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早已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个阵营的那些原则分歧的中心点。还在革命刚取得一些巨大成就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前（如果可以把1905年上半年说成革命以前的话），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两种定型的看法。争论关系到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都同意。但它们对这一范畴的理解以及对由这一范畴得出的具体政治结论在看法上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这一派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而无产阶级只能处于“极端反对派”的地位。无产阶级不能担负独立进行这场革命的任务，不能领导这场革命。1905年进行的关于临时政府的争论（确切些说，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政府的争论），特别鲜明地反映了这些分歧。孟什维克之所以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首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在得到新《火星报》赞许的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1905年）[160]中，这种观点表现得十分露骨。这个决议公然指出，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会吓跑资产阶级，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里显然是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够也不应当比资产阶（P327）级走得更远。
布尔什维克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决认为，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俄国目前发生的这场变革的任务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经营制，不管谁是法律上的土地占有者）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尖锐和深刻，发展得愈来愈广泛和单纯了。
这一切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完全没有争论的。但是，决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领袖。得出这种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于，我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并且联合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时候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民主成果，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便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对付资产阶级。
因此，资产阶级必然力图磨平革命的锐角，不让革命进行到底，不让无产阶级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迫使资产阶级力求保存旧政权的某些工具和机构，以便用这些工具来对付无产阶级。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资产阶级也仍然是动摇于革命和反动之间的成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可见，资产阶级不可能是我国革命的领袖。（P328）
这场革命最大的特点是：土地问题非常突出。土地问题在俄国比在相应条件下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尖锐得多。1861年实行的所谓农民改革是极不彻底和极不民主的，并没有动摇农奴主－ 地主统治的庞大基础。所以，土地问题，即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是目前这场革命的一块试金石。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农民取得胜利的条件。
从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大部分农民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早在1905年初，我指的是1905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提法，它已经被俄国革命的各个重大阶段上的事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结论在实践中、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在1905年10月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时期，无产阶级走在最前列，资产阶级动摇犹豫，农民则捣毁了地主的庄园。参加萌芽状态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起义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农民中很快就产生了比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更左倾即更革命的民主的“劳动团”。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农民直接打败了自由派。无产阶级走在前面，农民比较坚决地跟随无产阶级前进，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动摇的自（P329）由派。
现在来谈谈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所说的观点上的差异充分表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孟什维克的决议案的对立上。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点是说明几大类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我们早在提交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们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政党有三大类，即十月党、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当时这个派别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派”这个名词在俄国政治词汇中还不存在）①。我们现在的决议案保存了这个特点。这个决议案不过是变相的斯德哥尔摩决议案。事件的进程充分证明斯德哥尔摩决议案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经验稍稍变动一下就可以了。
孟什维克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既没有分析政党的类型，也没有分析各个政党的阶级内容。决议案软弱无力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俄国还只是刚刚形成，因此还没有具备稳定政党的性质”，“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哪一个政党现在就已经同时兼有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革命性”。难道这不是软弱无力的言论吗？难道这不是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吗？离开了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有政党的充分的稳定性，正象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样。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揭示登上历史舞台的各个政党的阶级根源。我们的决议案表明，这个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我已经根据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例子说明，决议案指出的政党的三种类型在整整一年的革命过程中是相当“稳定的”。
孟什维克的观点是不稳定的。他们现在的决议案甚至比他们（P330）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8—210页。——编者注去年的草案又倒退了一大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人民杜马报》第12号（1907年3月24日）登载的这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论据部分指出：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一系列共同的任务”；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其他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三，在农民占多数而城市民主派软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第四，“在资产阶级政党目前这样的组合情况下，国家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得到完备的表现”，在一极上它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不准备进行斗争，而在另一极上则反映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和土地空想这两种幻想”。论据部分就是这样。现在再看看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无产阶级在实行独立政策的时候，既应当同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和立宪幻想作斗争，也应当同另一些人的革命幻想和反动的经济方案作斗争。第二个结论是，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同这些政党的行动配合起来”。
