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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是土地问题，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土地纲领问题。争论是很大的。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原则问题。一（P8）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0页。——编者注共有5个报告人：我维护土地委员会的草案（刊印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上）①，反对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约翰同志维护地方公有。第三个报告人普列汉诺夫维护马斯洛夫，并且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列宁的国有化是社会革命党[16]和民意党[17]的思想。第四个报告人施米特维护按“Ａ 方案”（这个方案见前面提到的小册子②）精神修改的土地委员会的草案。第五个报告人波里索夫维护分配。他的纲领在结构上很独特，但在实质上同我们的纲领最相近，只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而不是实行以建立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
不言而喻，在这个报告中要详细说明涉及十分广泛的辩论的一切情形，我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尽量只谈主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谈“地方公有”的实质和那些反对以建立共和制等为前提的国有化的理由。同时我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是整个争论的焦点，因为这种提法带有强烈的论战性，这对于分清各种不同的基本思想倾向往往是有益的，是理想的。
“地方公有”的实质是什么呢？“地方公有”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大私有者的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任何地方自治机构。农民的份地和小私有者的土地应该仍归他们所有。大地产则“转让”，交给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机构。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土地仍归农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农民可以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不过是向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租佃。
我是第一个报告人，我坚决地反对这个草案。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农民不会拥护这个草案。如果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国家（P9）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② 同上，第240页。——编者注制度直到实行共和制，如果不实行人民选举官吏，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这个草案是有害的。这是我的三个主要理由。
我认为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草案。第一，因为这个草案中说的是一般的转让而不是没收（不付赎金的转让）；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因为这个草案中没有号召以革命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在立宪民主党人[18]这些要人民同专制制度妥协的伪善的妥协分子也自称为民主派的时候，侈谈所谓民主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提出口号，号召农民自己立即就地即通过各地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由农民自己处置所夺取的① 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只能是自由派官吏的改良，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纲领将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或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
其次，农民不会拥护地方公有。实行地方公有，就是份地由农民无偿地占有，而地主的土地则要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革命的农民不会同意这一点。他们或者会说：我们要分配全部土地，或者会说：我们要把全部土地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地方公有的口号永远不会成为革命农民的口号。如果革命胜利了，那么革命无论如何不会停留在地方公有上。如果革命没有胜利，那么“地方公有”只会成为一种象1861年改革[19]一样的对农民的新的欺骗。
现在谈一谈我的第三个主要理由。如果以一般的“民主制”为（P10）① 在我的草案中用的是“所没收的”。波里索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所夺取的”。没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批准的夺取。我们应该提出没收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应该号召农民夺取。农民的这种夺取应该由全民立宪会议加以认可，使之合法化，全民立宪会议作为人民专制的最高机关，将根据自己颁布的法律把夺取变成没收。前提，而不是以特定的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为前提，那么地方公有是有害的。地方公有就是把土地交给地方政权机关，交给地方自治机构。如果中央政权不是彻底的民主的（共和制等等），那么地方政权只能在琐碎的事情上实行“自治”，只能在脸盆镀锡[20]的问题上独立自主，只能实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我国地方自治机关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民主”[21]。而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上，地方政权的民主制对不民主的中央政权来说简直是玩具。如果没有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这个前提，地方公有就意味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尽管中央政权还是掌握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手里。这样的改革简直是开玩笑，而且是有害的玩笑，因为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会把修建自来水和电车等权利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而永远不会把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交给它们。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一定会把这些土地从归地方自治机关“管辖”转到归内务部“管辖”，农民一定会受三倍的欺骗。因此必须号召大家打倒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由人民选举一切官吏，不要不这么做或者在这么做之前去设计一套自由派的地方改良的玩具式的模型。
普列汉诺夫维护地方公有的理由有哪些呢？他在他的两次发言中最突出地提出的是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他的这个独到的理由可以概述如下。土地国有化曾经是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22]的经济基础。我们目前的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都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因此，为了防止复辟（即为了防止革命前的旧制度复活），正是在国有化问题上要特别小心从事。
