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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9]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10]、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1]、波兰社会民主党[12]和乌克兰革命党[13]）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12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

　　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14]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央——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通过了那个非常不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已经（P7）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①）以后，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

　　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10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讨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8月6日诏书[16]颁布以前就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抵制。

　　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P8）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56—372页。——编者注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问题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舆论“调查”总结了。

　　总结如下：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黑帮（专制政府）的看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和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

　　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有保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P9）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贿买（官衔、职位、特权、赠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府极其需要的5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结、狼（P10）狈为奸来实现的。

　　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 自然，它还想①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府摆脱窘境。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17]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新时报》[18]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20号②）。黑帮害怕抵制。现在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19]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P11）①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好象它和解了，它想”。——俄文版编者注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98页。——编者注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需要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

　　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激进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觉醒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P12）

　　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

　　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同《解放》杂志[20]联合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

　　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两种策略》①）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②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③小资产阶级提高了。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21]方面（P13）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29页。——编者注②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俄文版编者注③ 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俄文版编者注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18世纪的政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22]。这些指责只能证实我们对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指责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正象1900年《工人思想报》[23]指责我们有“民意主义”[24]时我们引以为荣一样。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以来所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1848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经心（P14）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命干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过德国的列车。”[26]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15页（P15）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