凡是希望确定工人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决议案连一个也没有回答。这些共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确定各个政党的阶级性质。然后应该弄清楚各个阶级在目前革命中基本的相互关系，就是说，这些阶级同革命的继续或发展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其次，应该从一般地分析阶级进而分析各个政党或各个政党集团现在所起的作用。最后，应该具体指出工人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决议案根本没有说明这些问题。这是一种敷衍态度，它笼统地说什么无产阶级政策应该同资产阶级政策“配合”。究竟怎样“配合”，同哪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配合，这方面却一字不（P331）提。这是一个关于政党但又不谈政党的决议案。这是一个又要确定我们对各个不同的政党的态度，又丝毫没有确定我们的态度的决议案。决不能遵照这样的决议案行事，因为这个决议案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随便用什么方式和拿什么东西去“配合”。这样的决议案谁也约束不了；它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派的”决议案。对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但是它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以至任何一个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都可以在这个决议案上签字。请看这个决议案的一些要点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同任务”…… 难道所有的自由派报刊不也在这样叫喊吗？…… 必须“配合”——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要求的…… 既同右面的机会主义又同左面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正是想要置身于劳动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最喜欢用的说法！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独立而自主的工人政党的立场，这是希望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占据“中间派”地位的自由派的立场！
请大家从实质上来考察一下孟什维克的论点：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对不对呢？完全不对。请大家回想一下我国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吧。大家可以看看布里根杜马。沙皇号召人民走合法的道路，号召接受他的（沙皇的）筹组第一届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坚决拒绝。无产阶级号召人民扫除这种机关，不让它成立。无产阶级号召一切革命阶级为争取最好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而斗争。这丝毫不是预先确定不去利用最坏的机关，如果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种机关实际上还是产生的话。这是反对实现最坏的筹组人民代表机关的条件的斗争。有些人在评价抵制的时候，总是犯逻辑错误（P332）和历史性错误，把在某种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同反对这种机关的实现的斗争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怎样回答无产阶级的号召呢？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叫反对抵制。他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自由派教授们叫学生好好学习，不要罢课。资产阶级就是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回答无产阶级关于进行斗争的号召的。这两个阶级甚至在民主革命中的对抗，那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想缩小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不让无产阶级越出成立布里根杜马这个范围。
自由派的科学泰斗维诺格拉多夫教授那时就这样写道：如果我国革命走1848—1849年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走1789—1793年革命的道路，那会是俄国的不幸。这位“民主派”竟把革命夭折、起义失败称为幸事！如果我国革命象1793年法国革命那样无情地镇压自己的敌人，那么，照“自由派”的意见，就得叫普鲁士的骑兵来恢复秩序了。孟什维克说，我国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而事实上资产阶级那时就已经准备进行斗争，他们准备进行的正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对革命取得“过大的”胜利的斗争。
我们再往下看。就拿1905年10—12月来说吧。在我国革命达到最大的高潮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曾表明它“准备进行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用不着证明的。这一点是当时的孟什维克报刊完全承认的。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拼命给革命抹黑，把革命说成是盲目的疯狂的无政府行动。资产阶级不仅不支持人民建立的起义机关——所有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反而害怕这些机关，反对这些机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当时怎样把这些机关称为下流场所。资产阶级认为（P333）这些机关的建立表明革命走得太远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想把人民的革命斗争劲头引到警察控制的立宪反动制度的狭窄轨道上去。
关于自由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就不必多讲了。孟什维克也承认，在第一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干扰社会民主党人和一部分劳动派分子实行的革命政策，阻挠他们的活动。而在第二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公然附和黑帮，公然支持政府。
现在说什么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运动来“推动本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这等于是嘲弄事实。现在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不置一词，就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孟什维克在他们的决议案中谈到城市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他们使用这个奇怪的术语却违背他们的本意而泄露了天机。我们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常常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这个词的特殊含义。例如，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孟什维克决议案中提到的现实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决议案是在赞扬资产阶级温和谨慎！
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不准备”进行斗争的论断，加上他们的策略纲领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公开声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切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用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偷换工人政党的独立政策。孟什维主义的这种实质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不是单纯从他们的理论见解中引伸出来的，这种实质表现在一年来他们为贯彻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上。请看看“责任内阁”、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投戈洛文的票等等例子（P334）吧，实际上这正是一种依赖自由派的政策。
关于农民民主派，孟什维克说了什么呢？决议案把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农民的“土地空想”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完全同类的东西。孟什维克说，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样也必须同农民的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作斗争。这是典型的孟什维主义论调。有必要来谈谈这种论调，因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种论调，在实际政策中必然会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这里表面上看来是批评农民的空想，而实际上是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推动农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任务。
的确，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农民的土地空想在目前革命中的意义。农民的主要空想是什么呢？无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们相信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够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
