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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里触及到的波兰代表团的立场问题谈起。人们（特别是崩得分子）责备波兰同志，说他们前后不一致，居然同意了我们的决议案，而他们在委员会里亲口说过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能够这样责难是由于玩弄了一个很简单的手法：回避了代表大会面临的有关这项议程的那些问题的实质。凡是不想回避问题的这种实质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同波兰同志们的意见一致的。第一，我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无产阶级在同其他一切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们的革命性如何，不管它们保卫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发生关系时，绝对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第二，我们一致承认，工人政党有权利和有义务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包括农民政党在内）不仅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而且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

　　在波兰同志提交代表大会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报告的决议案中，这些思想或者说论点都表达得非常明确。那里直接谈到对一切政党（直到社会革命党）都要保持阶级独立性。那里直接（P340）谈到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集团共同反对自由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是我们俄国所谓的左派联盟或左派联盟政策。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的真正的一致把我们和波兰同志联合起来了。否认这一点，说什么波兰同志的行为前后矛盾，那就是回避直截了当地提出原则分歧。

　　无产阶级因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同于一切政党，哪怕是最革命最共和的政党，此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领导着整个革命民主派的斗争。在波兰同志的决议案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中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这难道还能否认吗？

　　关于托洛茨基，我想谈几句话。我现在没有工夫谈我们同他的意见分歧。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李伯尔同志拼命责备我，说我甚至把劳动派也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排除出去了。李伯尔在这里又是只注意词句，而不注意争论的实质。我说的不是要取消我们同劳动派的共同行动，而是必须同劳动派的动摇保持距离。当劳动派出现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的时候，就应当不怕同他们“划清界限”。当劳动派不是采取彻底的革命民主派观点的时候，就应当无情地揭露他们。李伯尔同志，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工人政党实行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那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同一部分资产（P341）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就是这部分资产阶级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要么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话。

　　除李伯尔外，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争论的实质，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普列汉诺夫谈到罗莎·卢森堡，把她形容为云端圣母[161]。没说的！争辩得多优雅，多委婉，多动人…… 但是我仍然要问普列汉诺夫：圣母归圣母，而你对问题的实质有什么看法呢？（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如果把圣母抬出来是为了回避从实质上分析问题，这可是不好。圣母归圣母，但我们对“全权杜马”该怎么办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同马克思主义或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李伯尔和普列汉诺夫用不同的口吻对我们说：“有时候可以达成协议。”说这种话很方便，但是毫无原则，毫无内容。同志们，我们本来也只是有时候，仅仅是有时候，才容许在一定情况下同劳动派达成协议。我们很乐意把这些话写进我们的决议案。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共同行动有时候是可以容许的？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这些重大的问题被普列汉诺夫用委婉的俏皮话和李伯尔用慷慨激昂的空话掩盖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所说的有时候可以达成的所谓的协议、所谓的“技术性”协议是什么意思！这种协议无非是一种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派的政策。“有时候”只不过是掩饰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不高明的遁词而已。

　　普列汉诺夫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必须支持资产阶级的言论。可惜他没有引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可惜他忘记了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马克思是怎样“支持”自由派的。其实，要证（P342）明这样做是无可争辩的，也无须扯得这么远。旧《火星报》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支持自由派，甚至支持贵族代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当社会民主党还应当唤醒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现在，各种各样的阶级都已经登上舞台，一方面，农民革命运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自由派的背叛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时候，根本谈不到我们要支持自由派。我们大家都同意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当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而自由派是怎样对待这个要求的呢？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多少还算进步的阶级都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我不怀疑，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事实上孟什维克的政策所要求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事实上在去年一年内，即在所谓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时期，正是孟什维克每次都做了立宪民主党的工具。无论在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的时候，还是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都是这样。经验表明，在这些场合，同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愿望”相反，成了工具的恰恰是无产阶级。至于“全权杜马”的问题，至于投戈洛文的票的事，那就更不用说了。

　　必须十分明确地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工人政党的政策才会是独立的政策，才不仅仅在口头上是革命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影响动摇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斗争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他们毫无理由地在这里抱怨我们，说我们提出的自由派在欺骗小资产阶级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仅我国革命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派正是靠着欺骗来影响许多居民阶层的。我们的（P343）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些阶层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年来不断破坏而且终于摧毁了（例如在柏林）自由派对广大居民群众的影响。我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使立宪民主党失去他们的民主派拥护者。

　　现在我举例说明，孟什维克实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会导致什么结果。在孟什维克的《俄国生活报》1907年2月22日这一号（第45号）上有一篇不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文章，谈到了选戈洛文的事和戈洛文的演说，该文说：“国家杜马主席担当了伟大的重要的任务，——他说的话应该是凝聚着14000万人民的主要要求和需要…… 可是戈洛文先生一刻也没有超出立宪民主党党员的地位来表达整个杜马的意志。”请看，这话听起来多么有教益啊！孟什维克仅仅为了要投票支持，就说自由派负有重要的任务——代表“人民”说话。这就是把思想政治领导权直接转交给自由派。这就是完全抛弃了阶级观点。我可以说，如果在左派联盟中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异想天开说什么劳动派分子负有重要的任务，反映“劳动者”的需要，那我会完全同意坚决谴责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思想联盟，而我们是不应当同任何人，甚至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任何类似的联盟的。

　　顺便提一下，马尔丁诺夫说，当我们提出关于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落到了结成这种联盟的地步。这是不对的。我请你们注意一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家报纸上登载的中央委员会拟定的选举纲领草案中，我们看到的同样也是这种要求土地和自由的口号！马尔丁诺夫的话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

　　最后，我想对波兰同志们说几句话。也许，对于他们中间的某（P344）些人来说，似乎不需要确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也许是因为波兰的阶级斗争比较尖锐，这样做没有必要。但是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明确地指出劳动派政党的阶级性质，对于指导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只有根据对政党的阶级分析，才能十分明确地向整个工人阶级提出我们的策略任务：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背叛成性的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P345）

　　注 释

　　[161] “云端圣母”一语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5月12日（25日）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讽刺罗·卢森堡的话，当时她支持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李伯尔同志问罗莎·卢森堡同志，她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真是天真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同志什么样的椅子也不坐。她象拉斐尔画中的圣母那样站在快乐幻想的云彩上面”。（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22页）——342。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