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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上的这个问题被列为代表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报告人是马尔丁诺夫和我。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并没有替刊载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的孟什维克决议草案本身辩护。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并对孟什维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批评。

　　他谈到了杜马这个政治中心，谈到了夺取政权思想的危害性，谈到了革命时期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批评十二月起义，号召公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指责我们的决议是“技术性地”提出了罢工和起义的问题。他说：“立宪民主党人虽然是反对革命的，却在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我们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谈这一点呢？）他说：“我们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②（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P29）①一个主张部分地实行分配的孟什维克同志（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被阉割的”马斯洛夫纲领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他宣读了书面声明，非常中肯地和无情地指出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斥责了）这一纲领中的内在矛盾。可惜我没有把他宣读的话摘记下来。② 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

　　我的报告是在精确地比较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决议的基础上拟定的。我说，两个决议都承认革命正趋向新的高涨，都承认我们的任务是努力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都承认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有了这三条前提，策略路线似乎应该完全一致了。然而我们且看看，哪一个决议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个基本观点？哪一个决议更正确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和更确切地指明了从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

　　接下去我指出，孟什维克的决议所作的论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完全是空话而不是论证（“斗争不允许政府有其他的选择。”[35]这就是一句典型的空话！这正是应该加以证明的，而且话也不能这么说。孟什维克是从没有被证明的和不能被证明的前提出发的）。我说，谁真正承认革命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谁就应该作出关于运动主要形式的相应结论。这正是我们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孟什维克却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说：有杜马的时候，我们就支持杜马，有罢工和起义的时候，我们就支持罢工和起义，至于这种还是那种运动形式是必然的，他们是不愿意或者不会考虑的。他们不敢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说，哪种运动形式是主要的。既然这样，那么关于革命高涨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孟什维克说了一句非常不妥当的话：从逻辑上进行到底）的（P30）言论就都是十足的空话。这就是说，不是把无产阶级提高到革命的先进领袖的地位，使他们能更深更广地认识革命的意义，根据民主的总的和根本的利益来理解自己的策略，而是把无产阶级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极参加者和卑微的“粗工”。

　　我说，孟什维克只用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原理的前一半。杜马是现实的，因此杜马是合理的。他们经常这样说，而且满足于这种说法。我们回答说，杜马外面的斗争是“合理的”。这个斗争是由于当前的整个形势而客观地、必然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一斗争是“现实的”，尽管它在目前遭到了镇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适应时局，这将是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周密考虑事变的更深的原因和我们的策略的更远的后果。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承认，革命正趋向高涨，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谁要是认真地这样想，谁就应该会作出结论。既然说和农民一起，那就是说你们认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象我们的决议那样说明这一点呢？为什么你们一字不提必须同立宪幻想即相信旧专制政府的诺言和法律进行斗争呢？立宪民主党人惯于忘记这一斗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就在散布立宪幻想。而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在革命时期忘记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那就是在政治上把自己同立宪民主党人等同起来。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以实际行动揭露人民中存在的立宪幻想，那么所有关于“革命高涨”、关于“把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新的革命爆发”的言论又有什么价值呢？

　　关于立宪幻想的问题，现在恰恰是一个能够最容易、最可靠（P31）地把机会主义者和主张进一步发展革命的人区别开来的问题。机会主义者避而不揭露这些幻想，主张革命的人无情地指出这些幻想的虚假性。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竟闭口不谈这样一个问题！

　　孟什维克不敢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10—12月的斗争形式是不适用的和不妥当的，而是用最坏的、隐蔽的、间接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出这个意思。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非常不体面的。

　　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在就这些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应该提到以下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作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同志使我在我的总结发言中不能不惊呼：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①。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

　　我对这位彻底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这样你就会看到俄国的农民运动，看到军队中的动荡，看到失业者的运动，你就会看到现在“隐藏起来”的、但是连温和的资产者也不敢否认的那些斗争形式。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斗争形式是有害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则对这些斗争形式加以嘲笑。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社会民（P23）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主党人之间的区别。这同过去的伯恩施坦，即德国的孟什维克，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一模一样。资产阶级曾经认为并且公开宣布19世纪末叶德国的革命斗争形式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则对它们加以嘲笑。