孟什维克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非常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普列汉诺夫鼓掌，特别是为他的攻击国有化的（P11）“骂人字眼”（社会革命党思想等等）鼓掌。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相信这个理由纯粹是诡辩。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吧。我们且不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实际上是进一步夸大了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对莫斯科罗斯的看法。我们只要翻一翻克柳切夫斯基、叶菲缅科等人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谈论彼得一世以前的俄国土地国有化是不严肃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撇开这些历史考查工作吧。我们暂且假设，在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在17世纪，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国有化就会使莫斯科罗斯易于复辟。但是，这样的逻辑恰恰是诡辩，而不是什么逻辑，或者说这是文字游戏，而对现象的经济基础或概念的经济内容根本不加分析。即使莫斯科罗斯实行过（或者：如果说莫斯科罗斯实行过）土地国有化，这个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20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还剩下什么呢？他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混为一谈了。他只看到字眼相同，而忽略了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差别。他立论于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想象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而实际上谈的却是象波旁王朝复辟（他曾谈到这次复辟）这样的政治复辟，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反共和制统治形式的复辟。
在代表大会上有没有人向普列汉诺夫指出他把事情弄混了呢？有的。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杰米扬的同志在发言中说，普列汉诺夫企图用“复辟”来恐吓我们，但是这是毫无用处的。从他的论（P12）证的前提得出的是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纯粹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从他的结论和他所举的例子得出的则是由拿破仑实行的帝国复辟，或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这样的复辟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一。第二，这样的复辟恰巧不是土地国有化的结果，而是出卖地主土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采取极端资产阶级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措施，采取绝对加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措施的结果。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拉扯上的不管哪一种复辟，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还是19世纪法国的复辟，都同国有化问题绝对无关。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杰米扬同志的这些完全无法辩驳的理由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大声说，列宁是社会革命党人，而杰米扬同志给我喝了一种可以说是杰米扬的鱼汤[23]。
孟什维克兴高采烈。他们听到普列汉诺夫的这句出色的俏皮话笑得要死。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而关于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复辟能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却被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完全取消了。
当然我丝毫不想否认，普列汉诺夫的精采回答不仅是一句出色的俏皮话，如果您高兴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思熟虑。但是我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完全被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和19世纪法国的复辟搞糊涂了。我想“杰米扬鱼汤”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说法”，不过不是用在杰米扬同志身上（象因普列汉诺夫的出色的俏皮话而欣喜若狂的孟什维克所想象的那样），而是用在普列汉诺夫同志身上。至少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就有一些代表在谈论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时提到了“莫斯科的（P13）鲜汤”[24]和“香肠的俏皮话”，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谈到在目前俄国革命中夺取政权的问题时，为了让他的那些孟什维克开心，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法国某个外省小城市里一位公社战士在“夺取政权”失败后吃香肠的笑话。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代表大会上我是第一个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的人。作总结发言时，我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5个报告人中的第一个。所以我发言是在杰米扬同志以后，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因此，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杰米扬的理由的那种天才的雄辩。我只简单地重复了这些理由，发言的重点不是指出作为地方公有的论据的复辟论的十分空洞，而是分析复辟问题的实质。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呢？是指消灭产生复辟的经济基础的绝对保证呢？还是指相对的和暂时的保证，也就是创造一种不是消灭复辟的可能性，而只是减少复辟的可能性，只是增加复辟的困难的政治条件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要回答：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为防止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发生复辟的充分保证。其他的保证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怎样和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促进或加速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可以设想的答案只有一个：既然区区的10月17日宣言[25]就引起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多半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有很大的可能）会引起欧洲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大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第二种”也就是相对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复辟，即不是滑稽可笑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而是19世纪初法国式的复辟的经济基础是（P14）什么呢？是小商品生产者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小商品生产者动摇于劳动和资本之间。