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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国家杜马问题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以及对时局估计的讨论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P46）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疲倦了，不仅是疲倦，他们好象还希望撤销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大会通过了一个加速大会工作的建议，因此，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的报告时间减少为15分钟（前面一些问题的报告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超过规定的半小时）。这样就开始把一些问题匆忙地加以结束。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少数派”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同志，果然不出所料，正象布尔什维克屡次预言的那样，“滚到普列汉诺夫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实质上站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多孟什维克所不同意的《日志》的观点上去了。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他的这样一些话：“十二月起义只不过是绝望的产物”；“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在最初几天就已经注定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句话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叙述中，同时照例搀杂着一些对于“密谋分子”、对于“夸大技术问题”的攻击。

　　我们的报告人文特尔同志枉然地试图用简短的发言促使代表大会对这两个决议的原文加以评价。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拒绝继续报告下去。这是在他发言的中途，在他宣读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条“斗争提出了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的时候发生的。原来，我们的报告人虽然是武装起义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一员，但不知道该委员会在最后时刻在提交代表大会的胶版印的决议草案中作了新的修改。该委员会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建议，以“用强力争取权利”的字样来代替“争取政权”的字样。

　　修改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不通知报告人，起草委员会的委（P47）员，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代表大会工作的一切惯例，使我们的报告人非常气愤，他拒绝继续报告下去。只是在孟什维克作了很久的“解释”之后，他才同意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这样的修改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中竟不谈争取政权，而谈争取权利！请想想看，这种机会主义的说法会在群众的思想中引起多么大的混乱，这种用伟大手段（起义）达到渺小目的（争取权利，也就是说从旧政权手中争取权利，要它让步，而不是推翻它）的极不相称的做法会是多么荒唐。

　　当然，布尔什维克对这个修正进行了最有力的抨击。孟什维克的队伍动摇了。看来，他们感到：普列汉诺夫又一次做得过火了；对起义的任务作如此温和谨慎[47]的估计，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普列汉诺夫只好打退堂鼓。他收回了他的修正案，并说他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其实不过是“修辞”上的问题。这当然是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大家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修辞上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明显地暴露了孟什维克在起义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想出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否定十二月起义，劝止再次起义，使起义的任务化为乌有，或者把这些任务确定得根本不再需要通过起义来完成。但是孟什维克不敢直接而果断地、公开而明确地说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虚伪的，他们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和半暗示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思想。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地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而采用隐蔽的、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形式，则是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相称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正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找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同时又说什么“人民”承认起义。（P48）

　　谈论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这是十分明显地转移人们的视线，是十分粗暴地掩盖在对起义的政治估价上的分歧。为了避免作这种估价，为了避免直接说出十二月起义是不是一个前进的步骤和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就需要转变话题，撇开政治问题而谈论技术问题，撇开对1905年12月事件的具体估价而一般地谈论密谋活动。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

　　我们对孟什维克同志们说，你们想展开争论，你们想“刺一下”布尔什维克，你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满篇都是对看法和你们不一致的人的攻击。那就尽情地争论吧。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但是不要把估价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大问题变成琐碎无聊的争论。不要损害党的尊严，让它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另一派别挖苦中伤以外，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请你们再稍微提高一步，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专门草拟一个反驳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决议，但是对于起义问题，你们要给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直接明了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答案。

　　你们大叫什么夸大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可是，请你们看看这两个决议草案吧。你们会看到，写在我们的决议中的恰巧不是技术性的材料，而是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根据恰巧不是来自毫无内容和无法检验的陈词滥调（“争取政权的斗争任务”），而是来自运动的历史，来自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政治经验。你们是在委过于人，因为正是你们的决议非常缺乏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的决议是谈起义的，可是却没有一句话谈到罢工同起义的关系，没有一句话谈到10月以后的（P49）斗争怎样必不可免地导致起义，没有一句话直接明了地谈到十二月事件。正是在我们的决议里，起义不是被当作密谋家的号召，不是被当作技术问题，而是当作由十月罢工、关于自由的许诺、取消自由的企图以及维护自由的斗争所造成的十分具体的历史情况的政治结果。