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空想，这是小资产者的空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反动的偏见，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不是小业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产。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评价的不是农民的理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义，而是农民的理想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在目前革命中，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分给或平均分给农民，难道这是空想，是反动？！不！这不仅不是反动，恰恰相反，它最坚决最彻底地表达了完全消灭整个旧制度和全部农奴制残余的愿望。如果认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以保持住“平均制”，甚至认为“平均制”可以成为半社会主义的开端，这种想法才是空想。而农民希望立即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空想，而是革命，（P335）而且是从革命这个词的最严格最科学的含义上说的。夺取土地并分配土地，会给资本主义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客观上看，即不是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俄国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但是这种变革可能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普鲁士式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么是美国式的。这就是说，地主可能取得胜利，强迫农民赎买或接受其他微不足道的让步，同一小撮富人勾结起来，使群众彻底破产，把自己的经济变为容克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变革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但对农民是最不利的，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是最不利的。相反，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时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形式。
而且这不单单对农民更为有利，就是对无产阶级也是更为有利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知道，除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这场变革进行得愈不充分和愈不彻底，那么愈长久和愈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任务，不是纯属本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是一般的民主任务。农民的胜利愈彻底，那么无产阶级就会愈迅速地最终作为一个阶级分离出来，就会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则是革（P336）命的。因此，把自由派在目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和农民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时的反动空想主义相提并论，那就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逻辑错误和历史错误。自由派力图把目前的革命加以阉割，把它变成赎买、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等，农民则企图把他们立即打垮地主、夺取全部土地、分配全部土地的愿望反动地用空想加以理想化。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不仅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且甚至背弃了彻底的革命民主派的观点。如果决议案中写什么要在目前革命中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农民的革命主义作斗争，这个决议案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写这个决议案的人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中处于自由派和农民之间的知识分子。
我在这里不能十分详细地评论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纲领及其臭名远扬的反对“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采取片面的敌对的态度”的口号。这种口号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和非无产阶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最后，我要谈一谈一种常见的对我们提出的所谓异议。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劳动派常常同立宪民主党一起来反对我们。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不是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决议案提出的异议，因为我们是十分肯定和十分坚决地承认这一点的。
劳动派显然不是十分彻底的民主派。劳动派（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显然动摇于自由派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也应当指出这一点。这种动摇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他不由自主地要反对这种状况，争取民主，赞成消灭剥削的主张。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P337）（如果不是今天的业主，那也是明天的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使农民幻想和渴望出人头地，自己成为资产者，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①（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而和整个社会对立。
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一点也不要为难，不要怕同这种动摇划清界限。每当劳动派表现出畏缩和追随自由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毫无顾忌地、十分坚决地反对劳动派，揭露和谴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
我国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小资产阶级往往而且必然最容易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最容易表现出没有气节，最容易背弃革命道路，最容易叫苦和后悔。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工人政党都要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当善于利用哪怕是杜马讲坛来公开揭露不坚定的民主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杜马中发言：“农民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代表背叛了你们，当了自由派地主的尾巴。你们的杜马代表把农民事业出卖给自由派的空谈家和辩护士了。”要让农民知道，我们也应该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不仅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民主的利益方面，不仅在捍卫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反对农奴制剥削的全体农民群众的利益方面，都只有工人政党才是真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
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实行这种政策，我们就可以从我国革命（P338）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12页。——编者注中给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事业发掘出大量的财富，—— 不管命运会怎样摆布我们，不管革命会遭到怎样的挫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发掘出这样的财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一定会向整个工人阶级提供极丰富的思想、极明确的认识和极坚定的斗争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这一切。即使革命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也可以首先学会了解自由派政党和民主派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学会仇恨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蔑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有着这样丰富的知识和这样的思想素养的无产阶级，将来一定会更加齐心、更加勇敢地去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和中间派鼓掌）（P339）
注 释
[160]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2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2—93页）中详细分析了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决议。——327。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