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农奴制度和警察专制制度。但是同时他们又总想巩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者的地位，因此，只要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稍微顺利一些（例如工业繁荣，土地改革以后国内市场扩大等等），小商品生产者必然掉过头来反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者。我说，因此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和小农所有制为基础的复辟在俄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接着我又说，如果从复辟角度来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形势：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能够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革命不能保持住胜利的果实，是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保持住胜利的果实，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谁要是在谈论复辟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那就表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极端狭隘的。他忘记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国是被落后得多的半封建的国家包围着，这些国家是复辟的后备军，而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俄国是被先进得多的国家包围着，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有能够成为革命后备军的社会力量。
总之，普列汉诺夫由于提出了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而涉及许（P15）多极有意义的题目，但是他丝毫没有就事情的本质加以说明，却避开了（引导孟什维克听众避开了）地方公有问题。的确，如果说小商品生产者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不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辟）的支柱，那么这同地方公有又有什么关系呢？地方公有是土地占有的一种形式，但是，阶级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并不因土地占有形式不同而有所改变，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无论是把土地实行国有、地方公有还是实行分配，小资产者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是反对无产者的复辟支柱。如果说在这方面可以在各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的话，恐怕也只能赞成分配土地，因为分配土地使小业主和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更紧密的，因此也是更难割断的联系①。所以用复辟作论据来为地方公有辩护，简直是可笑的。
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时候，在我后面作总结发言的约翰和普列汉诺夫同志试图再一次悄悄地从这个关于复辟的拙劣的论据跳到另一个表面上相似而内容完全不同的论据上去。他们不再从共和制建立后防止君主制复辟的保证这个角度来替地方公有辩护了，也就是说，不是把它当作保障共和制的手段，不是作为永久性的制度，而是在反对君主制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过程中把它当作基础，当作有助于进一步取得成就的手段，作为暂时的和过渡的制度。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竟把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大的地方自治机构称为地方“共和制”，并说它们将成为反对君主制的支柱。
关于这个论据，应该指出以下几点：（P16）
① 我们说“恐怕也只能”，是因为小业主同自己的“小块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否正是波拿巴主义[26]的最好的支柱，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不适于详细地谈论这个具体问题。
第一，马斯洛夫的最初纲领和代表大会通过的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地方公有是革命进程中的暂时的、过渡的手段，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工具。因此这种解释是一种“随意的捏造”，纲领中的原话不是证实了而是驳倒了这种解释。例如我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革命农民委员会是革命的工具，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的基础，我在纲领中还直截了当地说：党建议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处置这些土地直到立宪会议的召开。马斯洛夫—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不仅没有谈到这一点①，反而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一个长期安排土地使用的计划。
第二，反对这个论据的主要的和根本的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纲领在防止复辟或防止反动的保证这个幌子下得出的是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结论。请你们想想吧，难道我们没有为我们所要领导的广大群众写下纲领，特别是土地（农民）纲领吗？可是结果怎样呢？个别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也会说，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地方自治机关将成为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共和制。而在纲领中，土地改革直接地、明确地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中央管理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民主制有联系！我要问你们：（P17）① 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纲领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有权拿地方公有的新解释来同孟什维克的“革命自治”比较。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解释以后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没有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东西，而且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见《日志》第5期）。布尔什维克早在《前进报》[27]和《无产者报》[28]上就说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它没有表达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要取得这种胜利，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自治，而是革命政权，不仅需要地方革命政权，而且需要中央革命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188一199、356—372页。——编者注）大批党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该以什么为指导呢，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地方“共和制”的言论呢？还是我们新的党纲条文呢？