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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任务是说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乍看起来会觉得奇怪，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以为，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很好，它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可能性也很大。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从最近就要实现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是唐·吉诃德精神[76]。但是，我们所以要非谈这个问题不可，与其说是迫于实际形势，不如说是迫于笔战。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早在1月9日以前由马尔丁诺夫首先提出来的。请看，他在他的小册子《两种专政》中写道（第10—11页）：

　　“读者，请设想一下列宁的空想付诸实现的情景吧。请设想一下这个只限于职业革命家才能加入成为其党员的政党所‘准备、规定和举行的全民武装起义’吧。全民的意志在革命后马上就会指定这个党为临时政府，这不是很明显吗？人民就会把革命的最近命运交给这个党，而不是交给别的什么党，这不是很明显吗？由于这个党不愿辜负人民从前对它的信任，就必须而且应当掌握政权并保持住政权，直到采取革命措施使革命的胜利得到巩固，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样来提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么提的：马尔丁诺夫认为，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并推动了起义，我们就会陷入绝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争论讲给一个外国人听，那么他永远也不会相（P121）信竟能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只有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来龙去脉，只有了解《工人事业》的“尾巴主义”观点的性质，才能理解我们的争论。这个问题成了必须加以说明的迫切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明确的问题。我特别请求同志们在向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说明我们的争论时，要极力强调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的提法。

　　《火星报》第96号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我们过去和现在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他使机会主义者受到“委屈”，并因此而光荣地遭到许多人的仇恨。但是我们不能称赞他为马尔丁诺夫辩护的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过去的普列汉诺夫了。他给文章加了这样一个标题：《论夺取政权问题》。这是有意缩小问题。我们从来也不这样提问题。普列汉诺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前进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叫作“超级庸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是在搞小小的掉包把戏。《前进报》曾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庸俗的一番话是针对马尔丁诺夫或尔·马尔托夫说的。尽管我们很想对所有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人都给以高度的评价，但马尔丁诺夫毕竟不是马克思。普列汉诺夫要给马尔丁诺夫主义打掩护是徒劳的。

　　马尔丁诺夫硬说，如果我们坚决参加起义，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无产阶级会迫使我们去夺取政权。在这种论断里有一种奇特的，诚然是开倒车的逻辑。对于这种认为战胜了专制制度就会有危险的奇特的说法，《前进报》要问问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这里所指的是社会主义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有人给我们引证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一个领袖是以还未成熟到能（P122）进行完全统治的阶级的名义获得了政权，那么他的处境是危险的①。我们曾在《前进报》上解释过，恩格斯说的是，一个领袖如果事后才发现原则和实际间的脱节，言论和事实间的脱节，那么他的处境是危险的。这种脱节会导致失败，即政治上的破产，而不是肉体的毁灭②。你们必定（恩格斯的意思是这样）认为变革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它只是民主主义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向俄国的无产阶级许愿说，现在就能保证完全统治，那么我们就会犯社会革命党所犯的错误。社会革命党说什么革命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民主主义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嘲笑的，正是他们的这一错误。我们总是说，革命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资产阶级，但它将给无产阶级提供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必要条件。

