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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辩论重新转到如何从原则上评价杜马党团的政策这个问题上来。策列铁里同志说：“我们有过错误，但是不曾有过动摇。”我想，责备年轻的、刚开始活动的杜马党团犯了错误，那是完全不正确的。但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党团在政策上无疑有过动摇。为了教育整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为了责备几个人，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这种动摇，并给自己提出克服这种动摇的任务。

　　策列铁里同志引证欧洲的历史。他说，1848年不仅教我们懂得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教我们懂得，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某种联盟，就无法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策列铁里同志的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无论1848年的革命还是以后的历史经验教给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恰恰是另一种东西，即资产阶级民主派愈来愈反对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争取自由的斗争进行到底。1848年教导我们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而是必须使人民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摆脱根本不能为民主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策列铁里同志用伯恩施坦主义的精神来引证1848年的经验，正好暴露出修正主义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毫无根据地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党内是软弱无力的。（P319）

　　策列铁里同志关于粮食工作委员会的声明，也很能说明他的根本立场的动摇。策列铁里说，我们没有充分强调我们关于就地调查的建议的合法性。我们满足于一般的讨论，错过了机会，没有把我们方案的合法性作为论据来说服别人。下一次我们要改正这个错误。

　　这样提问题，就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我们党团的立场完全是动摇的。真是难以设想，有人居然为他们没有充分论证合法性而感到痛心！问题根本不在于说明理由和强调合法性，不在于“说服”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什么人，这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政府实质上不可能允许而且也不会允许就地调查，认为（而且是正确地认为）这样做就是诉诸群众，这难道他们不明白吗？

　　无论你怎样强调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策列铁里不朝下看，不去开导人民群众，向他们说明真相，而是朝上看，希望说服自由派，用合法性来争取…… 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而这种渺小的、可怜的、贫乏的政客伎俩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很清楚，无论孟什维克或立宪民主党怎样利用议会玩弄诡计，都不可能使斯托雷平放弃他的政策。抛开了群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企图通过以合法方式说服斯托雷平之流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得到好处，那是无聊的知识分子的无聊幻想。

　　我认为，同民族民主党人谈判也是同样无聊的机会主义做法。引证倍倍尔的话来为这种做法辩护是无济于事的。他说，倍倍尔说过：如果工作需要，即使是魔鬼的老祖母，也要同她打交道。同志们，倍倍尔说得对，如果工作需要，当然也可以同魔鬼的老祖母打交道。但是，哪一项工作需要你们同民族民主党人打交道呢？没有哪一项工作有这个需要。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可见，倍倍尔的（P320）话说得很好，而你们的理解却很糟。[158]

　　投靠民族民主党人也好，投戈洛文的票也好，企图抛弃没收的主张也好，这一切都是同一条错误路线的几个部分，这一切都不是没有经验的表现，而正是政治上动摇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邀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在这里，有人对我们说，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是不能对他加入党一事进行谴责的。这就好象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他们对我们说，等到开代表大会再谈吧，不开代表大会问题弄不清楚。而现在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又说，没有普罗柯波维奇出席不行，等以后把问题转给彼得堡组织吧。这是诡辩。

　　普罗柯波维奇是个著作家，他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普罗柯波维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抱着某种机会主义的目的钻到我们党内来的。他加入铁路区党组织显然是对我们的嘲弄。这是用来掩护杜马工作的幌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就在于让他利用了这种幌子。我们的杜马党团的过错就在于，它帮助了那些不在党内工作、从根本上敌视党、为《同志报》撰稿的自由派著作家踏着杜马的阶梯进入我们党里来。

　　切列万宁在这里为杜马党团的政策辩护，他说，就算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落后了，现在反动了。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要把问题看死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低潮时期表现不好，他们在高潮时期可能还有用处，那时他们会迅速地向左转。

　　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说法，只不过说得格外露骨罢了。因此这种说法是骗人也就更加明显。就拿革命的两大路标即1905年10月这个最大的高潮和1907年春天这个最大的低潮来说吧。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年配当民主派吗？不配。孟什维克自己在《开端（P321）报》上都承认这一点。维特是交易所的代理人，司徒卢威是维特的代理人，孟什维克当时就是这样写的，而且也写得对。那时，孟什维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应当揭露他们，使他们在民主派中间威信扫地。

　　现在，1907年春天，你们也开始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不中用的民主派。可见，不论在高潮时期或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个时期，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会称之为动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动摇，转而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妄想“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结果只是给工人政党带来了害处，终于看到自己错了。

　　简单地谈谈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代表“中间派”说话，他反映了崩得的观点。他攻击我们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案。他公然用分裂，用杜马党团要退出大会来威胁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决议案使杜马党团受到了侮辱。我特别强调这几句话。我吁请你们把我们的决议案仔细再看一遍。

　　要求冷静地承认错误，还没有加以任何严厉的指责，就认为是一种侮辱，就谈到要分裂，这岂不是怪事？？这岂不是表明我们党有害怕承认错误、害怕批评杜马党团的毛病？

　　居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单是这一点就说明我们党内有某种非党的东西存在。这种非党的东西就表现在杜马党团同党的关系上。杜马党团应当有更强的党性，应当同党有更密切的联系，应当更加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不会叫喊受了侮辱和以分裂来威胁了。

　　当托洛茨基说什么我们的难以接受的决议案有碍于我们的正（P322）确思想的贯彻的时候，我曾对他叫道：“拿出您的决议案来吧！”托洛茨基回答说：不，你们先得撤销自己的决议案。

　　你看，采取“中间派”的立场很不坏吧！那样做，可以为我们的（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错误（“不灵活”）而处罚全党，不让党“灵活地”叙述同一些原则！地方上的同志们会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没有贯彻自己的决议案？因为中间派生这个决议案的气，而一生气，他们就不肯说明自己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掌）这不是有原则的立场，而是中间派无原则的表现。

　　我们是带着全党早就知道的两条策略路线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把两种观点更清楚地加以对比。我们要表明这两种观点在我们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是怎样应用的。我们要对党的经验作出明确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结束无产阶级政策上的动摇。（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间派鼓拳）（P323）

　　注 释

　　[158] 这里说的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反对派的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除民粹派外还有立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对这种会议持否定态度。当听说民族民主党人也出席会议时，布尔什维克曾建议党团通过一项决议，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民族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这个党不惜用黑帮手段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伊·格·策列铁里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却引用奥·倍倍尔的话，并且说：“人们仅仅以有一个在道义方面使我们不满意的党出席会议为由而建议我们退出这种会议。对此我们没有同意。”（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194页）——321。

责任编辑：丁冬勤