在党纲中，为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明确地仅仅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而根本没有同中央政权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制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本身就混乱不清，因而必然会同那个“赫赫有名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的口号一样，起着“把人弄糊涂”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党的纲领成了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纲领。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纲领在现代俄国的实际政治意义，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几位发言人所说的那些理由来看，这个纲领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他们的理由是十分美妙的，他们的意图也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而纲领实际上却成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其中贯穿着“搞交易”的思想，而不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顺便说说，普列汉诺夫说，过去我们害怕农民革命，现在应该把这种害怕心理抛掉）。
以上我分析了“防止复辟的保证”这个论据的学术意义。我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论据在杜巴索夫宪制和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时期[29]的政治意义。它的学术意义等于零或者负一。从政治上来讲，它则是立宪民主党武库中的武器，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帮忙的。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们的周围，究竟哪一个政治派别把指出复辟危险变成了几乎是自己的一种垄断呢？是立宪民主党这个派别。我们党的一些同志曾经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制”和他们的维护君主制等等的纲领之间存在着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在无数次回答这些同志时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触犯君主制就会引起复辟的危险。许许多多立宪民主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喊道：不要触犯君主（P18）制，因为你们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与其招致复辟的危险，反动的危险，倒不如同反动派搞交易，——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智慧的全部实质，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这一切正是由于站在小资产者的阶级立场上，由于担心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会给资产阶级带来危险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证实我所说的话。米留可夫和盖森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30]在1905年12月写道，莫斯科证明了武装起义是可能的，然而起义还是注定了要失败，这并不是因为起义没有希望，而是因为起义的成果总归要被反动势力清除的（见我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这本小册子中的引文[31]）。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早在1905年，我曾经在《无产者报》上引用了《俄罗斯新闻》[32]上维诺格拉多夫的文章中的几句话①。维诺格拉多夫希望俄国的革命不要按照1789—1793年的方式，而按照1848—1849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希望我国不要有胜利的起义，希望我国的革命不要进行到底，希望革命早一点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同君主制的妥协而中断。维诺格拉多夫用普鲁士警官的复辟吓唬我们，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的保证”。
借口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资产阶级的利益驱使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必然要抓住一些历史的论据和过去的例子。在过去，工人总是被欺骗，甚至在革命胜（P19）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6—230页。——编者注利以后也会复辟，因此，我国也不能例外，——资产阶级说，他们这样说自然是想削弱俄国无产阶级对自己力量和对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信心。资产者教训工人说，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会导致反动，因此应当缓和这些矛盾，与其在胜利以后冒反动的危险，倒不如不去争取胜利，而去同反动派搞交易。
普列汉诺夫抓起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偶然的吗？不是的。既然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作了错误的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33]）并且采用隐晦的手法在《日志》上鼓吹工人政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这样做就是必然的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另一项议程时曾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发生了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关于这一次争论我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只要指出，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我并没有把我的上述理由加以发挥，只是大略地谈了一下。当时我说，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搞交易①。我的土地纲领所谈的就是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例如，“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农民起义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同时我完全没有把农民委员会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象孟什维克把革命自治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那样；我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革命政权机关，一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临时革命政府、全民立宪会议来补充的机关）。只有这样表述的土地纲领，才能排除资产阶级官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才能排除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考夫曼、库特列尔之流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纲领的这一基本点。他注意（P20）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8页。——编者注到了而且在代表大会上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表达他的承认的时候又采用了（可谓秉性难移）杰米扬的鱼汤或者说普列汉诺夫垃圾的方式。是的，在列宁的纲领里有夺取政权的思想。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糟就糟在这里。这是民意主义。列宁在恢复民意主义。同志们，应该反对恢复民意主义。列宁甚至说什么“人民的创造性”。这还不是民意主义吗？等等，等等。