　　不过，既然这里谈的是民主主义变革，那么我们面前就有两种力量：专制制度和革命的人民，即作为主要斗争力量的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指出，革命人民内部有这种阶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争夺的目标可能易手。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因为他们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方面利益是一致的。《火星报》和《前进报》都同意“分进，合击”的口号，但《前进报》又补充说，如果合击，那么就要一起打碎和一起打退敌人企图夺回失去的东西的尝试。推翻专制制度以后，斗争不会停止，而会更加尖锐。反动力量恰恰会在这个时候组织起来进行真正的斗（P123）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编者注② 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争。既然我们使用起义的口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用起义可能胜利来吓唬社会民主党。在赢得了人民专制以后，我们就应当捍卫它，而这也就是革命民主专政。害怕它是毫无道理的。赢得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的大胜利，虽然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国并不象对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那样是“绝对理想”，共和国只是保证为社会主义进行广泛斗争的自由。帕尔乌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赢得自由曾付出这样巨大的牺牲。这是对的。从旁密切注视着俄国事变的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也确认这一点。专制制度连最起码的改良也异乎寻常地大加反对，但是作用愈大，反作用也愈大。这就是专制制度很可能彻底崩溃的原因。只有在彻底推翻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整个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才有意义。可能1848—1850年的事变会在我国重演，就是说，专制制度将不是被推翻，而是被限制，并且变成立宪君主制度。那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专政了。但是，如果专制政府真的被推翻了，那么它就应当由别的政府取而代之。而这个别的政府只能是临时革命政府。它的支柱只能是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这种政府只能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组织“秩序”，而是组织战争。攻打碉堡的人不可能在占领碉堡之后不再继续作战。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占领碉堡并加以固守，要么不去攻打并声明说，我们只想要碉堡附近的一小块地盘。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他使用的手法是非常错误的。他避开了重要的原则问题，专门挑剔小毛病，玩弄一些掉包把戏。（巴尔索夫同志喊道：“对！”）《前进报》断言，马克思的方案（先由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来取代专制制度，然后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来取代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事先按照这个方案来限制我们将达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是庸人了。因（P124）此，普列汉诺夫为马克思辩护是“ ü ”（白费劲儿）。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尔丁诺夫辩护时，引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同盟书》[77]。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告同盟书》又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尽管无产阶级1848年在柏林举行了胜利的起义，但这个《告同盟书》是在人民已经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写的，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点却避而不谈。当时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度已经取代了专制制度，从而以全体革命人民为靠山的临时政府也就谈不上了。《告同盟书》的全部意义在于：在人民起义失败后，马克思忠告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并作好准备。难道这些忠告能用来说明俄国在起义开始前的状况吗？难道这些忠告能解决我们设想无产阶级起义将获得胜利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吗？《告同盟书》开头这样说：“……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其次，它关于运动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中央管理机关——〉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告同盟书》第75页）①（P125）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因此，马克思在1850年认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已经过去的1848年革命中，在组织性上占了上风，而工人政党则吃了亏。自然，马克思全神贯注的是，工人政党再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了。“……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告同盟书》第76页）①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较强的组织性，马克思毫不怀疑，如果立即发生新的变革，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定会获得绝对优势。“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ｆüｒ ｅｉｎｅｎ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告同盟书》第78页）②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告同盟书》中只字未提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此，普列汉诺夫下面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似乎马克思“根本不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火星报》第96号）。这是不对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总是做别人的尾巴，我们组织得较差，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以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发生新的变革后执政。马尔丁诺夫从马克思的这些前提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比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得更好，并已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我们应当提防的是，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就势必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错！普列汉诺夫同志，（P126）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9页。——编者注② 同上，第292—293页。——编者注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又是一回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1905年俄国的情况和1850年德国的情况的种种差别，我们再来看看《告同盟书》中几个有意思的地方。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为他相信，小资产阶级的变革之后马上就会出现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社会主义专政。例如，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说，民主派想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而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所有，变成工人农场，在那里，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耕作方法。显然，在这样的计划里，马克思不可能谈到民主专政问题。他不是在革命前夕作为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写的，而是在革命以后作为正在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写的。马克思强调指出，“革命爆发后，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建议代表大会采取措施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①，这是首要的任务。由此可见，关于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深入血肉之中了，而那时还是一个新问题。不应当忘记，当1848年马克思主编自由的和极端革命的报纸（《新莱茵报》[78]）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依靠什么工人组织。他的报纸得到激进资产者的支持，但是，当六月事变后马克思在报纸上痛斥巴黎资产阶级的时候，这些激进资产者差点断送了这份报纸。因此，在这个《告同盟书》中，关于独立的工人组织的问题谈得很多。那里谈到要成立各种工人革命政府，也就是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委员会，乡镇议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那里谈到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并成（P127）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6页。——编者注立独立的工人近卫军。纲领的第2条指出：在国民代表会议里，应当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相并列。马克思不得不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必要性加以论证，这一点就表明当时这个同盟是多么软弱。由这一切所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也无意于解决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意义，当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上。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又说，《前进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是重复那几句老话，说什么《前进报》似乎想批判马克思。是这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前进报》是从具体情况提出问题，估计了俄国参加民主主义变革斗争的实在的社会力量。而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俄国的具体情况。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会搬弄几句不相干的引文。这种做法令人吃惊，但这是事实。俄国的情况和西欧的情况大不相同，连帕尔乌斯也能提出我们的革命民主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无法证明《前进报》要“批判”马克思，于是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拖出来[79]。我怎么也弄不懂，这些著作家，这些不曾引起过我好感的著作家，跟社会革命有什么关系。他们谈过个人和社会的组织经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确实没有考虑过民主专政问题。难道普列汉诺夫真不知道帕尔乌斯已经成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信徒了吗？（笑声）或者，也许普列汉诺夫已经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不得不牛头不对马嘴地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当作靶子。普列汉诺夫接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对社会革命即将来临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了。流亡者之间发生了争吵，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这是因为有革命家而没有革命。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写道：“他们〈对社会（P128）革命即将来临失去信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火星报》第96号）为什么？没有回答。普列汉诺夫又是用社会主义专政偷换了民主主义专政，也就是陷入《前进报》多次谆谆告诫要避免的马尔丁诺夫的错误中去了。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共和国就不可能在俄国实现。《前进报》提出这个论断是根据对实际形势的分析。可惜，马克思不知道这一形势，也没有谈到这一形势。因此，单靠摘录马克思的几句话，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对这一形势所作的分析。而关于具体情况，普列汉诺夫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第二句恩格斯的话引得更不恰当。第一，非常奇怪，普列汉诺夫引证的是私人信件，却不指明信件发表的地点和时间[80]。我们很感谢他发表恩格斯的信，但希望看到信的全文。不过，从我们现有的一些材料中也可以判断恩格斯那封信的真实含义。

