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1）

　　应该承认，伊万诺夫同志为他的一个中央机关的思想辩护，其论据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90]。（念伊万诺夫同志的论据：）

　　“关于第4条和第5条。以总委员会为平衡器的两个中央机关制，已遭到生活本身的谴责。从党内危机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制度是助长分歧、纠纷和内讧的温床。这种制度意味着国内服从国外，因为中央委员会常遭破坏，其构成是不固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固定的，总委员会驻在国外。所有反对一个中央机关的重要意见，都是以俄国国内同国外事实上的隔离为理由，这些意见无非是肯定两个中央机关很可能分裂的思想，同时，如果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国内委员和国外委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那么这些反对意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里提到的一些可爱的品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和“真正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是不相上下的。在伊万诺夫同志的整个论点中，我认为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既然在此之后发生，所以原因就在于此。既然三个中央机关给我们拆烂污（请原谅我这样说），那么我们就只要一个中央机关好了。这里我看不出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不幸的不是机构，而是人：问题就在于有些人形式主义地（P159）解释党章，以此为自己打掩护，拒不执行代表大会的意志。难道“真正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不是“辩证地”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了吗？伊万诺夫同志这样议论说：国外的表现恶劣，应当对它实行“戒严”并“严加管束”。大家知道，我一向是又主张“戒严”又主张“严加管束”的，因此对这些措施我不会反对，但是，难道中央委员会不该受到同样的待遇吗？此外，中央机关报可以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则不可能，这一点还有谁会提出异议呢？不管怎样，这总是个事实。不过，实际上我也不会提出任何争议：过去我们有总委员会，而现在又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联席会议。这里不过是字面上的差别。我们的大车本来总是向右朝中央机关报方面倒，而伊万诺夫同志还从右边加稻草准备将来用，不过依我看，也应当从左边，从中央委员会方面加稻草。我倒是赞成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撤销地方委员会的建议的，只是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外层组织？应当把“听会者和掌印者”赶走，但怎样确切地规定外层组织这个概念呢？“外层组织三分之二的票数！”，但是谁能够对外层组织进行精确的统计呢？我还应提醒代表大会，党章条文不要太多。写出好条文容易，但在实践中它们大半是多余的。不应当把党章变成善良愿望的汇编……

（2）

　　基塔耶夫同志的建议更加切实可行，按照这个建议，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需要有相当于上一届代表大会一半的票数。（P160）

（3）

　　相反，把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一定票数定下来，事情就好办了。每次代表大会之后，都把所要求的票数定下来。只需加上一条附注，说明一下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各委员会名单将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4）

　　新批准的各组织的名单应立即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布并注明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日期。　

（5）

　　我赞成《前进报》上所刊载的第6条的最初条文[91]，因为不这样就会造成错误。

（6）

　　我同意彼得罗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别利斯基同志的建议应当写进附注。[92]

（7）

　　我曾主张撤销地方委员会，但是在党总委员会，在我们的派别（P161）敌对情况加剧的时候，我反对这样做，因为这个权利运用得有点不得当。如果这一条对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委员会起到威胁作用，我举双手赞成这一条。知识分子一向必须严加管束。他们一向领头搞各种纠纷，因此我建议用“有组织的工人”一语而不用“外层组织”一语（提出本人的书面修改意见）：“第9条。如果有2/3参加党组织的本地工人赞成解散地方委员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应当予以解散。”

　　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外层组织是靠不住的，但是数以百计的有组织的工人却是可以而且应该靠得住的。我希望把这一条同报告制度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崩得93学习，崩得总是准确地知道有组织的工人数目。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总是知道某个组织中有多少有组织的工人，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应当考虑这些工人的意见，并应当根据有组织的工人的要求撤销地方委员会。

（8）

　　为了中央机关报的利益，我应当赞成基塔耶夫同志的修改意见。报纸每周出版就必须熟悉情况并占有足够数量的材料。[94]

（9）

　　我赞成增补须经一致同意。[95]中央委员会不大，为了工作卓有成效，为了政治领导，我们应当保证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团结一致。（P162）

（10）

　　我同意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意见：第13条应该从党章中删掉并通过别利斯基同志向主席团提出的相应的决议案。[96]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65—168页（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