我们，布尔什维克，我和沃伊诺夫，都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断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论据对我们只有好处，因而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同志们，请你们稍微考虑一下这个论断吧：“因为列宁的纲领中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所以列宁是民意党人。”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不仅没有混为一谈，而且在他的纲领的第三部分中专门把他们区别开了，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还把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全部照抄到自己的策略决议中！
这不是很好吗？普列汉诺夫本人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害怕农民革命的。但同时他又好象觉得革命的农民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普列汉诺夫的话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既然坐到了斜坡上，就会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起先他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可能。现在他又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革命的农民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既然无论无产阶级，无论革命的农民都不可能夺取政权，那就是说政权应该仍旧由沙皇和杜巴索夫掌握。或者说应该由立宪民主党人夺取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又不愿意夺取政权，他们要保留君主制、常备军、参议院和其他各种（P21）美妙的东西。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普列汉诺夫害怕夺取政权就是害怕农民革命，难道说得不对吗？①沃伊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被民意党人吓坏了，以致当他自己承认农民革命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抱农民社会主义幻想的时候，他还总是仿佛看到民意党人的幻影，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沃伊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讽刺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一开始就承认任务是“向专制政府争取政权”），说“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而“争取政权”才是真正的、深思熟虑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说得不对吗？而实际上的结果正是这样：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意主义，孟什维克赐给了我们党一个“争取政权”的纲领——由立宪民主党人来争取。
关于民意主义的叫嚷当然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一向就是（从1898—1900年时就开始）拿这个稻草人来吓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34]阿基莫夫同志在我们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为阿克雪里罗得和立宪民主党人辩护的精采演说，他恰巧使人回想起了这一点。我希望以后能在著作中再来谈这个问题。
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问题我要谈几句话。我在代表大会上是从什么意义上谈到“人民的创造性”的呢？②这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③（该小册子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我把1905年10—22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0页。——编者注②同上，第330—331页。——编者注③ 同上，第285—313页。——编者注12月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作了对比，并指出在革命时期人民（革命的农民加上无产者）的创造性比在立宪民主党时期更丰富、更有效果。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民意主义。我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这样说是回避如何估价1905年10—12月时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日志》中分析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而一味在那里说教！）。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同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接近。
为了结束土地问题，我再谈一谈最后一个重要的论据。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是一个幻想家，他幻想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给这么好的结局写一个纲领并不困难。不，请你给坏的结局写一个吧。你应当使你的纲领“考虑得非常周密”。
毫无疑问，在这个论据中有一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十分重视的意见。的确，一个只考虑到好结局的纲领是不合适的。我在代表大会上回答普列汉诺夫说，正是在这一方面我的纲领显然要比马斯洛夫的高明。要相信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租佃制的存在就够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在一切地方租佃制得到发展。这一条是不是适用于俄国呢？是适用的，而且是在很大规模上。约翰同志反驳我，说什么我的纲领中有一种荒谬的思想：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还存在租佃制。但是他错了。约翰同志在这一点上有三个错误：第一，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都是讲农民革命的最初步骤（夺取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在我的纲领中“不是”在没收“以后”“还存在”租佃制，而是承认事实，因为租佃是事实；第二，没收是使土地所有权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所有权转移本身丝毫没有触动租佃制；（P23）第三，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土地和份地也有租佃制。
你们看一看，在“考虑得非常周密”方面，在不仅要注意到好的情况而且要注意到坏的情况方面，我们做得怎样。马斯洛夫大模大样地把租佃制一笔勾销。他一下子就直接假设一个能够消灭租佃制的改革。正象我已经指出的一样，从“坏的实际情况”和必须重视这种情况看来，这种假设是十分荒谬的。正相反，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完全是建立在革命农民所反对的“坏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我的纲领里租佃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租佃制，至少同取消常备军等等一样，按普列汉诺夫的“健全头脑”来看是一种“幻想的”改革）。由此可见我注意“坏的实际情况”，要比马斯洛夫认真得多，同时，我向农民宣传的好的实际情况，也并不是以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地方共和制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为出发点，而是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争得真正的民主共和制为出发点。