　　我们确切地知道—— 这是第二——90年代意大利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毫无相似之处。意大利享有自由已40多年了。在俄国，不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连幻想自由也不可能。可见，在意大利，工人阶级早就能够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独立组织了。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因此，很可能屠拉梯当时便提出了米勒兰的思想，下面这一点完全证实了这种推测：据普列汉诺夫自己说，恩格斯曾对屠拉梯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区别。也就是说，恩格斯恰恰是担心屠拉梯会陷入领袖的苦境，担心他不懂得自己所参加的变革的社会意义。至于普列汉诺夫，当然，我们要再说一遍：他是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P129）混为一谈了。

　　不过，也许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原则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关于俄国的具体情况问题的答案吧？至少《火星报》提出了这样一个总问题。

　　《火星报》第93号写道：“把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无产阶级从下面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火星报》说：“《前进报》想使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不仅从街头，而且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对革命〈？〉施加压力。”这个说法是对的；《前进报》的确想这样做。这里，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总的原则问题：是否允许从下面或者也从上面来进行革命活动。这个总问题的答案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

　　我指的是恩格斯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81（1873年）。恩格斯简略地描述了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当时不妥协派即极端共和派的起义席卷了全国。恩格斯强调指出，那时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解放。当时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迅速通过准备社会革命的预备阶段；清除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共和国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西班牙工人阶级只有积极参加革命，才能利用这种可能性。当时巴枯宁派的影响以及受到恩格斯非常中肯批评的他们关于总罢工的思想，妨碍了工人阶级积极参加革命。恩格斯描述了有3万工厂工人的阿尔科伊城发生的事件。无产阶级在那里成了局势的支配者。它当时干了些什么事呢？它不顾巴枯宁主义的原则，参加了临时革命政府。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P130）进行。”①

　　这就是恩格斯对《火星报》提出的关于“从上面和从下面”这个总问题的答案。《火星报》的“只能从下面，无论如何不能从上面”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恩格斯从西班牙革命事件中作出结论说：“巴枯宁主义者在行动中必然要违背自己的各项原则，也违背了下面的这一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叛变”（普列汉诺夫现在硬要我们相信这点）。“巴枯宁主义者曾不顾这些原则，作为被资产阶级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由此可见，恩格斯所不喜欢的只是巴枯宁派成为少数派，而不是他们在那里出席了会议。在小册子的结尾，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的例子“告诉我们，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②

　　如果马尔托夫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局限于从下面的活动，他就会重犯巴枯宁主义者的错误。

　　但是，《火星报》编造了它同《前进报》之间的原则分歧，自己反而又转向我们的观点。例如，马尔丁诺夫说，无产阶级应当和人民一起，迫使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过这不是别的，这是“人民的”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资产阶级根本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人民由于它的生活的社会条件必须要这样做。革命专政将开导它，把它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