　　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提到了伯恩施坦问题，自然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俄国大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和出版物，甚至包括十月党人的《言论报》[36]在内，都对普列汉诺夫赞扬备至，这是事实，代表大会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

　　普列汉诺夫决定应战。他说，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同称赞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们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向资产阶级交出了我们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我是因为我的策略。情况不一样。

　　对于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我向普列汉诺夫作了回答。我们两个人都指出普列汉诺夫说的不对。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不仅是因为理论，甚至完全不是因为理论。资产阶级唾弃任何理论。资产阶级称赞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主张另一种策略。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和革命策略不同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搞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就是因为这些伯恩施坦才受到称赞。资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缓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把“议会”斗争看作是主要（P33）的斗争形式，是因为他指责10—12月斗争，特别是指责武装起义。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问题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

　　我忘记了补充说明，孟什维克在讨论立宪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表现的。他们没有什么稳定的立场。其中一些人说反对立宪幻想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任务，根本不是当前的特别任务。另外一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声称反对立宪幻想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的这两种各走极端、针锋相对的意见，非常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到了立宪制度已经确立，立宪斗争在一定时期成为阶级斗争和一切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揭露立宪幻想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别任务、当前任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立宪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就是完全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立宪幻想是对宪法的一种虚幻的信仰。立宪幻想在宪法貌似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切事情并不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时候，才会占据首要地位。当实际政治生活同议会斗争中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只有这时，反对立宪幻想才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自由派资产者害怕议会外面的斗争，在议会还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散布立宪幻想。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者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

　　俄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是同杜马的决议和演说一致呢？我们国家的事情是不是按杜马的决定去处理的呢？“杜马”的政党是不是（P34）多少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力量呢？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了解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是多么茫然失措了。

　　这种茫然失措在代表大会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孟什维克尽管占多数，却不敢把自己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提付表决。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曾大大地嘲笑这一件事。胜利者收回了自己的胜利的决议，——人们是这样议论孟什维克所采取的这种在历届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异常举动的。人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记名投票，而且确实进行了记名投票，尽管孟什维克对这一点非常生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声明，说“列宁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鼓动材料”。似乎这种收集材料的权利不是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和义务！似乎我们的胜利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懊丧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由于收回自己的决议而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战败者坚决要求胜利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决议。我们实在不能希望得到比这更明显的道义上的胜利了。

　　当然，孟什维克说，他们不想把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强加于我们，不想使用暴力等等。人们对这一类的遁词理所当然地报以嘲笑，并且再一次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要知道孟什维克在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些问题上，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我们，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暴力”（为什么要用这个可怕的字眼呢？）等等。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并没有号召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没有它，党就不可能了解代表大会的全部策略的原则根据和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收回决议是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我们的任务是在有杜马存在的时候就参加杜马。至于任何一般的议（P35）论，任何一般的估计，任何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可不想操这份儿心。这就是孟什维克通过收回决议的行动告诉无产阶级的。

　　毫无疑问，孟什维克深知他们的决议是不中用的，是不正确的。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这些观点讲出来，这种事是不会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孟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决议甚至不能作任何修正。因此，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任务的估计方面，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一致作出一个消极的决定：根本收回决议。孟什维克模糊地感觉到，如果通过自己的原则决议，他们就会破坏自己的那些实践决议。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时局估计的决议可以而且应当由全党，由所有党组织加以讨论和对比。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应该加以解决。把这两个决议同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加以对照，例如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教训加以对照，就会很明显地证明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时局的看法和对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看法是正确的。

　　注 释

　　[35] 引自孟什维克《关于目前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原话是：“在10月17日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允许政府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寄生分子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或者完全彻底地实行民主自由，或者返回到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绝对不相容的专制国家制度那里去。”——30。

　　[36] 《言论报》（《》）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 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33。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