在代表大会上，我特别强调了土地纲领中这方面的政治宣传的特殊重要意义，可能我还需要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反驳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政治纲领，那才是谈共和制的地方。这种反驳意见证明他们对问题考虑得很不周到。不错，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党纲的第一部分），也有几个专门性的纲领，如政治纲领，工人纲领，农民纲领。谁也没有建议在纲领的关于工人的部分（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中特别地、专门地谈到这种改革或者那种改革的政治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这一类的改革在任何政治条件下都必然会成为使运动前进的工具。在农民纲领中应不应该特别地、专门地谈到政治条件呢？应该的，因为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的统治下，（P24）最好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可能成为使运动倒退的工具。我们就拿马斯洛夫的纲领来看吧：纲领中谈到把土地交给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党的政治纲领，他的纲领中还是特别地、专门地谈到了目前土地改革的政治条件。这就是说，必须预先说明实现土地要求的特殊政治条件是无可争辩的。全部问题在于，从学术的观点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看，能不能允许不把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同人民选举官吏、同共和制联系起来，而把它同任何一种“民主”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民主联系起来，——这种民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在是报刊上和“社会”中主要的和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假民主主义。我认为是不能允许的。我可以预言，实践不久就一定会纠正我们的土地纲领的错误，也就是说，政治形势将迫使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在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不是强调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而是强调人民选举官吏和共和制。
至于谈到分配土地的纲领，我在代表大会上是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我对它的态度的：地方公有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分配作为一种纲领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有害的。因此，我当然比较倾向于分配，并且准备投票拥护波里索夫而反对马斯洛夫。分配不会有害，因为农民都同意这个办法，这是第一点；它用不着以彻底改组国家作为条件，这是第二点。为什么说分配是错误的呢？因为这个办法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分配派”在反驳国有化的时候对我说，当你听到农民谈国有化的时候，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不要只听言论，而要注意问题的实质。农民想要的是私有权，是出卖土地的权利，而关于“上帝的土地”等等言论不过是夺取地主土地的愿望的思想外衣而已。（P25）
我回答“分配派”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正是在你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地方，我们同你们的意见分歧才刚刚开始。你们在重复旧唯物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旧唯物主义者会解释世界，而我们应该改变世界①。分配论者也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的关于国有化的言论，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言论，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他们不善于把这种正确的解释变成改变世界的杠杆，变成进一步推动运动前进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硬要农民抛弃分配而接受国有化（如果真有什么人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的纲领的第一种方案也会完全打消这种想法），而是说社会主义者在无情地揭露农民关于“上帝的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候，应该善于向农民指出前进的道路。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向普列汉诺夫说过，我还要千百次地重复说：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就象过去把割地问题庸俗化那样，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不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我们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所谓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言论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应该很好地分析这个真理。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又由特列波夫掌握，这就等于说这些土地将属于特列波夫，你们愿意这样吗？如果罗季切夫们和彼特龙凯维奇们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政权，因而也掌握了国家财产，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土地落到他们手里呢？农民自然会回答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决不把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特列波夫们，也决不（P26）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交给罗季切夫们。既然这样，就必须由人民选举所有的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共和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把土地转为“国家财产”，把土地转交给“人民”的措施才会是有益无害的。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真正农民革命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脆整个地否定国有化。这是一种狭隘、片面、草率和近视的表现。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农民说明国有化这一有益的措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然后还应该指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质（我的纲领的第三部分就这么做了，它已经包括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面）。
在结束我对代表大会上土地问题争论情况的介绍时，我还要讲讲对马斯洛夫的纲领草案作了哪些修正。在表决采用哪一个纲领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起初赞成马斯洛夫的一共有52票，即不到半数，赞成分配的有将近40票（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地方公有的票数，我附和了“分配派”）。直到重新投票时，马斯洛夫的草案才得到60多票，因为所有的动摇分子，唯恐党会根本没有土地纲领，都投了赞成票。
