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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派别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人，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的长篇发言也没有把两个决议（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决议，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没有达成协议）进行比较，作出评价，没有确切说明少数派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观点，而（P36）是“概括的叙述”议会制的意义。报告人高谈阔论，大讲其历史，描述了什么是议会制，它的意义，它在发展无产阶级组织、进行鼓动和唤醒无产阶级觉悟方面的作用等等。报告人一再含沙射影地说到“无政府主义密谋分子的”观点，他完全翱翔于抽象的领域之中，高飞在九霄云外，抛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和美妙的历史见解，这些东西对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历史时期全都适用，但由于这些东西本身的抽象性，唯独对于掌握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特点没有用处。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极其抽象地、空洞地、泛泛地谈论问题的做法，我还记得下面这样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在发言中两次（我作了记录）提到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或者说取得协议的问题。有一次他顺便谈到这个问题，他以不屑一谈的口吻，三言两语地表示反对取得任何协议。另一次他谈得比较详细，他说：一般地讲，取得协议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不能在某个委员会里偷偷摸摸地干，而必须是公开地、让全体工人群众都知道和都清楚的情况下取得协议，它们应当成为重大的政治步骤或行动。这种协议会提高作为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更清楚更明显地向他们显示政治结构的情况，显示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它们会把无产阶级卷入一定的政治关系，教会他们辨认出敌人和怀敌意者，等等。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大“报告”就正是用这一类的议论拼凑成的，——这些议论无法重述，只能举出个别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在答复的报告中首先声明，阿克雪里罗得描绘了一幅十分美丽的、可以说是绝妙的图画。他热情地、熟练地画了这幅画，涂了鲜明的颜色，画了细致的线条。只可惜这幅图画不真实。画是一幅好画，没有说的，只是图画的主题是幻想的。这是一幅以一（P37）般议会制的意义为题的美妙的习作，一篇谈论代表机关的作用的生动的通俗演讲。只可惜关于现存的俄国“议会”（如果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的话）的具体历史条件一点没有谈到，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明。我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协议的议论充分暴露了自己。他承认，这种在真正的议会制存在的情况下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协议，其意义取决于能否公开地诉诸群众，取决于能否排除旧的“偷偷摸摸”的方式，代之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诉诸群众。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妙的。可是，在俄国“议会”制度下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据我国现实（而不是图画上的）情况的客观条件，俄国的真正群众性的行动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你们所希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诉诸群众只能是通过秘密传单，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拥有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要毫无用处地叙述议会制的美妙之处了（谁也不否认它们），描绘一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的现实情况岂不更好吗？其实您关于议会制的一般议论是默认要以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这一切为前提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议会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点难道还要我来向你这位欧洲人证明吗？
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报告中只限于一些陈词滥调和抽象的原理呢？因为他要掩盖俄国1906年2—4月这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一实际情况表明专制制度同受压迫的愤怒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用一般议会制的图画吸引听众，就必须把这些矛盾说得不那么尖锐，缓和这些矛盾，描绘一幅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理想的公开的协议的“理想的”蓝图，（P38）而最主要的是必须把这些尖锐的矛盾抽象化，忘掉这些矛盾，避而不谈这些矛盾。
为了对实际的意见分歧作出估计而不致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我在报告中比较了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两个决议①。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
第一，孟什维克对于选举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俄国910的地区的选举已经结束。无疑，这些选举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材料，这些材料把实际情形而不是我们幻想的那种情形描绘出来了。我们直接地、确切地估计了这些材料，我们认为，这些材料证明：在俄国绝大多数地方，参加选举就等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实际上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孟什维克关于这一点一声不吭。他们不敢这样在具体的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们不敢正视实际情形，不敢根据处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之间的这种地位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对实际的选举作出评价，没有对整个选举的结果作出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是对他们不利的。
第二，孟什维克的整个决议只把杜马当作或者看成是一个法律机关，而没有看作是表明一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意志（或者说意志薄弱）的机关，是为一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服务的机关。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里一般地谈论杜马，说杜马是一种“设制”，是一种“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论问题的方法，而是纯粹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法；这不是唯物主义方法，而是最坏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阶（P39）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小市民的含糊不清的方法。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就拿孟什维克决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来看看吧：“……（4）这些冲突〈同反动派的冲突〉迫使国家杜马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我引自孟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草案）。说杜马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这话说得对吗？什么样的杜马？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吗？大概不是。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杜马吗？它不必寻找支持，因为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得到支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吗？