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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当向代表大会报告同社会革命党的一次不成功的协商尝试。加邦同志来到国外。他先后会见了社会革命党人和《火星报》，接着又会见了我。他对我说，他赞成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但是出于某种考虑，他认为他不能公开声明这一点。我对他说，外交手腕是个很好的东西，但不能用在革命者之间。我不重复我们的谈话了，谈话内容已在《前进报》发表①。他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对革命绝对忠诚，富于主动性，聪明，虽然很遗憾，还缺乏坚定的革命世界观。

　　不久，我接到加邦同志的信，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组织代表会议，照加邦的想法，这次代表会议的目的是协调这些组织的活动。下面就是这封信上被邀请参加加邦同志的代表会议的18个组织的名单：

　　（1）社会革命党。（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报》。（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火星报》。（4）波兰社会党[106]。（5）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07]。（6）波兰社会党—“无产阶级派”[108]。（7）（P175）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60—264页。——编者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09]。（8）崩得。（9）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110]。（10）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德罗沙克）[111]。（11）白俄罗斯社会主义格罗马达[112]。（12）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113]。（13）芬兰积极抵抗党[114]。（14）芬兰工人党[115]。（15）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116]。（16）乌克兰革命党[117]。（17）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18]。（18）乌克兰社会党[119]。

　　我曾向加邦同志和一位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代表会议的构成有问题，这会造成困难。在代表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占压倒优势。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拖了很久。从加邦同志交给我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火星报》的回答是，它宁愿直接同已组成的政党协商。“明显地”暗示《前进报》是破坏者等等。最后，《火星报》没有出席代表会议。我们，《前进报》编辑部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我们在这里看到，代表会议是社会革命党手中的玩物。看来，工人党不是根本未被邀请，就是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们被邀请了。例如，芬兰积极抵抗党出席了代表会议，然而却不见芬兰工人党。

　　我们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给芬兰工人党的邀请书是由积极抵抗党转交的，据讲这番话的社会革命党人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直接通知它。可是，凡是了解一点国外情况的人都知道，通过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布兰亭就能同芬兰工人党取得联系。参加代表会议的有波兰社会党的代表，却没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且也无法知道他们是否被邀请了。同一位社会革命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没有得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革命党的答复。

　　一开始便提出了民族问题。波兰社会党提出了关于几个立宪（P176）会议的问题。这就使我有理由说，今后的做法必须是：要么根本拒绝参加这样的代表会议，要么举行由一个民族的各工人党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要么邀请非俄罗斯居民地区的地方党的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但是我决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就不可能召开代表会议了。不过必须做到，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从国外监督代表会议的构成等等。必须让俄国国内的中央机关参加代表会议，而且也必须有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使我们退出会场的问题是关于拉脱维亚的问题。我们退出代表会议时提出了下面的声明：

　　“俄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给在国内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民主党派和组织提出了一项任务：达成实际协议，以便更有效地攻击专制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代表会议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自然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代表会议的构成问题。

　　很遗憾，加邦同志召开的这个代表会议，对于保证代表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所必需的这个条件，注意不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个代表会议刚刚开始筹划时便采取措施来保证这个联席会议真正获得成功。

　　例如，代表会议要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首先就要求允许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只限于那些真正构成俄国的现实力量的组织。

　　可是代表会议的构成，就某些组织的实际情况而言，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无疑是虚有其名的组织也参加了代表会议。我们指的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要求拒绝这个同盟参加，并且把这个要求当作最后通牒。

　　后来，在有‘同盟’的代表参加的4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完全弄清了‘同盟’是虚有其名，自然，这也使我们这些参加代表会议的其余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派别赞同这个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但是一开始我们便遭到所有革命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击，他们拒绝满足我（P177）们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宁愿要一个虚有其名的团体，而不愿要许多尽人皆知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最后，由于许多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更加缺乏实际意义，就我们所知，当时并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保证这些组织能参加代表会议。

　　由于这一切，我们不得不退出代表会议，但是我们相信：一次尝试的失败，并不能阻止力争在最近的将来再作一次尝试；一切革命政党所面临的签订实际协议的任务，将由这个真正在俄国活动的组织构成而不是虚有其名的组织构成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来完成。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代表　　弗·罗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报》代表　尼·列宁

　　　　　　　　　　　　　　　　　　　　　　　　　　　　　　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　格尔芬

　　　　　　　　　　　　　　　　　　　　　　　　　　　　　　　　　　　　　弗·维尼茨基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代表　列尔

　　　　　　　　　　　　　　　　　　　　　　　　　　　　　　　　　　　　　　　　　　1905年4月3日”

　　过了一个半到两个星期，加邦同志交给我下面这个声明：

　　“亲爱的同志：附上两份你们所知道的代表会议发出的宣言，请将它们转告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认为我本人必须声明，我接受这两个宣言，但在社会主义纲领和联邦制原则问题上，我还有某些保留意见。

　　　　　　　　　　　　　　　　　　　　　　　　　　　　　　　　　　　　　　　　　　　格奥尔吉·加邦”

　　这个声明附有两个有趣的文件，其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

　　“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中运用联邦制原则……对一切靠剥削他人劳动来耕种的土地实行社会化，即交给农业劳动居民共同掌管和享用，而实行这一措施的具体形式、顺序和范围，各民族的党有权根据各自地区的地方条件的特点加以确定；发展社会经济、地方公有经济和村社经济……

　　……粮食给饥饿者！

　　土地及其财富归一切劳动者！

　　……由俄罗斯帝国各地的代表（波兰和芬兰除外）组成立宪会议！（P178）

　　……为高加索这个以联邦形式同俄罗斯联合的自治部分召开立宪会议……”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代表会议的结果充分证实了促使我们离开代表会议的种种担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非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百般迁就的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翻版。奇怪，居然没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解决提交代表会议的问题。例如，代表会议曾提出要求，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我们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我们的纲领承认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决不允许撇开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解决这个问题。代表会议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这是在工人党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不能允许撇开无产者的政党来具体解决这类问题。但同时我认为，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并不排斥召开实际性的代表会议的可能性，不过，第一，要在俄国召开，第二，要对实际存在的力量加以核实，第三，有关民族的问题，应分别进行讨论，或者至少要邀请那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非社会民主党所在地区的地方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现在谈一下所提出的关于同社会革命党签订实际协议的决议案（念沃伊诺夫同志拟定的草案）：

　　“鉴于：

　　（1）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端革命派，

　　（2）为了反对专制制度，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组织签订临时战斗协议是目前的共同愿望，

　　（3）这种协议无论如何不应当限制社会民主工党的完全独立性，不应当破坏它的无产阶级策略和原则的完整性和纯洁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在必要时可同社会革命党组织签订临时战斗协议，但是地方性协议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才能缔结。”（P179）

　　我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是否可以把结尾尽量说得缓和一些，例如，不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只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80—185页（P180）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