在几个修正案中，孟什维克否决的是一个要求比较确切地规定“民主制国家”这个概念的修正案。我们建议用这样的措辞：“充分保证人民专制的民主共和国”。这个修正案所依据的是上面明确讲到过的思想：如果没有充分民主的中央国家政权，那么地方公有就是完全有害的，而且可能蜕化成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修正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我恰巧不在会场。现在我还记得，当我（P27）穿过邻室回来时，“议会休息厅”的喧嚣声和戏谑的喊叫声——“约翰同志宣布共和制了！”“在他的纲领里找不到防止复辟的保证。”“普列汉诺夫同志复辟了君主制。”——真使我大吃一惊。
后来人们告诉我，情况是这样。一向动不动就要抱委屈的孟什维克，看到这个修正案又感到受了委屈，他们认为这个修正案的用意是要揭露机会主义，是要说孟什维克反对共和制。于是他们怒气冲冲，大嚷大叫。布尔什维克自然也激动起来。人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这时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约翰同志很不安，他不愿意引起争执，当然他一点没有“反对共和制”的意思，他站起来声明他撤销自己的提法，同意修正案。布尔什维克对“宣布共和制”报之以掌声。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或者另一位孟什维克插进来进行争论，要求重新表决，于是——据别人告诉我——总共以38票对34票（显然有很多人不在会场或者弃权了），“君主制又复活了”。
在被通过的修正案中，必须指出的是“转让”一词改成了“没收”。其次，“地方公有派”终于不得不向“分配派”让了步，科斯特罗夫同志提出了一个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意分配的修正案。这已经不是马斯洛夫最初提出的纲领，而成了在大会上人们打趣地说的“被阉割的”纲领。实质上这是一个混杂的纲领，既有国有化（一部分土地变成全民财产），也有地方公有（一部分土地由大的地方自治机构支配），又有分配。同时，在纲领中和策略决议中都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什么时候实行地方公有，什么时候实行分配。结果得出的不是一个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纲领，而是一个（P28）漏洞百出的纲领①。
注释
[16]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9。
[17]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9。
[18]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0。
[19] 1861年改革是指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
[20] 脸盆镀锡一词见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的《给婶母的信》。作者在这里嘲讽地方自治机关不敢破坏现存制度的基础，而只能解决关于脸盆镀锡之类的小问题。——11。
[21]亚历山大三世是俄国皇帝，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后继位。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反改革”的反动改革。其中涉及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1890年6月12日颁布地方自治条例，在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实行等级制的选民团制度，增加贵族的代表权，并由省长从农民选出的候选人中任命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议员来代替农民选民团的选举。另一项是建立新的机关来加强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护，这种机关从1892年起称为省城市和地方自治事务会议。——11。
[22] 莫斯科罗斯是指15世纪末—17世纪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即有些史书中所说的莫斯科国。——11。
[23]杰米扬的鱼汤原意是过分殷勤的款待，也泛指把自己主观上认为合适的东西强加于人，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寓言说，一个叫杰米扬的人请客时拼命劝客人进餐，端上一盘又一盘的鱼汤，直到客人喝不下了仍不罢休。客人最后只得逃走，再也不敢进杰米扬的家门。——13。
[24] “莫斯科的三鲜汤”一词出自格·阿·阿列克辛斯基（阿列克谢耶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鉴于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孟什维克土地地方公有纲领的一项修正案—— 备移民使用的土地归国家所有，阿列克辛斯基在发言中说：决议的起草者们“一直反来复去地向我们谈国有化的害处，他们自己却把它部分地采用于决议之中，试问逻辑何在？……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如他自己承认的不喜欢杰米扬的鱼汤，那么，是不是他和土地问题决议的其他作者们更喜欢他们已把我们的土地纲领变成的那种‘莫斯科的三鲜汤’呢？”——14。
[25] 10月17日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任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14。
[26] 波拿巴主义原来是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第一）于1799年在法国建立的军事专政和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于1851年掌握政权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专政，后来则泛指依靠军阀和具有反动情绪的落后的农民阶层、在阶级力量均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间随机应变的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俄国彼·阿·斯托雷平的统治就含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16。
[27] 《前进报》（《》）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号和第5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17。
[28]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7。
[29] 指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马全部复选人的4％。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二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212），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18。
[30] 《人民自由报》（《》）是俄国的政治文学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5年12月21日（1906年1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号。编辑为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人民自由报》的前身是1905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人民报》。——19。
[31] 指收入《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小册子（1906年2月）的列宁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中的引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9—157页）。——19。
[32] 《俄罗斯新闻》（《》）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9。
[33] 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Ｘ．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20。
[34] 这个问题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已经说到过。他在那里写道：“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对我们说基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7—128页）——22。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