　　关于技术问题和关于密谋活动的词句，不过是你们回避起义问题的遁词罢了。

　　孟什维克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上就被称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任何人，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过提交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恐怕都不敢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①

　　我们的论点只有一部分对孟什维克产生了影响。谁要是把他们的决议草案同他们最后通过的决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去掉了不少实在琐碎的攻击和观点。但是总的精神当然还是依然如故。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在俄国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后表现出茫然失措，避开直接回答问题，不敢直接向无产阶级说明这次起义是个错误还是前进一步，需要不需要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同第一次起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怎样的，这是历史事实。

　　孟什维克想从议程上撤销起义问题，他们很想这样做，但是又不敢承认这一点，这种支吾搪塞的做法使这个问题实际上悬而未决。十二月起义还需要党作出评价，所有的组织也都应该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

　　起义的实践问题也悬而未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确认了运动（P50）① 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的直接（请注意这一点！）任务是“争取政权”。要知道这可以说是最最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可是人们责备我们说，正是这种说法使问题流于空谈。但是既然代表大会这样说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准绳，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对那些可能忘记了这一直接任务的党的地方和中央的机关和组织进行最坚决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的政治时期把这一直接任务放到首位。谁也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完全符合代表大会的指示，因为我们已经删去了“争取权利”的字样，已经迫使代表大会承认“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

　　我们对各个党组织不要忘记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声名狼藉的杜马挨了专制政府的耳光的时候。

　　沃伊诺夫同志在讨论武装起义的时候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孟什维克已经陷入了怎样的窘境。说“争取权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说“争取政权”，那就等于丢掉自己手中的一切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沃伊诺夫讽刺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密谋分子的邪说。“争取政权”是正统，“夺取政权”是密谋活动……

　　这位演讲人还描述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特征。他说孟什维克是印象派，是情绪不定的人，是见异思迁的人。在涨潮的时候，在1905年10—11月，你看吧，《开端报》拼命地疾驰狂奔，它表现得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它已经从民主专政跳到社会主义专政去了。退潮了，情绪低落了，立宪民主党人行时了，孟什维克又赶忙适应这种低落的情绪，跑跑颠颠地跟在立宪民主党人屁股后面，对10—12月的斗争形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P51）

　　孟什维克拉林在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非常有趣地证实了上述情况。他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因此，声明一定全部记录在案了。拉林在声明中说，孟什维克在10—12月间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采取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我在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些孟什维克口头上对这一“宝贵的招供”表示了个人的异议，但这种异议是否在发言或者声明中吐露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也是大有教益的。他谈到了夺取政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过他在这里非常奇怪地说漏了嘴。他喊道：我反对象密谋分子那样夺取政权，但是我完全赞成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48]那样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这句话被我们抓住了。我对他说，妙极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把你说过的话写到决议中去吧。随便你们怎样激烈地谴责密谋活动，我们布尔什维克还是会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这样一项认可并且向无产阶级建议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决议。你们可以谴责密谋活动，不过要在决议中认可国民公会式的专政，那样，我们就会完全地、无条件地同意你们的。不仅如此，我还向你们担保，在你们签署这个决议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们了！

　　沃伊诺夫同志也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无意中“说漏了嘴”，讲到国民公会，从而陷入极大的矛盾。国民公会就是下层的专政，即城市和农村最下层的贫民的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公会就是不由大资产阶级或者中等资产阶级而由普通人、贫民即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完全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机关。肯定国民公会而又反对夺取政权，这等于玩弄词句。肯定国民公会而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等于自己（P52）打自己的耳光。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所谓密谋活动和布朗基主义[49]云云，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装腔作势，一提到国民公会，它们就碰得粉碎了。

　　注 释

　　[47] 温和谨慎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该剧主人公莫尔恰林自诩的长处。莫尔恰林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48。

　　[48]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52。

　　[49]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对布朗基主义的评论，见本卷第75—76页。——53。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