是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也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这话才说对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确实需要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但是，只要你给孟什维克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一般的说法注入具体的阶级内容，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希望依靠人民。这是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正是这样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但是我们的决议还补充说：立宪民主党人摇摆不定，一方面希望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自主精神。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否认这里加着重标记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在大家都已经清楚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时候，为什么孟什维克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只谈出一半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只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光明的一面，而闭口不谈另一面呢？
我们的杜马并不是人民代表机关这个“纯粹的观念”的体现者。只有立宪民主党教授中的资产阶级庸人才会这样想。呆在我们的杜马里的一定阶级和一定政党的代表决定着杜马的性质。我们的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如果我们只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而不补充说它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那我们就是公然撒（P40）谎，就是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就是最不可饶恕地迁就一时的情绪，就是被摇摆于自由和君主制之间的政党的胜利所迷惑，就是不善于估价这个政党的真正实质。对于你们的这种沉默，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加以称赞，可是觉悟的工人会称赞你们吗？
再举一个例子。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沙皇政府力求遏止革命的高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只有沙皇政府想这样做呢？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给立宪民主党人涂脂抹粉是不是合适呢？
于是我作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决议说，杜马可以间接地促进革命。只有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决议在谈到杜马的时候直接、明确地说，必须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对这一点闭口不谈，就意味着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理想。
实际经验已经开始推翻孟什维克的幻想。你们已经可以在《涅瓦报》[37]上找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指出（遗憾的是不够系统）：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所作所为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允许“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同旧制度搞交易”。孟什维克这样说，就完全证实了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决议的批评是正确的。孟什维克这样说，就是在跟上革命发展的浪潮，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软弱，但是已经开始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本性，已经开始表明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第三，我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策略的观点（P41）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清楚地加以区分。无产阶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前进，或者说“分进合击”[38]。可是在目前杜马的时代，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一部分“合击”呢？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明白，杜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你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而我们直接地、明确地说：同农民的或者说革命的民主派一起，要通过我们同他们的团结一致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起不了作用。
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我再说一遍，他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真正的思想领袖）企图通过把自己的立场“深刻化”来回答这种批评。他们喊道：不错，你们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我们是在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请看一看我们决议的最后一段吧：“向群众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等等。于是普列汉诺夫傲慢地补充说，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专门强调立宪民主党人，而我们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似乎是把问题“深刻化”的后面隐藏着的这样一种诡辩，在代表大会上多次被使用，现在也经常被使用，因此值得谈一谈。
我们所说的这个决议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谈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呢，还是要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个阶层现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呢？
很明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既然这一点很明显，那就没有理由用前者来代替后者。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清楚地说明，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也包括革命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然而，关于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问题要谈的，不是社会党人的批评，而是政治上的互相支援。
资产阶级革命愈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就愈要在资产阶级民主（P42）派的左翼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愈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层深入到它的下层中去。有一个时期，贵族代表和提出（在1901年）希波夫式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39]的司徒卢威先生，也能够支持革命。后来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层开始脱离革命。下层开始觉醒。无产阶级开始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下层中（为资产阶级革命）寻找同盟者。现在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策略的唯一正确的规定应该是：同农民的（要知道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和革命的民主派在一起，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再说一次。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最初一些步骤证明哪一个路线是正确的呢？实际生活已经走在我们的争论前面。实际生活迫使《涅瓦报》也把农民团（“劳动团”[40]）划分出来，选择了劳动团而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团接近，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实际生活已经使人们懂得了我们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
