇。凡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情况只能是这样。可是，一切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罗·卢森堡在内）却谨慎地闭眼不看这个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个斗争使少数派的当前政治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出来了。在党代表大会进行这一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火星派在数十个问题上，在数十次表决中，都是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的；而讨论的问题愈是具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基本内容愈是肯定，要求实现旧《火星报》的不可动摇的计划愈是迫切，“泥潭派”就愈是坚决地站到反火星派方面去。反火星派（特别是阿基莫夫同志和一直附和他的彼得堡“工人组织”代表布鲁凯尔同志，还有几乎一直都附和他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五个犹太崩得代表）反对承认旧《火星报》的方针。他们维护旧的个别组织，投票反对这些组织服从党，反对它们同党合并（如组委会事件[37]，解散“南方工人”社这个“泥潭派”的最重要的集团等等）。他们反对按集中制原则制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并指责一切火星派分子，说他们想要造成“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定“非常法”等等可怕的东西。当时，一切火星派分子全都嘲笑这种指责。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现在却把所有这些凭空捏造的东西都当成了真事。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火星派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这从上面提到的数字可以明显看出来。可是，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的会议上，在解决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时，反火星派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某些火星派分子投票支持他们。例如，在讨论我们党纲中的平等（P42）使用一切语言的问题时，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反火星派几乎推倒纲领委员会并通过自己的条文。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反火星派同“泥潭派”一起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按这个条文，算作党员的不仅有党组织的成员（我和普列汉诺夫都拥护这样的提法），而且还有一切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的人。①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24个火星派分子组成了团结一致的多数派，他们实现了考虑已久的改组编辑部的计划：6个旧编辑中有3个当选；组成少数派的有9个火星派分子、10个中派分子和1个反火星派分子（其余7个反火星派分子即犹太崩得和“工人事业”的代表在此以前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个少数派对这次选举极为不满，决定不再参加其余的选举。考茨基同志认为，改组编辑部是引起后来的斗争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是我（原文如此！）把3个同志“开除”出编辑部，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我们代表大会的情况。因为第一，落选和开除完全不是一回事，况且我当然没有权力在代表大会上开除谁；第二，看来考茨基同志并没有料到，反火星派、中派和一小部分《火星报》的信徒的联合这一事实也有政治意义，对选举结果不会不发生影响。谁要是不愿意闭眼不看我们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谁就一定会了解，我们目前分成少（P43）① 考茨基同志赞同马尔托夫的条文，他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的。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对这个条文的讨论不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原则的观点出发的。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第二，如果考茨基同志认为，在俄国警察制度下，加入党组织同只在党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两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他就错了。第三，如果把目前俄国的状况和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8]的德国的情况相比，就大错特错了。数派和多数派，不过是我们党以前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翻版。这是事实，任何解释、任何嘲笑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遗憾的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这种分裂的原则意义被增补问题上的无谓争吵给弄模糊了。就是说，要是3个旧编辑不被重新增补进去，少数派就不想在中央机关的监督下工作。这个斗争继续了两个月。斗争的手段是进行抵制和瓦解党。有12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表态的委员会是14个）严厉地斥责了这种斗争手段。少数派甚至拒绝接受我们（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建议，不肯在《火星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情况竟发展到对中央机关的成员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什么专制君主、官僚、宪兵、扯谎者等等）。指责他们压制个人的主动精神，想要人们绝对服从、言目服从，等等。普列汉诺夫企图把少数派的这种斗争手段评定为无政府主义手段，但这种企图未能达到目的。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专门攻击我的文章《不该这么办》（《火星报》第52号）。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一定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谁都可以看出，他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少数派。接着他写道，有时没有必要反对俄国革命者身上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有时作出某些让步也是制服这种个人主义和防止分裂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而退出了编辑部。这样，少数派编辑就被增补进去了。接着，又在增补中央委员的问题上进行了斗争。我曾建议和解，条件是把中央机关报留给少数派，而把中央委员会交给多数派，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斗争继续进行，继续“在原则上”反对官僚主义、极端集中制、形式主义、雅各宾主义、施韦泽主义（把我称为俄国的施韦泽）等等可怕的东西。（P44）我在这本书中嘲笑了所有这些指责，并指出，这或者只是为增补问题而进行的争吵，或者（假定可以认为这是“原则”的话）不外是机会主义的、吉伦特派的辞藻。目前的少数派只不过是在那里重复阿基莫夫同志和其他公认的机会主义者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反对旧《火星报》的一切拥护者所维护的集中制时曾经说过的话。

　　俄国各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变成个别小组的刊物，变成为增补问题进行争吵和在党内进行造谣的刊物，极为不满。通过了许多决议，进行极严厉的谴责。只有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和沃罗涅日委员会（两者都是阿基莫夫同志的方针的拥护者）从原则上对新《火星报》的方针表示满意。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愈来愈多了。

　　读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就会很容易认识到，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等等。

　　我们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的标志，是一部分多数派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部分已经不起作用，有名无实（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变动[39]等等造成的）。党总委员会（在增补旧编辑后，该委员会也落到了少数派手里）和目前的中央委员会指责一切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并开始同某些少数派党员订立私人协定和进行谈判。有些组织，例如中央代办员（全权）小组，就因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这一罪行而被解散[40]。党总委员会和新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多数派为了回击这种行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波拿巴主义！”（代表（P45）多数派讲话的加廖尔卡同志写的小册子用的就是这个标题）。愈来愈多的决议把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机关称为反党的波拿巴主义的机关。我和另一位同志新创办的多数派出版社（这里出版了加廖尔卡同志的上述小册子和其他一些刊物），被宣布为非党出版社，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数派的一切反对极端集中制和主张自治的言论，是何等的虚伪。多数派只能通过新出版社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火星报》几乎完全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尽管这样，或更确切地说，正因为这样，党总委员会才以我们的出版社不代表任何一个党组织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理由，作出了上述决定。

　不用说，目前，正常工作已经无人过问，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全党的士气极端涣散，这是因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一切选举已经作废，同时也还由于对党负责的党的机关正在为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斗争。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8—64页（P4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