　　《火星报》第95号写道：

　　“但是，如果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条件尚未成熟，而革命的内在辩证法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终究还是把我们推向政权，那么我们也是不会后退的。我（P131）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31页。——编者注② 同上，第539—540页。——编者注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革命的狭窄的民族范围，把西方推上革命的道路，就象一百年以前法国把东方推上了这条道路一样。”

　　由此可见，《火星报》自己承认说：如果不幸我们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当象《前进报》所说的那样去做。可见，《火星报》在实践问题上追随了《前进报》，并且破坏了自己本来的立足点。我只是不明白，怎么能不顾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的意志把他们拉去执掌政权呢？这简直荒唐极了。

　　《火星报》举了法国的例子。但这是雅各宾党人的法国。在革命时期用雅各宾党人来吓唬人是最无聊的行为。我已经说过，民主专政不是组织“秩序”而是组织战争。如果我们占了彼得堡并且绞死了尼古拉，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好几个旺代82。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提到雅各宾党人的时候，对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他说：“1793年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专制制度和反革命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①我们也宁愿用“平民”方式来消灭俄国专制制度，而让《火星报》去采取吉伦特派的方式好了。俄国革命面临着空前的有利形势（反人民的战争、亚洲式的专制保守主义等等）。这种形势使我们寄希望于起义的胜利结局。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因此在这样的时刻，马尔丁诺夫主义不仅是一种蠢举，而且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能量的发挥，挫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利亚多夫说：“完全正确！”）这就是德国党内的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上，而不是在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的重演。（P132）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编者注

　　为了使你们具体了解临时革命政府的这些所谓的“宫殿”实际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再引一个根据。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描写了他在这些“宫殿”附近参加革命的情况①。例如，他描写了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他说，在这里，民主党有获得胜利的机会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的任务是：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向莱茵河右岸，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当恩格斯为了用一切办法实现他的计划而前往爱北斐特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恩格斯之所以抨击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组织起义，没有储备维持工人进行街垒战的费用等等。恩格斯说，必须更积极地行动起来。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军队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恩格斯说，不过这种建议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可尊敬的社会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

　　由此可见，当我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哄堂大笑）用雅各宾主义来吓唬我们的时候，恩格斯却对革命小资产阶级蔑视“雅各宾式的”行动的态度加以抨击。恩格斯明白，既准备作战又拒绝夺取国库和国家政权——在作战时期——这是一种不体面的文字游戏。新火星派先生们，如果起义成了全民性的，那么你们从哪里取得起义的费用呢？难道不是从国库中吗？这是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雅各宾主义！

　　关于巴登起义，恩格斯写道：“武装起义的政府有着取得胜利（P133）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编者注的一切条件：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充实的国库、万众一心的居民。”每个人事后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做些什么。应当组织军队保卫国民议会，赶走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把起义扩展到邻国并且“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其次，应当把起义的力量组织起来，为起义提供大量的资金，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而这一切必须立即进行，以便使起义强大起来。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

　　我们相信，在俄国起义的时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将以恩格斯为榜样，报名加入革命士兵的行列，提出同样的“雅各宾式的”忠告。我们的《火星报》却宁愿大谈其选票封面的颜色，而把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和立宪会议的革命警卫队问题推到次要地位。我们的《火星报》无论怎样也不打算“从上面”行动起来。

　　恩格斯从卡尔斯鲁厄到了普法尔茨。他的朋友德斯特尔（有一次他曾解救恩格斯免遭监禁）参加了临时政府的会议。恩格斯说：“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陌生的这个运动。在运动中我应当占居《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恩格斯几乎失去了同工人组织的一切联系，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因此，我们下面这段引文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恩格斯写道——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

　　可见，恩格斯并不害怕从上面来行动，并不害怕无产阶级过高的组织性和强大有力会使他参加临时政府。相反，恩格斯感到遗憾的是，工人毫无组织，因此运动进行得不够顺利，不够无产阶级（P134）化。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也还接受了一个职位：他在军队里给维利希当副官，负责供应军需品，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运送弹药等等。恩格斯写道：“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我当时的目的。”

　　同志们，请你们判断一下，恩格斯所描绘的临时政府，与新《火星报》力图用来把工人从我们这里吓跑的那些“宫殿”有什么相同之点。（鼓掌）（发言人宣读他的决议草案，并作了解释）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26—141页（P135）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