第四，我批评了孟什维克决议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关于杜马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那一条。我指出，大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参加选举。在这种条件下，把党的正式代表强加给这些工人群众是不是合适呢？党能不能担保这些候选人真正是党所要选择的呢？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预料将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选民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危险和反常情况呢？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竟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不受工人组织的监督……纳扎尔同志要求社会民主党杜马候选人由地方工人组织提名，他的这个修正案被孟什维克否决了。我们要求进（P43）行记名投票，并且把我们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①
我们投票赞成高加索人的修正案（在一些还没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参加选举，但是不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因为禁止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和取得协议，对党无疑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我还要指出，代表大会否决了叶尔曼斯基同志（自认为是个调和派的孟什维克）的修正案，他要求只有在能够对群众进行鼓动和广泛地组织群众的条件下，才准许参加选举。
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波兰人，崩得，记得还有拉脱维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他们坚决主张抵制，同时强调要考虑地方的具体条件，反对根据抽象的考虑决定这样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个给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一指示（可惜它没有收入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代表大会决议里面）委托中央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党组织：（1）谁，（2）在什么时候，（3）在什么条件下被中央委员会指定为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了。其次要定期通报关于这些党代表的活动的报告。该决议委托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所属的地方工人组织监督自己的这些在杜马中的“全权代表”。②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
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讨论情形就要讲完了，最后我还要谈两个插曲。第一个，是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他是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我要对不熟悉我党历史的同志们说，阿（P4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②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基莫夫同志自90年代末起就是党内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之一。甚至新《火星报》[43]也得承认这一点。阿基莫夫在1899年及以后的年代里是一个“经济派”[44]，并且始终如一。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45]上一再称赞过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识。阿基莫夫同志与《无题》周刊[46]中的伯恩施坦派（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社会民主党右翼同左翼展开斗争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同志的出席当然不能不在代表大会上引起重视。
阿基莫夫同志是紧接在几位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就国家杜马问题发言的人。他声明，他有很多地方不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但是他完全同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意见。他不仅赞成参加杜马，而且还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阿基莫夫同志公开地维护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用隐蔽的形式，例如说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比社会革命党人重要等等），在这一方面他是唯一的一位彻底的孟什维克。他公开地反对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用他的话说，立宪民主党“确实是争取人民自由的党，但是比较温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孤苦伶仃的民主派”——我们这位孤苦伶仃的社会民主党人说。“孟什维克必须人为地设置障碍，以免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帮手。”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又一次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倒向哪一边。
第二个插曲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委员会提出的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最初决议草案的第五条（关于军队问题）有这样的话：“……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P45）在批评孟什维克决议对国家杜马的不慎重和乐观的（说得温和一些）态度时，我也批评了加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词句，我开玩笑地说：也许还要加上“上帝恩赐的”（政权？）。委员会的委员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于我开这个玩笑非常生气。他发言时喊道：怎么！说我有“机会主义的嫌疑”（这是我记下来的他的原话）吗？我是军人，我知道军人怎样对待政权，也知道沙皇承认的政权在军人眼中有什么意义等等。普列汉诺夫同志生气，正暴露了他的弱点，更明显地表明他做得“过火”了。我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回答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嫌疑”，说这些抱怨的话是可笑的。谁也不会责备普列汉诺夫信仰沙皇。但是决议不是为普列汉诺夫写的，而是为人民写的。对人民说这些只有维特之流的先生们才能说出的模棱两可的道理是不适当的。这些道理会转过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强调国家杜马是“政权”（？？这个词就足以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太乐观了），而且是沙皇促成的政权，从这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合法地进行活动，应该听从“促成”它的人的话。
孟什维克自己也看出普列汉诺夫做得过火了。根据他们自己人的建议，这些加着重标记的词句从决议中删掉了。
注 释
[37] 《涅瓦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2—13日（15—2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0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等。——41。
[38] 分进合击是军事术语，是普鲁士和德国统帅、军事理论家老毛奇的一条重要军事思想。他对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述是：“从各个方向向一点运动，协同一致，出其不意围歼敌人。”此处是把这个军事术语应用于政治方面。——41。
[39] 彼·伯·司徒卢威是在给他自己出版的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写的序言中提出“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一希波夫式的口号的。他在那里说：“即使彼得堡的官僚们为人民建造起维特先生答应建造的最好的、甚至是镀金的营房，伟大的人民仍然不堪忍受这种营房中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43。
[40] 劳动团（劳动派）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容许赎买土地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43。
[41] 《杜马报》（《》）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等。——44。
[42] 《新时报》（《》）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44。
[43] 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192。——45。
[44]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45。
[45] 《解放》杂志（《》）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5。
[46] 《无题》周刊（《》）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45。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